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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日本“菊与刀”

发布时间:2013-05-12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孙汝建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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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日本“菊与刀”
孙汝建 整理
 
一、近代以来的中日历史比较
 
日本曾犯过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尽管由于自身文化体系不足,但是,它无疑是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典范。
日本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都不算好,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30人,达到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的资源优势,应当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贫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被称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独特的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与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来华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
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以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个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利益与民众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
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军舰)”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就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
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讲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1885418,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鸿章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伊藤博文则大胆预测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说,中国又睡觉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32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一次会面,不过他们是分别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这个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都是和中国一样背负着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因为励精图治和勇于变革,却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与中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一个慑于“列强”武力而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东方弱国跻身于“列强”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为日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创造的许多财富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战争死亡200万人以上,经济也处于濒于崩溃的状态。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残酷的历史现实使日本人民认识到通过战争与掠夺想要达到发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过自强不息、以奉献与服务为基本宗旨才能达到生存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进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由于日本企业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日本货被称为“东洋货”,当时是劣质品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人却把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的“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请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质量管理的热潮。日本人不仅将戴明奉为“圣人”,还明确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口号。1953年至1973年间,日本企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企业发展模式让所有公司效仿,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70年代以后,日本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单一的日本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发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规则而出现衰退,过去曾使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创新精神”也不得不让位于代表自主创业和不断进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业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新材料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占到全球海外资产的一半,2003年仅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1.3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帮助的元素,正如俄国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能教训我们的没有什么,只有惩罚那些不从中学习应有教训的人。”日本人长于做学生,所以能后来居上;中国人不善于做学生,所以必须兼容并蓄,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满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一样——“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但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虽然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依然还是祖先的遗物,但没有人去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爱因斯坦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那么,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则应当说一切历史都是发展史”,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尽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发展着。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日本的文化符号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剑。
 
二、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经历了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汉文、儒学、律令制度、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1]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地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革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直到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设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日本文化的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一)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来分析,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二)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与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三)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四)对“性”的文雅和粗俗
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建筑的形式亦不例外,尤其是中世纪的日本建筑。可分为三大样式,即和式建筑、唐式建筑、及天竺式建筑。而其中所谓的唐式建筑即是源于中国宋元一带的建筑样式。而宋元文化中又以禅宗对日本的中世文化影响最大,故唐式建筑又称禅宗式建筑。此时中国文化的传入不但丰富了日本的宗教文化,更使日本的建筑文化迈入一个新纪元。也使日本的各种艺术表现不论是建筑,庭园,传统茶道,甚至是能剧的表现都充斥着高度禅意,创造了一个寂静且充满冥想的空间,使人心更加的清澈,单纯。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联系起来,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主要是通过茶会和学习茶礼来达到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的目的。
传统的日本建筑师强调整体的生态设计,他们以敏锐的感官去探究空间的深层本质,进而转换成建筑空间的元素,以塌塌米、竹、石、纸、木等简单的构成要素,形塑“空、间、寂”的独特的日本美学。茶室、民家、山庄、旅馆、武士住宅、田舍家等典型的日本传统建筑形式,展现日本纯粹与和谐的风格构成。
 
四、日语的特点
 
(一)日语与汉语的比较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好多日语单词就是从汉语里来的,被语言学家称为sino-Japanese.两者应该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日语中平假名和片假名甚至就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表音文字。如来自汉字的的草体。
要学好日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上面所述都是一些表层的东西。从深层次上来讲,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grammar是一个语言的骨架,它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种语言,看起来很相似的日汉语的文法根本不一样。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日语的谓语动词往往放在句末,这是最特别的一点。比如说“我去学校”,在日语里面说成わたしは学校へ行きます,把“去”这个动词放在最后。其次,日语是以其格助词为关键的,如“に”“を”等,每一个格助词就有很多种用法。拿“を”来说,它就有表示对象的用法,如本をよむ;还有表示起点的,如家を出る;还有表示在某一范围内移动的,如海を泳ぐ。而“に”的用法就更复杂了,而汉语里则简单得多,没有这么多的格助词。
日语里有许多时态,而这些时态是通过词形变化表现出来的,如て形,た形等等。但汉语里则没有这么多词形变化,只是通过加上一些如“了”“着”“过”等助词来表示。日语中的这些形相当难记,而且很容易忘。但是如果掌握了规律,就很容易记了,而且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掌握了一个动词的て形,那它的其它形就可以迎刃而“记”了。
当然,仅仅掌握了这些词形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些句型当中。仅以て形为例,它就有很多与之有关的用法或句型。如てくたさぃ表示礼貌地请求;てぃる有表达两个含义,一方面表示动作的进行,还有一种就表示状态的持续;てもぃぃです表示可以干某事了。
日语中有如此多的词形变化,而汉语中很少,那为什么一些西方人会觉得汉语比日语更难学呢?让我们来看看日语和英语的比较吧。
(二)日语和英语的比较
和汉语相比,日语和英语的相似处更多,它们都属于形合的语种,注重形式;而汉语则属于意合,西方人对此很难理解。而且日语和英语都有很多相对应复杂的句型,时态,及与之相关的词型变化,比如与て形相对应的英语时态就是现在时-ing形式,与た形相对应的则为过去时-ed形式,与なぃ形相对应的则是英语中的否定。而且,现在随着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日语中外来语增加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好多词汇都摒弃了原来的和语或汉语读法,采用了英语的发音,叫人背不胜背,这通常都要用片假名来表示。因此,好多日语词都可以用英语来发音,日本人不但不会嘲笑,反而认为你才是up to date。这样一来,西方人当然觉得日语更好学了。什么东西说不出来,仍然可以用英语来表示。但是,由于这些外来语都是用日本的语音发音,因此跟英语单词有很大的出入,这也就难怪日本人读英语的时候感觉怪怪的。
当然,说日语和英语相似,是基于和汉语比较的基础上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语言肯定是有根本区别的,而语言正好可以反映出文化的不同。日本人宣扬的是一种“忍”的精神,以致整个民族都很内敛,表现得很谦恭,好像什么都唯唯诺诺。而欧洲人则不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应该是属于个人主义的那一类。表现在语言上很容易就看出来。日本人在说话的时候有时连ゎたし都可以省掉,而英语里面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愿,经常说一些主观意愿的词,比如I think, In my opinion, I’d like to say ,你看,几乎每个里面都有“我”。
 
五、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995年起,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都要组织一项年度性活动,向全国征集一个适合该年度日本世态的代表性汉字,用以表现该年度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2008年,被挑中的是“变”字。
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127审议通过“新常用汉字表”试行方案,新增“虎”“熊”“鹿”等191个常用汉字,删除了不常用的5个汉字。修订后的新常用汉字表共收录2131个常用汉字。这是日本时隔28年再次修订常用汉字表。
日语中的汉字与中国的汉语汉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体系,它是为表达日语而使用的文字。它对日本语言、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日语已成为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地缘上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文化的交往源远流长。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文化观、哲学观等方面又大相径庭。这究竟源自何处?它们与文字、语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又是语言的载体。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就是文化,三者须臾不可分离。中国的汉字自公元四世纪前后传到日本后,很快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汉字在日语文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字词又是日语词汇中的主流。明治维新前后,受欧美等国的影响,创立了现代日语语言学。从这时起,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日语文字词汇才真正开始。但是,这百余年的日语文字词汇研究,主要局限于汉字及汉字词本身的研究上,如汉字的演变、汉字的构造、汉字词的使用、汉字词的特点等方面。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两者关系的研究则相对滞后。由于语言文字既是传播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工具,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对于了解日本人、日本民族、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据日本学者石黑修的统计,学习各语言所需的时间分别为:意大利语2年、德语3年、英语5年、日语则要8年。日语的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日语学习的时间之所以最长,其主要原因是日语文字表记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 
众所周知,英语字母为26个,俄语也只有33个。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姑且不论,光常用汉字就有1945个。诸桥辙次撰写的《大汉和词典》收录汉字50292个(包括异体字)。除此之外,汉字的书写(个别字达到30余画,如:“鬱”),汉字的读音(有的竟达十几种之多,如:“生”)也是学习语言的一大难关。
语言学习的时间越短,花费的精力越少,就越有利于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日语中的汉字确实是语言学习的一大障碍。
有鉴于此,日本近代开始的国语改革实质是文字改革,而文字改革的核心是汉字改革。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新井白石等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欧美等国的文字数量要远远少于日本。但真正点燃日语改革这一导火索的是被称为日本“现代邮政制度之父”的前岛密。明治维新的前两年,他向幕府的最后一个将军德川庆喜建议,“应废除汉字”。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以福泽谕吉、西周等为代表的文学志士痛感,如不限制汉字,使文字简单化,日本将永远落在欧美列强的后面。当时的文部大臣,早年曾留学英国的森有礼甚至宣扬“汉字是恶魔”。被美誉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更加露骨地说,“汉字是世界上最坏的文字”。19463月,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社论。
可是,日本汉字的使用状况又是如何呢?1981年,日本以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的名义公布了允许使用的“当用汉字”1850字。1981年,日本政府以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的名义正式颁布了“常用汉字”1945字,外加人名用字284字。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调查,日本报刊杂志使用的汉字为3200字。1990年版日本JIS汉字(日本工业标准)中共收入汉字6355字。日本文字改革的结果是,汉字没有减少反而大幅攀升。它从一个侧面告诫人们,汉字对日本语言、日本文化乃至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从公元四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日本,由于汉字的输入,日本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汉字一起传入的中国文化提高了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调查,由汉字构成的汉语词汇已占日语总词汇量的半数以上,它遍布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汉语词汇来自中国应属外来语,可是,至今仍然用汉字书写。这种情况在其它任何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和特点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可谓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两千年来的文明史,所有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科技资料等,无一不是用汉字或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可以说,汉字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汉字已深深浸透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语言文字是现在的人们与过去的人们乃至将来的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废除了汉字就等于割断了历史、隔断了过去的日本文化与今日日本文化的联系。况且,语言文字又是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它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产物,并不因政府部门的一道命令立即消失。日本的文字改革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音节的种类看,英语约3000个,汉语是411个,如果算上四声的声调约为1644个。日语的音节只有103个(一说为117个)。日语音节数量少、结构单一(绝大多数为元音)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如果没有了汉字,这些词语根本无法区别,势必造成日本语言的极大混乱。
具备最起码语言知识的人都知道,造词能力极强的汉字是日语的一大优势。要求废除汉字的呼声最早起于明治初年,但是,这些人恰恰忘记了,正是由于汉字的造词功能,才使得欧美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被源源不断地引进日本社会。这一时期产生的汉字词涉及到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天文、地理、科学、艺术、医学等方方面面,其中的绝大多数如今已成为日语中的基本词汇。日本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是以汉字作媒介的。确切地说,如果没有汉字就没有日本的现代化。而伴随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汉语词汇也在逐年增加。就连历来日本的年号无一不是用汉字来表示的,如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等。试想,如果取消了汉字,这些事物又该如何表示呢?
中国的汉字是记述汉语的文字,日本的汉字是记述日语的文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文字,或者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确切地说是表词文字。它具有“形··义”三要素。一字一音一词是汉字的最大特点。用它来表示汉语,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可是,用它来表示性质(这里主要指语法功能)完全不同于汉语的日语时,各种弊端随时显现出来。就如一个人穿着不合体的衣服,走起路来总是不协调。千百年来,为了使汉字能有机地融于日语之中,日本人做了不懈的努力。如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振假名、送假名、罗马字,用日语的读法来读汉语的诗歌,以及限制汉字的数量及写法等。如今日语中的汉字已经完全日本化了,它与日语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汉字的改革如果措施得当,必定会促进语言的发展,相反,日本语言将变得千疮百孔、不伦不类,甚至走向死胡同。
日语中的汉字难读、难写、难认,是语言学习的一大障碍。为此,进行诸如限制汉字的数量、简化汉字的写法、规范汉字的读音等改革无疑是必然的、正确的。但是,废除日语中的汉字又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汉字对日本语言、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六、非语言表现与日本民俗文化
 
中日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形式的往来日益频繁,这就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日本语言与文化的特点。下面,从“动作行为”“视线”“表情”“体察”四个方面,着重对非语言表现所代表的日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思维特点、心理定式进行探讨,以期更准确地理解日语中非语言表现的特点和规律。
(一)动作行为的暗含内容与通告作用
日本人在传达行动的过程中多采用动作。比如,在新干线列车或电车上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坐在窗户边的人要下车时,几乎不同通道边坐着的人打招呼,只是默默地站起来,邻座的人很快觉察到对方要下车的意图,于是将身体稍稍挪动,及时给要下车人提供一个可以通过的空间。仔细观察这种状态后发现,下车者不单纯是默默地站起来,而是在站起来之前,或动脚或伸腿,给对方发出某种预备信号。即使站起来也不马上从邻座通过,而是从网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或手提包,以观察对方是否觉察。从对方身边通过时微点头致谢或将手掌伸向前方作侧身状示意,如果不做这些动作,偏着身子做通过状,也能让人感到自己要下车的意图。
刚到日本的美国留学生上日语课时,看到日本教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时,误认为“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鼻子”而闹出了笑话,因为美国人称呼自己时一般是将手放在胸前来表示,不像日本人和中国人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因各自手势含义各有所指,就会出现传播误会,在招呼手势中尤为明显。招呼别人时,美国人将手掌朝上,手指竖起,从前方朝自己一边来回摆动。而日本人和中国人则是把手掌朝下轻轻地放开,手腕从前方朝自己一方来回摆动几次。然而这一举止在美国人眼里却是“走开”之意,因此导致美国人误以为日本人和中国人有排外的心理,表现不友好,进而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另外,用食指和母指作“O”的形状,美国人表示的是“OK”之意,中国人表示的是数字“0”,日本人表示的是“钱”,而突尼斯人竟用这个动作表示“我杀了你”,差异何等惊人! [2]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和对方说话,日本人认为是一种挑战性的姿势,中国人认为是一个随意的动作,表现与对方的亲密度,而在墨西哥,这一动作表示“我完全不会反抗,也不打算从口袋里取出手枪或刀”,以双手交叉于胸前这一姿势证明自己的想法,表示完全服从对方。
从触摸交流的文化差异来看,接触他人的身体在日本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日本人之间打招呼基本上是以鞠躬来表示的,一般行礼致意不接触身体,传统上也没有握手的习惯。中国人交往时的拉拉扯扯、拍拍打打是亲昵的表示,而西方国家只有警察逮捕人时才拍打肩膀。西方异性朋友间在公开场合挎肘抱肩或拥抱相偎表示亲昵,而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眼里是一种轻佻的行为,不屑一顾。中国年轻女性,特别是女孩子之间的拉手挎肘或高兴时的拥抱动作,在西方人眼里是同性恋行为,日本人也很难以接受。总之,非语言行动是以产生该行动的社会文化为背景的。什么行动代表何种具体的社会文化,则需要联系其当时特定语境进行分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同一个非语言行动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在日本人的交往中,常常用一系列无言的动作来进行交流,包括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茶道文化也不例外。茶道,即饮茶之道。它不仅具有极为浓烈的审美意识,更具有深奥的修身养性之哲学品位,有着很深的文化内涵。茶道的这种极深且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通过一系列规定的动作来表现的,日本茶道大家谷川彻三将茶道定义为“以身体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由此可见举止动作在茶道文化中的地位。茶道的礼法以“无声礼”为高礼,无声礼是通过主人的行动、姿势或物与物的碰撞来实现的。比如,主人与客人初次互致敬礼之地为外露地与内露地之间的中门处,在行礼之前,主人将一桶清水倒进内露地的石制洗手钵里,桶要抬得高一些,以使水声大一点,主人以水声唤示坐在外露地的客人,客人们听到水声便知主人来迎接了。于是,双方走到中门,互致一个无声的站立式“真礼”。在这一切行动之中没有人的杂语,所听到的只是虫鸣鸟语、水声、和服的摩擦声。当客人进入茶室时,也没有“请进!”的招呼声。主人将茶室小入口留一个3厘米的缝,这表示:“我已做好准备了,请您入席”的意思。当客人们进入茶室以后,最后一位客人要将入口的门稍稍用力关上,发出“啪”的一声响,以此来通知主人:“我们已入席了,请您进行下一步工作吧。”于是,主人静静地打开纸隔扇的门,双方行真礼。至此,人们一直是无言的。[3]正是基于这种无言的清寂,日本茶人才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清淡闲寂,展现不着一物的心境。这种在无言中显现的交流是日本人的默契和礼仪的象征,展示了日本非语言文化的深刻蕴涵。
(二)视线的心理表现
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非语言传递体系,作为母语国的人平时都无意识地使用于自己的行动中。在与语言背景不同的异国人接触时,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异文化的差异,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国使用的非语言方式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以本国的思维去接受他国的非语言传递将可能引起很多误解。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在听对方说话的同时也从对方接受各种信息,说话的态度、表情、举止、手势、视线等不同,即使说同样的内容,听话人接受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极力申诉或与对方发生争吵时,总是盯着对方说话,视线与对对方影响的强度有关。这一点不管哪个国家都大体相同,不同的是直视的视线与当事人人格的诚实度有很大关系。眼睛的反应不仅能揭示人的真情,也能揭示出这个人的个性。
“双目对视”这一非语言表现很有讲究,两人初次见面互相介绍时,一般都要相互对视一会儿,各自介绍完毕后才将眼神慢慢移开,这当中,最后移开目光者往往自视条件优越或地位较高。彼此心存好感的两个人说话或彼此互相憎恶的两个人碰面,都会注视对方的眼睛,以什么方式注视是爱的交融,以什么方式对视则可能是仇恨的对垒,必须看当时的环境、条件以及其他因素,分析其质量强度和频率才能正确理解和判断。日本相扑运动员面对面站立时的“对视”从传统上认为是“斗争心”、“敌对心”的流露。剑道比赛也是如此,据说,在高层次比赛中,根据双方凝视对方的眼神就能判断胜负。[4]女性害羞时朝下看,这一点不管是东方人或西方人,表现似乎都一样。不过,这种表现在日本还有另一层含义,女性低头下看是彬彬有礼和谦虚的表现,低头时露出的白净的脖颈,给人以美感,因此受到日本人特别的赞赏。正如徐志摩在《沙扬那拉》所写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如水莲花不胜寒风的娇羞。”然而,在美国人眼里爱害羞并不是一种美德,他们认为受到表扬时害羞只能反映当事人的不成熟,这时必须对表扬做出相应的回答,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自信。
在日本,说话和问候时,要与对方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对方是异性时距离则更大一些。说话时看对方眼睛的时间远比美国人短,而与中国人相近,与对方交谈时最初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接着转移视线,最后完全不看对方,这是日本人交往中的习惯行为。在美国,人们谈话时目光直视对方,避开这种目光是拒绝给予信息的表示,他们甚至把一个不愿保持目光接触的人视为不能信任,视为可疑的人。美国人从小就被告之:说话时要看着对方,如果避开对方的视线则被认为内心有愧或懦弱。可在有些国家里,避开美国人那种直视对方的目光是一种尊敬的表示,试图保持目光的接触会被认为是放肆的表现。在英国,有礼貌的听话人要盯着说话人看,并不时眨动眼睛以表示自己感兴趣。在日本、朝鲜等国家,这种保持目光接触是不可接受的。
(三)面部表情里的话语蕴涵
我们的脸对他人传播着感觉和情绪,面部表情是下意识的反映,是情绪状态的很好的表示。不过,脸上的表情线索只是部分可信或准确的,人们已学会用掩饰真正的感情来保护自己,通过控制脸上的肌肉,藏起不适当的或不为人接受的反应,这种对面部表情的操纵实际上是一种面部控制的技巧。[5]面部表情也受文化约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控制面部表情的规律也因文化而异。
面部表情的一种方式是“发笑”,一般来说,日本人发笑时放低声音,不能容忍哄然大笑。中国人和西方人则往往“哄然大笑”、“开怀大笑”。这种生动丰富的面部表情在日本人眼里是“太过分了”的感觉。就微笑而言,交际系统中微笑传递友好之情,但也可以表示窘迫和其他类型的感情。日本人的微笑与其他国家有些不同:日本人说话时,一开始就微笑,并且将笑容保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美国人说话时先是微笑,接着微笑消失,以此表明自己是严肃认真的,然后又继续下去。
日本人在碰到严重问题或有麻烦时,往往不由自主地笑,此时的笑有以下几种含义:(1)承认自己出丑;(2)领悟到自己无法用言语进行辩解;(3)惊讶得说不出话;(4)怎么做也挽回不了败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的这种笑主要是对自己发笑,并不对对方的感情产生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比如,一个日本留学生在美国开车,由于超速行驶,被美国警察拦住,日本留学生准备回答警察的提问时,脸上露出了苦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笑”,美国警察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觉得他脑子有毛病。由于文化差异无处不在,在国内从未感到是一种障碍,在国外就可能会格格不入。国内是因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能应酬自如,自由自在。在国外则因为你对他国的民族习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只能有意无意地按本国的文化习俗去套,这就难免要出差错。
与面部表情相配合,眼睛的非语言差异也是研究面部表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日语中“眯缝着眼睛”(目を細める)是高兴时的一种表现,常常以“眯缝着眼睛笑了”来形容高兴的心情。但是,英语却用“眯缝着眼睛”(His eyes narrowed with distrust)来体现当事人的“猜疑”情绪。比如,“老奶奶眯缝着眼睛盯着身着盛装的孙子”,从这句话就能想像得出老人猜疑的眼神。同样是“眯缝着眼睛”,日语和英语表达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笔者在日本乘电车时观察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登上站台即将跨进电车时,电车门关了,这时日本人脸上一刹那流露出困惑、遗憾的表情。但是脸上即刻就恢复了平静或笑容,将“遗憾”这一情绪很快调整过来。他们很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一般不直接将情绪流露于面部。日本人控制情绪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其一是修正法,这是为了修正真实表情而补充另一种表情的方法。表现最多的是“发笑”。比如在生气、困惑、悲伤、恐惧等情感中添加笑容则能抑制或缓解这些情绪。其二是调节法,这是为了增强或减弱感情而调整程度的方法。日语中用“破颜”来表示最大限度的喜悦,即充分利用面部,较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如果要抑制这种喜悦时尽量利用面部的一部分肌肉或是缩短表现的时间。在日本人看来,不管什么事最好要有节制,所以常利用这种方法。其三是伪装法,即制造一种让人感觉到的表情。比如,同事去世了,即使不是真心悲伤也得装出悲伤的表情,当然,有时也表现出让人什么也感觉不出的表情。日本人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常常露出无表情的面容,让人无法猜测他们的内心世界。[6]
(四)体察时的意义领悟
日本是维持了一千几百年的以血缘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其结果导致这一社会群体里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或在沉默中互相心领神会的表达方式。当这种非语言形式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必须用语言交流时,日本人则根据对方的心理来研究自己的行为准则,尽量简化谈话内容。同时,在接受外来信息时,通过对方只言片语的表述就可以准确地领悟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被称之为“体察”的文化形态,与非语言表现其实是一脉相承的。[7]
 这种文化在日本人的交际方式上表现为:讲话者十分注意听话者想什么或做什么的真正含义,在无言或暧昧的语言表达中达到交流。因此,日本人将语言的作用抑制到最小限度,有时完全不用语言也能办完事情。比如,小孩子往冰箱门前一站,即使不说什么,母亲也能体察到孩子的需求,准确地拿出孩子想要的东西。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即母亲清楚地知道孩子平时的嗜好,并事先将食品准备好放在冰箱里。
日本人深信自己知道的事对方也一定知道,因此往往省略一些本来需要说明的内容。在某温泉旅馆的广告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温泉中的白色混浊物是温泉花,入池时请小心。”这句话让人体察的是“温泉花”的含义,为了让城里人不特意去温泉也能享受温泉浴,日本商家就将温泉水浓缩成碎末状,并取名“温泉花”运到城里去卖。只要将温泉花放入洗澡水里同样可以享受温泉浴。温泉老板贴出广告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温泉水矿物质含量高,以招徕顾客。
日本人在传达行动中往往将对意义的理解委托于对方,依存于听话者的揣测,而听话者无需多动脑筋也能充分理解其内容,做到心领神会,这种表达形式甚至已经语法化。日语中有一个句型“ABだ”,“私は社长だ”这句话除了译为“我是社长”,表明社长的身份外,因场合不同还有很多种译法。比如,在表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时,如表明自己站在社长一边,可以说成“私は社长だ”;要评价好几位夫人做的饭菜时,如果认为社长夫人做的最好吃,也可说成“私は社长だ”;如果参加同一饭店举行的社长或另一位的结婚纪念宴时,来宾表明自己是参加社长的宴会时也说“私は社长だ”。此外,在食堂或餐厅就餐时,日本人往往说“私はうなぎだ”或“私はおすしだ”,日语的这类句式中,AB并不是单一的判断关系,以上两句是“我吃(买)鳗鱼”或“我吃(买)寿司饭团”的简略表现。
交际文化是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跟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因素,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8]
日本报纸曾刊登了一则笑话,说的是日本某大学运动系的选手远征美国时,由于连日吃肉想改口味,于是对餐厅服务小姐说了一声“I am a fish”,而使美国服务小姐大吃一惊。交际的过程是人们运用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传递信息的过程,所以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分不开的。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则有助于交际畅通,相反,缺乏了解对方国家文化背景知识或将本国的文化生搬硬套地用于对方,必然导致交际障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失误”。
 


[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
[2]西原鈴子「異文化接触における非言語行動」、『日本語』、明治書院、1995年、1617頁。
[3]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
[4]西原鈴子「異文化接触における非言語行動」、『日本語』、明治書院、1995年、第2122页。
[5]東山安子「異文化間における非言語コードと価値観のコード」、『日本語』、明治書院、1992年、4041頁。
[6]洛雷塔·A·马兰德罗、拉里·巴克:《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314页。
[7]祝大鸣:《强调“以心传心”的暧昧语言文化》,《外语学刊》1999年第1期,第89页。
[8]耿龙明、何寅:《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28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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