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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风采

中国古代秘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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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国古代秘书人物
人物简述: 网络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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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秘书人物

         姜尚(?—公元前1021年),字子牙,号太公望,是我国周初著名军事家。因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南阳宛县西),故从其封姓,也称吕尚,一吕望。新乡市卫辉太公泉乡人。 
      姜尚青年时期,家境穷困,曾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司厨卖饭,他还在商朝做过官,因感商纣王昏残无道,辞官而去。游说诸候,无所遇,遂隐居下来。《孟子》曰:“太公避纣(乱),居于东海之滨。后来,姜尚听说周文王(西伯)在西歧崇贤尚老,就千里跋涉,迁徒陕西。这时的姜尚已是古稀之年,但他音识曲籍,见闻广博,胸怀治国之道,心藏用兵之术,兴世强国之心不衰。相传,姜尚到陕西后,垂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周文王听了姜尚侃侃而谈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尊号太公望,并立为掌管军事的太师。公元前1066年(一说1027年),武王以姜尚为国师,率部伐纣,由孟津渡河,大战于牧野(今新乡市郊),纣军纷纷倒戈,纣王见人势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姜尚辅佐武王灭商纣有功,封于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为齐国始祖。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亦称齐太公。成王时,曾被授权自以讨伐有罪之小国,齐国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周初大国。相传作有兵书《六韬》。 
        太公卒后,归葬于故里,后人在太公泉上修建了太公庙、太公祠,以示怀念。 
        张良(?—186),宇子房,西汉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 
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期的权臣。霍去病死后,他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做事持重,深得汉武帝赏识,在公元前87年病危时立八岁弗陵为太子时,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辅佐少主。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于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他的女儿和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结婚。后来上官安的女儿通过盖长公主的关系,进宫做了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上官安得以加封桑乐侯。上官桀为感谢盖长公主,多次为公主亲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绝。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双方矛盾日益紧张。桑弘羊在盐铁官营等事务方面和霍光意见相左。公元前80年,上官父子、桑弘羊、谋取帝位的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共同密谋,企图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天子。最后事情败露,上官父子、桑弘羊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
在辅佐昭帝期间,霍光继续执行武帝末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国内富足。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为他没有儿子,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即位。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孙刘询,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很多赏赐。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死后,霍氏家族的权势依然强盛。但后来霍光夫人毒杀宣帝许皇后的事被揭发,宣帝削夺霍家权力。霍家人谋划废宣帝立自家人。最后失败,霍家多人自杀、被杀,霍氏家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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