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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发布时间:2013-01-10  来源:原创  作者:孙汝建教授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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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左邻右舍
   一、语言与民族
有一首歌,歌名叫《爱我中华》,我写过一篇短文《〈爱我中华〉的一处瑕疵》。《爱我中华》的歌词是:
 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啦......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嘿罗嘿罗嘿罗嘿罗嘿
 爱我中华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健儿奋起步伐
 爱我中华
 建设我们的国家
 爱我中华
 中华雄姿英发
 爱我中华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嘿罗嘿罗嘿罗嘿罗......
这首歌由乔羽作词,徐沛东作曲,是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会歌。谱曲时广泛采用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音调。这首歌脍炙人口,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还被编入初中生音乐教材,并且名列31首被“嫦娥一号”搭载的歌曲之中。
乔羽《爱我中华》歌词的瑕疵在于:“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我国有56个民族,是不是有56种语言?查查语言调查的结果,有的说73种,有的说不到80种,反正不是56种。除了汉族之外,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除了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全国73种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这五个语系。
二、语言与符号
我们习惯上讲的语言,就是指民族语言或自然语言。
相对于无声语言而言,民族语言又称为有声语言。相对于人工语言而言,民族语言又称为自然语言。
语言就像一张纸,一张纸有两面。语言这张纸也有两面,一面是语音,另一面是语义。
在语言产生之初,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任意的。语言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语言形成以后,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用于社会交际,就具有了社会性的特点。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符号规则系统,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语言这张纸不论怎样剪裁,不论剪裁成多少个单位,它始终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这五级语言单位,就是语言学家从语言这张纸上剪裁出来的由小到大的单位,它们始终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在一起的。
世界上的符号大体上分为四类:
视觉符号,如红绿灯、文字;
听觉符号,如语言、军号;
触觉符号,如盲文;
嗅觉符号,如气味。
语言是一种符号,属于听觉符号。语言是由各种规则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内部有语音、词汇、语义、语法四个要素,这四个内部要素有各自的规则,如语音规则、词汇规则、语义规则、语法规则,这些规则组成了语言的符号系统。
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在1938年出版了《符号理论基础》一书。
莫里斯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学分为三个部分:
语形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我把语用学研究的内容分为小语用、中语用、大语用。
小语用:被国内语法学界看着是与句法有关的语用问题。包括与句法有关的主题、述题、焦点、表达重心、语气和口气、评议以及与语用有关的句式变化、语序变化等问题。
中语用:包括言语行为、语境、指示、预设、语用含义、会话含义、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话语结构等。这是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基本公认的语用学研究对象。
大语用:莱文森(1983)把大语用称为广义语用学。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许多学科或分支下的内容。
三、语言与文字
文字是由字形、字音、字义组成的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语言和文字有联系也有区别:
语言属于听觉符号,文字属于视觉符号;
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即语言产生在先,文字产生在后;
语言是用来记录思想的,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因此,语言是思想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也可以说,文字是思想的符号的符号;
一个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不一定有自己的文字。
在我国,汉字不但是汉族的文字,也是全国各个少数民族通用的文字,是在国际活动中代表中国的法定文字。55个民族共使用54种文字,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
四、语言与语体
有人把口语看作是说出来的言语,把书面语看成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言语,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不同的语体。
口头语体是“面谈”交际情景下形成的,它又可以分为谈话语体和讲演语体。谈话语体是人们日常相互交谈的一种语体,讲演语体是个人独自讲话的一种语体。
口头语体的特点是:使用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词语,包括方言词、俚俗词、歇后语、谚语等。词语丰富多彩,通俗易懂。在句法上,以短句、不完全句最为常见,较少使用关联词语,结构层次明显,易于理解。在修辞格上,多用比喻、夸张、反问、设问等修辞方法。句子与句子之间往往具有跳跃性。充分利用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中的种种表情成分作为表达的辅助手段。具有广泛性、生动性、多变性、简略性的特点。口头语体中的谈话语体与讲演语体也有差别:谈话语体由于是相互交谈,因此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多用省略。在语音上往往夹有非语言成分,音素允许有脱落现象。讲演语体由于是个人讲话,对语境的依赖不强。在语音上,要求清晰而标准。
书面语体的特点是:书面语体是适应交际的需要,在口头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形成的。它较多使用书面化的词语,包括古语词、成语、外来词、专门术语等。在句法上,较多地使用长句、完整句和关联词语。在语音上,要尽可能避免非语言成分。具有体系化、严密性的特点。
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联系表现在:书面语体是在口头语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某些语言材料的运用上往往有交叉现象。例如口头语体用短句,书面语体也并不都用长句;某些科学术语常见于科技语体,也常见于从事该专业的人的口头上。
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区别是:书面语体对所有语言材料加工的程度比口头语深,力求规范,排斥多余部分和不必要的重复部分。
五、语言与副语言
雷·L·伯德惠斯特认为,人们面对面交谈时,其有声部分低于35%,而 65%的交际信号是无声的,即65%的“社会意义”是通过非语言方式传送的。
艾伯特·梅瑞宾发现,在一条信息传递的全部效果中,只有38%是有声的(包括音调、变调和其他声响),有7%是语言(只是词),而55%的信号是无声的。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交谈双方的相互理解=语调(占38%)+表情(占55%)+语言(占7%)。
艾伯特·梅瑞宾所讲的“无声”语言,伯德惠斯特所讲的“非语言方式”,我们统称为副语言。副语言是指有声语言之外的功能性的表义手段,也就是说除了有声语言之外,一切可以用来表情达意的手段都属于副语言。与副语言手段可替换的术语是:辅助语言、类语言、非语言交际手段、非言语行为。从副语言传递的信息量来看,副语言不“副”,决不是简单地处于“辅助”的地位。
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副语言。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语言起源的研究产生了种种学说,如神话说、神授说、拟声说、感叹说、歌唱说、儿语转化说、本能说、嘴势说、手势说、图画说、天赋倾向说、交际需要说、约定俗成说、劳动喊声说。这些学说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人们注重从副语言的角度来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二是普遍认为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就有了副语言,拟声、感叹、嘴势、手势、图画、劳动喊声本身就是副语言的具体形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副语言早在语言产生之前就已产生,并伴随着有声语言运用至今,副语言的历史比语言的历史更悠久。
副语言比有声语言有着更广泛的使用范围。聋哑人借助副语言中的手势语进行交际,异族交际时你虽然不懂得对方所操的那种民族语言,但凭借副语言你可以大体了解对方的意思,或向对方传递副语言信息。在使用同一种有声语言进行交际时,副语言可以帮助你表情达意,有时可以弥补有声语言交际的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功能远远超出了“副”的作用。就表义功能而言,副语言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副语言的表义功能是建筑在有声语言基础上的,用有声语言来理解副语言更能领会副语言表义的完备性和独到性。早在周代,为了克服地广人稀、通讯手段落后的困难,人们用烽火来传递战争信息。杜甫《春望》一诗中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可见唐代仍沿用此俗。中国的古长城,相隔十里即有一座烽火台。用烽火传递战事信息是约定俗成的,它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得以传承。用烽火来传递战争信息,这就是建立在有声语言基础上的。
副语言是由一整套的非语言符号组成的有机系统。副语言传达的信息具有约定俗成性,可以转换成有声语言,它依赖于具体的交际情境来完成表情达意的功能。副语言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体系性的有机体,是在对各种个人的、群体的、民族的副语言进行优选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副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印迹会反映在副语言上,使之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从副语言考察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研究副语言,这是双向的科学视点。副语言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化事像的堆砌,而是语言学中一个自成系统的板块式分支学科。
六、语言与言语
言语是对语言规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说语言是象棋的棋谱,那么,言语就是运用棋谱下象棋。言语包括言语活动、言语作品、言语能力。 
言语活动又称言语过程。我对小张说:“你好”。小张听到了,没有回答。这个交际过程包括五个阶段:想说——说出——传播——接受——理解。在这五个阶段中,下列五个因素分别起作用:心理——生理——物理——生理——心理。即,想说阶段是心理因素起作用,说出阶段是生理因素起作用,传播阶段是物理因素起作用,接受阶段是生理因素起作用,理解阶段是心理因素起作用。用言语链可以描述为:想说(心理)——说出(生理)——传播(物理)——接受(生理)——理解(心理)。研究言语活动或言语过程,就需要涉及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的相关知识。
言语作品就是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语和篇章。话语是口头言语作品,篇章是书面言语作品。
言语能力是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听、说用的是口头语言,读、写用的是书面语言;说、写属于表达,听、读属于接受;译有口译、笔译、互译。互译分为母语与外语的互译、母语中的文白互译。
七、语言与语境
语境就是运用语言的环境,又叫言语环境。语境可以分为大语境和小语境,大语境包括语言运用的时代、社会、文化三大背景,小语境包括语言运用的时间、地点、场合、交际双方、话题、具体情景。语境还可以分为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主观语境是指交际双方,也就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客观语境是指语言运用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运用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话题、情景。“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有人把它刷在火葬场的围墙上。文革时期,西部山区经济很困难。山民不识字,用化肥袋做短裤,屁股后面写着“净重25公斤”,前面写着“有效期两年”,为什么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八、语言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一棵小树苗,长在荒郊野外,它不是文化,把它移栽到自己家的庭院里,它就成为文化。前者具有天然性,后者具有人为性,所以,天然性和人为性是区分文化和非文化的第一个标准。那么,具有人为性的是否都是文化呢?不全是。感冒了打个喷嚏,是自然的人为,它不是文化。开会的地点改变了出个通知,它是故意的人为,出通知的行为和通知本身都是文化,因此,自然的人为和故意的人为是区分文化和非文化的第二个标准。我把文化定义为“带有故意人为的过程与结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有雅俗之分,有高下之分,“先进的”、“雅的”、“高的”文化就是“文明”。我们平时常说“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说“文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相当多,有200多种,分类也相当的繁杂。文化有不同的形态,有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方式的,民族的,习俗的,语言的,文字的,思想观念的,科学的,技术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文化又有大、中、小之分,大体上说,大文化是物质文明,中文化是精神文明,小文化是文学艺术。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语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形式。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对语言有不同的解读。
普通话说“两个人抬了一只猪”,有的方言却说“两只人抬了一位猪”。
巴金的小说《家》写道:“鸣凤长着一副瓜子脸”。南方人说,鸣凤很漂亮。北方人说鸣凤不漂亮。因为那时南方人常嗑西瓜子,而北方人常嗑葵花子。南方人认为鸣凤长着一副西瓜子脸,当然漂亮。北方人说鸣凤长着一副葵瓜子脸,有什么漂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方有人翻译成“你骂我,我骂你,最后自己骂自己”。
我教外国学生学汉语的招呼语,先教第一条规则,中国人在干什么,你就问什么,这就是汉语的招呼语。学生立马学会了,看到同学泡开水,“泡开水呀?”看到同学理发,“理发呀?”看到同学上街,“上街呀?”第二次上课,学生提出“老师不对”。我看到女同学在上厕所,我跟她打招呼“上厕所呀?”她没有理会我。我说“今天补充一条规则,碰到中国人隐秘的不便暄之于口的事情除外”。第三次上课,学生又提出“老师还不对”。我看到王老师在散步,我跟他打招呼:“王老师,走路啊?”王老师纠正我说,应该这样讲:“王老师,散步啊?”为什么“王老师,散步啊?”是招呼语,“王老师,走路啊?”不是招呼语呢?我无言以答。
九、语言和心理
“恕我直言”,“直言”为什么要“恕”?“生前友好”生前能处友好吗?
男: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把什么都告诉了你。
女:我知道。
男:你知道什么?
女:反正我知道。
从这段男女对话中,我们感觉到异性心理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短信内容丰富:
 
改革开放前,萝卜饭,冬瓜汤,老婆一个,孩子一大帮;
改革开放后,白米饭,王八汤,孩子一个,老婆一大帮。
 
没钱的时候,养猪,
有钱的时候,养狗。
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吃野菜,
有钱的时候,在酒店吃野菜。
没钱的时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
有钱的时候,在客厅里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没钱的时候想结婚,
有钱的时候想离婚。
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
有钱的时候秘书兼老婆。
没钱的时候假装有钱,
有钱的时候假装没钱。
人啊,都不讲实话。
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
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
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
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
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
男想高,女想瘦,
狗穿衣裳人露肉。
过去把第一次留给丈夫,
现在把第一胎留给丈夫。
乡下早晨鸡叫人,
城里晚上人叫鸡。
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
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
《汉书·五行志》云“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此之谓也。
十、语言和语文
语文观是对语文现象、语文学科性质、语文教育的本质看法。语文和语文课程的性质,是语文观的核心问题。
看法一:语文观是千古题谜
对于“语文是什么”、“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语文”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不可能是凝固、封闭的。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功能,里面既有学术的问题,也有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问题。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只要有语文课的存在,关于“语文”的内涵和外延的讨论很可能是没有休止的,语文的性质问题也会成为一个长期的话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P34。)
看法二:关于语文的内涵和外延
语文是什么?“语”,大家都认为是指语言;“文”,有人说是指文字,有人说是指文章,有人说是文学,有人说是文化。也有人考证这门课程定名的由来,认为“语文”是指“口头语”和“书面语”。其实,说“文”是指“文字”,不可能是指一个个分散的字,它必然少不了“文章”;说它是指“文章”,写文章则离不开文字;说“语文”是指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书面语当然离不开文字和文章。这几种不同的说法,所指的内容还是差不多的。有分歧的可能是“文”该不该包含“文学”的问题。按上面提到的“文字说”、“文章说”、“书面语说”,“语”和“文” 应该包含由语言文字包含的各种作品,文学作品自然应该包含其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P32。)
看法三:语文课程性质是多重的、有偏重的、有层次的
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多年来人们提到过基础性、实践性、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综合性,等等。可见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不过大家谈及的各种性质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是有偏重的,也是有层次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获得了比较接近的认识:语文课程的性质的核心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课程“先实现工具性目标,后补充人文性内容”,或者“首先突出人文性。而后再加强工具性”,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妥当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语文课程要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并不矛盾。(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P32—34。)
看法四: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通过九年的学习,学生应该具备基本的语文素养。这基本的语文素养内涵是丰富的,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设计展开。这里面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思想,包含了扎实的基本功的培养和潜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开发。……有人问:什么是语文素养?为什么要提“语文素养”的说法?这些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于“语文能力”的说法,这里提“语文素养”有什么用意?“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能力”是指人能胜任、能完成某项工作的自身条件(应该包括心理和生理的条件),重在“功用性”。“素养”是指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修习培养)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包括功用性和非功用性。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的说法“语文能力”是指读写听说的能力。《语文标准》所提的“语文素养”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语文能力”包含其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P34—35)
看法五: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儿童学习母语重在感性把握;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语文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P38)。语文教学本质上是语用教学,现代语文教学最显著的特征是语用教学,所有阶段的语文教学都是语用教学。(王元华《语文教学本质上是语用教学》,《语文建设》2008年7-8合刊。)
看法六:五种语文观
关于语文观的讨论,人们先后提出了五种语文观:
第一,语文是语言、文学;
第二、语文是语言、文字;
第三,语文是语言、文章;
第四、语文是语言、文化;
第五、语文就是语言。(孙汝建《现代语文观与语文素质教育》,该文是为景圣琪主编《大学语文》(素质教育版)所作的序言,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我们提出的第六种语文观是:语文就是语言和言语。
语文包括语言和言语,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第六种语文观。主要支撑观点是:
1.语文教育的内容包括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语文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和文字知识。
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语言的内部要素。
文字知识——字形、字音、字义组成的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语文能力包括言语作品和言语能力。
言语作品——话语、篇章的表达与接受训练。
言语能力——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
2.语文教育不应忽视以下隐含着的内容
语文教育还包括以下隐含着的内容:言语活动以及言语活动赖以进行的语境知识,言语活动涉及到的生理、物理、心理因素,大语境中涉及到的时代、社会、文化因素,小语境中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交际双方、话题、情景等因素。
3.语文的学科性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关于语文的学科性质,人们先后提出过语文具有工具性、人文性、实践性、思想性(载道论)、科学性、民族性、综合性等,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些性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有层次、有侧重。语言和文字主要体现了工具性,也体现了的基础性、民族性、科学性;言语活动、言语作品、言语能力主要体现人文性;说和写的训练,话语、篇章的表达(说和写)与接受(阅读理解)训练,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人文性,也体现了语言运用的实践性、言语作品的思想性和民族性、各种训练的综合性和科学性。
4.语文课程的主导性质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如果说工具性体现的是功能本位的话,人文性就是体现的人本位,《语文课程标准》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体现了功能本位和人本位的统一。这反映了语文观从工具本位走向人本位的发展趋势。工具本位的语文教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它重知识轻能力。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人本位语文教学的本质就是要重点探索运用语言的社会人与语言工具之间的关系,这是新旧语文观本质的不同。
5.现代语文观对人本位的重视,顺应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可是打开语言学的著作,只见语言工具而人们不见了。现代语言学不只是研究语言符号本身,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的主线。现代语言学一方面重视语言的社会性质、工具性质、文化性质、物理性质、生理性质等的研究,另一方面重视“使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的研究,因为“使用者”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所具有的各种“人学”特性肯定会影响到语用。语言被人们使用,当然离不开具体的特定的语用环境,语用学就是要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它从表达者和接受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是受社会规约的行为。现代语文观对人本位的重视,顺应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语文教育应从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吸取营养。
 
走出“东坡效应”的误区
 
有些汉语现象是“人人眼中有人人心中无”的。有一种问句,只能“从大不从小”。如:
你今年多大了?不问:你今年多小了?
这条路有多宽?不问:这条路有多窄?
电话线有多长?不问:电话线有多短?
离车站有多远?不问:离车站有多近?
他个子有多高?不问:他个子有多矮?
你有多重?不问:你有多轻?
问你爱我有多深?不说:问你爱我有多浅?
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歌《篱笆墙的影子》有一段唱词:“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些道梁,帘子是帘子,缸是缸哟,爹是爹来娘是娘……”,表面看来好象是废话,其实是有铺陈之意的。
 “救命”是把人救活,“救火”不是把火救活,而是把火救灭。“戒烟”、“戒酒”是把烟瘾、酒瘾戒掉,“戒指”不是把手指戒掉,否则,谁还敢戴戒指呢?
一个人个子矮,你不能说他“短小精悍”,虽然“短小精悍”最初就是用来形容一个人个子矮的。骂人为什么骂“二百五”,不骂“二百四”,也不骂“二百六”?
“溜须拍马”是形容人的,为什么与马有关系?马路上不跑马,为何称马路呢?
脸盆也可以洗手,为什么不叫手盆?为什么有脚盆,而没有手盆?
客人说“小姐,你把大拇指伸到我的鸡汤里去了”。小姐说“没关系,不烫不烫”。小姐见客人吃饭时不断地从饭碗里往外拣沙子,就关心地问“尽是沙子吧?”客人说“不,也有米”。小偷在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说“你准备坐几年牢啊?当你在服装店里偷衣服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为你的老婆和孩子想想吗?”小偷说“想是想了的,可是那个服装店里没有女人和孩子的衣服。”
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我写过一篇短文《毛主席也生气了》,说的是:当下有的科技管理部门过于机械。没有关键词、内容提要,注解、参考文献的文章不算论文,不是论文的文章不算成果。有人报告了毛主席老人家。毛主席不服气,派秘书把自己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送到科技管理部门鉴定。答曰:《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题目里虽然有一个“论”字,但没有关键词、内容提要,注解、参考文献,不能算论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多只能算软课题,但是,作为软课题研究成果,一没有数据论证,二没有采纳单位的证明材料。毛主席不服气,派人把《鲁迅全集》送科技管理部门鉴定。答曰:《鲁迅全集》不能算鲁迅的成果,书是别人编的,是编者的成果。况且,鲁迅是笔名,《鲁迅全集》用的笔名较多,到底是不是周树人,要用人单位最好是派出所出证明才行。为了把文章写得象论文,语言表达也变了味儿。不说“牛是怎么跑出牛圈的?”,偏要说成“使牛走出牛圈的是手还是绳子?”。喜儿被黄世仁强奸了,题目搞得很文乎:《扬氏之女在黄氏性骚扰境况下的心态历程管窥》。我想起中古时期英国上流社会的小姐们,她们不说“我要睡觉”,而是说“我要把身体放到床上去。”不说“我要打喷嚏”,而说“我要用一下手帕。”常人说“请坐!”她们却说“请让椅子满足拥抱你的愿望吧!”这些所谓的“雅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常见。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毛病,就是过于注重形式:壹、贰、叁、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1)、2)、3)、4);①、②、③、④;1.1、1.2、1.3、1.4;数字用完了,再向西文借,A、B、C、D;a、b、c、d;不够用再向古人借,甲已丙丁戊己庚辛,就差“人鬼(癸)”没有出来,读起来赘牙,看起来眼花缭乱。这种追求形式的形式化管理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试想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从来也没有谁去考虑它是不是论文,也没有谁去考虑它的报刊级别。管理出效益,希望我们的科技管理机制朝着更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说,名称对于物来讲完全是外在的东西。“张小三”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但是用于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不答应,假如有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张小三出访美国”,全国人民会让他改名字,太不庄重了,有伤国家庄严。但是对名字也不能认死理,
王二狗在抗洪抢险中壮烈牺牲,报道他的英雄事迹,第一句话就是“王二狗烈士生于1994年10月15日”。编辑部讨论时,有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就叫人家烈士,似乎不太好。于是改成“王二狗同志生于1994年10月15日”。有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就叫人家同志,好象不太好。再改,“王二狗生于1994年10月15日”。意见一致了,去征求王二狗家里人的意见,王二狗的母亲不同意,她说“我们家二狗生下来是两个月以后才取名字报户口的呢”。
西方有个语言学家说,他宁可去坐牢也不愿搞语义研究,语义太复杂了,不好搞。语义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语言学研究的难度就可见一斑了。
我去过两次庐山。第一次到庐山,是在庐山里面游庐山,确实对庐山没有什么整体的印象。第二次到庐山,是在庐山外面游庐山。我把两次游庐山的印象糅合起来,对庐山似乎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当时,我就很自然地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苏东坡效应”。
我就想,我们的语言研究不也存在着“苏东坡效应”吗?
我认为,语言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本体”,还要把目光投射到“语言之外”。“语言的本体”是什么?是指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这是语言的四个内部要素。“语言之外”指什么?是指与语言学相关的边缘学科。与语言学相关的边缘学科有哪些?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等都是。如果仅仅在语言本体的“此山中”研究语言,还不一定能真正认识语言的“真面目”。语言研究应该把“山内观山”和“山外观山”结合起来,才能揭示语言规律的全貌。
于是,我提出:语言研究要走出“苏东坡效应”的误区。
尽管有学者认为,“山内观山”是市中心的学问,“山外观山”是郊区的学问,但是,不管是“市中心”还是“郊区”,都是学问。既然都是学问,就都可以做做,不妨在郊区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看市中心,也许会另有一番风味儿,说不定会发现市中心的一些问题,说不定会走出“苏东坡效应”的误区。其实,学问没有固定的做法。牛从牛棚里出来了,有的学者研究它,就写出一篇论文《使牛走出牛棚的是手还是绳子?》。《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霸占了扬白劳的女儿喜儿,有的学者也写出一篇论文《扬氏之女在黄氏性压迫境况下的心理探析》。这些论文不也活像真的,内容提要、关键词、注解、参考文献一个不拉,但是,我不喜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你如果想搞语言学研究的话,我提醒您,最好是把“山内观山”和“山外观山”结合起来。
“山内观山”,就是要熟悉语言学的大街小巷和门牌号码,要知道语文学与语言学、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与个别语言学、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和分支。
“山外观山”,就要走访语言的左邻右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你要了解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符号、语言与文字、语言与副语言、语言与言语、语言与语境、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语文的关系。
只有把“山内观山”和“山外观山”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东坡效应”的误区。
 
说话策略与听话策略
 
人们对说话的多少有不同的态度。英国谚语说:“沉默中才有黄金”。俄罗斯谚语说,“人为什么有两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上帝让人多听少说”。意大利人说,“维纳斯雕像之所以有千古美的魅力,是因为她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中国人说,“草多的地方庄稼少,话多的地方智慧浅”。其实,话不在多少,而在于得体,在于管用。巧言令色,花言巧语,油腔滑调,套话连篇,理所当然会令人生厌。
 
一、口语交际与人际沟通
 
汉语是我们的第二母亲。我们每天都要运用汉语进行口语交际。据研究:每人每天平均要用10—11分钟的时间来讲话,平均每句话占2.5秒左右。正常的语速是每分钟230个音节。从前的新闻播音速度,一般为每分钟180个音节左右。现在的新闻播音速度大大加快,一般为每分钟 230—250个音节,这是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缘故。正常语速与年龄、性别有关,青年女性的语速往往较快。正常语速也与个人说话的习惯有关,教师讲课,有的每分钟150个音节左右,有的每分钟240个音节左右。正常人讲话,有95%—99%的话语是合法的,只有1%—5%的话语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话语与三种人关系最密切:小孩子、语言艺术家、语法学家。
口语交际有四种基本类型:一是说话人的内向交流,即内心的“主我”与“客我”的交流;二是人际交流,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三是群体交流,即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四是大众传播,借助广播电视进行的口语交流。
从一到四大致反映了口语交际的四个特点:一是人数越来越多;二是信息的个性越来越不明显;三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在距离和感情上越来越疏远;四是组织系统和传播技术越来越复杂。
此外,还有人和机器的口语交流,那是人机对话,不是人际对话。
口语交际是一种能力,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更是语言的表达艺术。比如,形容一个人长得丑,就有很多说法:
你长得很惊险,长得很有创意,你活着一定要靠勇气啊!
你长得很违章!你的长相突破了人类的想象,手术能整回来吗?
你长得很努力,很敬业。
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有考古价值的人。
我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能吸引人,一种是特漂亮的,一种就是你这样的。
你的长相很提神!不过你需要回炉重造。
你呀,国际脸孔,世界通用。
你小时候被猪亲过吧?他们怎么能管你叫猪呢?这太不像话!总不能人家长得像什么,就叫人家什么吧?怎么能说你长得像猪呢?那是侮辱了猪。
你长得很科幻,长得很抽象! 长得真是有个性!
我见过长得丑的,但没见过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实际上,仔细一看更丑。
你长得很无辜,长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你还没有完全进化好,但已经长得有点像人了,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他们说你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太伤自尊了,其实你是一个眼睛小,一个眼睛更小。
我也不想打击你了,你去动物园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你这样在街上乱跑很容易被警察射杀的。
 
二、说话策略
 
1.精确和模糊
精确和模糊各有其独特的语用场合。平常说的“大雨”是模糊词语,而气象学中指24小时内雨量累计达到40~79.9毫米。二级风在气象学中指1.6~3.3/秒的风速,而在日常生活中则称清风徐来,微风轻拂。十一级风是指28.6~32.6/秒的风速,而生活中则称大风呼啸,狂风大作。科学概念常用精确的表达,日常谈话则不必处处精确。如果你托人到会场上去找人,你不必精确描述此人32岁零8个月加10天,身高1.675米,体重62.51公斤,脸长6.3寸,宽5.2寸,根据这样精确的话语是难以找到人的。如果你用模糊的表述:“此人30岁左右,中等身体、胖胖的、长方型脸,戴眼镜”,倒反而容易找到这个人。在外交场合,甲方向乙方发出邀请:“欢迎在您方便的时候来我们我国访问。”如规定精确的时间,那就不是邀请了,就有最后通牒的意味。当然,在一些原则性的条文上不宜出现模糊表述。一所学校的学生守则中规定“不提倡谈恋爱”,学生在讨论时发生争执,有的说“不提倡就是不禁止,就是允许。”有的说“不提倡谈恋爱就是既不赞成又不反对,就是弃权。”有的说“不提倡就是禁止。”后来校方做出解释:“不提倡就是希望同学们将精力放到学习上。”最后又做出明确的解释:“不提倡就是反对。”条文中,特别是法律条文中出现似是而非的话语,条文就难以被遵守,因为模糊,难以操作。
2.直言和婉言
汉语中常说“恕我直言”而不说“恕我婉言”。可见婉言比直言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一个人耳朵听不见了,说他“耳聋”是直言,说“耳背、重听”是婉言。“生病”是直言,“不适”是婉言。词语中有直言义和婉言义,话语中也有直言表述和婉言表述。在真诚的人际交往中,还是“直言相告”、“实话直说”为好,感情融洽的人之间交谈不必有过多的委婉,是否直言取决于交际情境。
3.简略和冗余
简略和冗余是就信息量而言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话语过分简略,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冗余信息太多,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话语简繁适度,才能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当然,繁与简要看具体情况,有难言之隐时,或服务性的言语中常常会有较多的冗余成分。“不”不一定表示否定。“教室里好热闹”和“教室里好不热闹”意思是一样的。“他好开心哦”和“他好不开心哦”意思也是一样的。“没(有)”也不一定表示否定。“开会之前来找我”和“没(有)开会之前来找我”意思是一样的。射门员说“球差点儿进了”是说球没有进,不用“没”但表示否定的意思。守门员说“球差点儿没进”是球进了,用了“没”却表示肯定的意思。
三、听话策略
善于说的人不一定善于听。古希腊一位青年去拜苏格拉底为师,学习演讲术。他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口才。苏格拉底说:“你必须交双倍的学费。”年轻人问:“为什么?”苏格拉底告诉他:“因为在我教你如何讲话之前,必须先教你如何听别人讲话。” 目前研究说话的论著很多,而探讨如何倾听的文献较少,这种重表达(说、写)轻接受(听、读)的现象是不合理的。
听的目的在于获得信息从而理解信息,因此,听也要讲究策略。
1.全身心的听
听话过程是注意和理解的过程。全身心的听,就是要求听话时专心致志,主动做出相应的听话姿势,不受分心因素的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话语上,不打岔,不改变对方的话题。听话需要专心和敏感。专心倾听是对讲话者的尊重和信任,是沟通与合作的基础。它可以减轻讲话者的心理压力,可以使紧张气氛得到缓和。一位哲学家说过:“二人合作——一个说,一个听,才能表达出真理。”我们也可以说,“二人合作——一个说,一个听,才能接受真理。”
2.无反射的听
无反射的听就是善于沉默,很少反馈,不干扰对方讲话。说话人想讨论一些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听话人又无思想准备,这就需要先静听;对方表态或提出见解时,要虚心倾听;对方讲话不太流畅时,要耐心听,让说话人减轻心理负担。当然,当你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时,不能无反射的听,否则会被对方误解为你同意他的观点。当说话人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赞赏时,你应该马上表态。
3.有反射的听
有反射的听是增加反馈联系。如果说无反射的听是“消极的听”,那么,“有反射的听”则是一种“积极的听”。由于语言具有多义性,说话又有模糊性,听话人不理解话语时会提出一些问题,或核实对方话语中的观点,就会对话语产生积极反馈的行为。具体的反馈方式主要有:
当对方讲了你听不懂的话,你可以问:“请你解释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好吗?”
当对方讲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停下来时,你可以问:“你说的这件事有些麻烦,是不是由于……?”
当对方换了话题而你又想听原来的话题时,你可以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当对方话语杂乱无章时,你可以问:“你的主要意思是1……2……3……,还有其它吗?”
当对方话语中有言外之意时,你可以问:“你是否认为我太草率了?”
当对方前言和后语有矛盾时,你可以问:“你刚才说的和现在说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当你听懂了他的话,并想将这层意思告诉他时,你可以问:“你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是不是这样?”
当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你要征求他的意见就可以问:“我这个办法能不能试试?”
当你从对方的动作表情中发现他不同意你的观点时,你可以问:“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当你希望对方从你的建议中加以选择时,你可以问:“这些建议你认为哪一种可行呢?”
当对方不完全同意你的见解时,你可以问:“你认为如何改进才好呢?”
当对方的表述比较笼统时,你可以问:“你能否一项项地说清楚?”
4.积极的听
善于听话的人还应该做到:善于从对方的话语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听话时全神贯注;把听话看成是了解情况,增长知识的机会;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避免让对方的话语影响自己的情绪;重视对方独到的见解;在谈话后理清所听内容的思路。
为了达到有效地听,必须在倾听时表示鼓励和称赞。对说话人的话语要热情响应,创造交谈的和谐气氛,并对说话人的话语做出情感反应。
在倾听时,听话人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和表情,直接影响倾听效果。交谈时双方目光应该平视,身体平直,态度和蔼,用面部表情配合,用“对、好、哦、是嘛”等做出口头反应。
四、交谈策略
话无定格,水无常形,交谈是使用语言沟通心灵的方式,它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但它应服从于心理沟通的需要。交谈时应该用语言去拨动对方的心灵之弦。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如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求美的需求、求知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等。交谈双方应该具备健康的心理,要乐观不要悲观。有人请教一位哲学家乐观和悲观有什么不同,哲学家指着面前的半杯水回答:“乐观的人会高兴地说‘我又有了半杯水’,而悲观的人则失望地说‘我失去了半杯水’。”乐观的人说起话来总会给人以一种积极的情绪感染,而悲观的人总会给交谈带来灰暗的色彩。要豁达不狭隘,豁达大度的人猜疑少,能坦诚地与他人交际。要热心不冷漠,热心能形成和睦的交谈气氛,冷漠的人用灰色眼镜看世界,与人交谈时心理上总有一座无形的墙。只有公正不带偏见,不以势取人,不以貌取人,不以偏概全,才能平等交谈。交谈中故作谦虚、滔滔不绝、牢骚满腹,都会影响到言语交际效果。因此,交谈要得体,就要讲究交谈的策略。
1.看对象说话
与女性交谈应考虑女性的心理。有人做过一次实验:冬天电影院里常有女观众戴帽子,影响后面的观众看电影。放映员多次打出字幕“放映时请勿戴帽”,但无济于事。有一天,银幕上出现了一则通告“本院为了照顾年老的女观众,允许她们戴帽看电影。”通告一出,所有的女观众都摘下了帽子。男女双方交谈时似乎有一种维护各自性别利益的倾向。有这样一项试验:对“女人如果没有了男人就恐慌了”这句话,男生标点成“女人如果没有了男人,就恐慌了”,而女生标点为“女人如果没有了,男人就恐慌了。”这个带有戏谑性的例子说明了男女具有维护各自性别利益的倾向。
与儿童交谈则应考虑儿童心理。儿童的语言可塑性强,最善于模仿。我们应该在交谈中积极引导。根据儿童语言的特点加强心理沟通,比如运用重迭词、摹声词,围绕他们的学习生活展开交谈。
与有官僚习气的人交谈,要特别留心他的弦外之音,透过话语的迷雾,捕捉真正的话语信息。这些人爱用“考虑考虑、研究研究”之类的词语,往往使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还爱讲套话,例如,《风息浪止》中周长胜对下级的谈话:“对于她的材料,还是要核实一下,该肯定八十条的,不要说成八十一条,也不要说成七十九条。” “二二得四,不是三,也不是五。”(屠格涅夫《烟》)“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就是说第一要努力,第二要工作,第三要努力工作,只努力不工作不行,只工作不努力也不行,既不努力又不工作更不行。”(王蒙《听同义反复万无一失的谈话》)
与外国人交谈就应该考虑他的文化背景。中国人见面用“你吃了没有?”作为招呼语,这是由于中国人打招呼时注意与即时情景相结合。“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外国女郎听了会感到格外高兴;中国姑娘听了就会认为不够庄重,西方人对你说“You are a Luke dog”。你千万别以为他在骂你,他是在说你是一个幸运儿。因为“狗”在西方是一种宠物,“狗”往往用于褒义。西方人比较强调自我意识,常用“I”(我),中国人提到自我时,往往用“我们”,“我以为”、“我们以为”以表示谦虚。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刘晓庆:“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是谁?”刘晓庆说:“我”。对此,西方人赞扬她勇敢,中国人批评她狂妄,反映出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
2.有诚实之心
交谈时不要使对方难堪,不要当众说对方的短处或隐私,要诚恳地赞扬对方的优点,认真倾听对方说话,讲究言语的幽默感。这样做,交谈就可以沟通心灵。诚则灵,如果无诚意甚至带有恶意,非但难以沟通感情,还会破坏交谈气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访问西欧,有个资产阶级政客向他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听说你们国家青年男女结婚前没有见过面,是吗?”马寅初从容回答说:“是的,我们国家青年男女结婚前未见过面,那时农村还有包办婚姻,可是结婚后是天天见面的;你们国家呢,结婚前是天天见面的,结婚后是天天不见面的,是不是呀?”
3.多考虑对方
交谈时要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1953年中苏会谈时,苏军中尉在翻译周恩来的讲话时,译错了一个地方。在场的苏军司令大为恼火,要撕下中尉的肩章和领章。周恩来温和地说:“两国语言要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是我讲得不够完善。”周恩来从对方的角度给予关心,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清代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说“莫对失意人,而谈得意事。”在失恋者面前不宜多谈恋爱的欢愉;要善于倾听别人的诉说,以排解忧愁。例如,有一位斯特劳医生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对不起,太太,您是谁?我好像不认识您。”
“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和他一刀两断,这个无赖。”
“我是斯特劳医生,请问您找谁?”
“这个混蛋骗了我好几年,背着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睡觉,把我和孩子丢在一边不管。”
“对不起,太太,您是谁?我好像不认识您。”
“他挣的钱一分也不住家里拿,叫我们娘儿几个用什么过日子?”
“太太,我不认识您,您拨错了。”
“什么,我错了,我根本没错。”
“太太,我不认识您。”
“对不起,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但我心里的话总得跟人说啊!谢谢您听完了我的话,我的感觉现在好多了。”
原来这位太太和丈夫不和,怨气无处发,随便拨动了一个电话号码排泄一下怨气。医生耐心听完了她的诉说,她感觉好多了。在交谈中如果能为对方分忧解难,一定会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沟通。
五、答问的策略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拉尔夫·尼科尔斯博士制定了一套提问与答问的技术要点:
提问:忌提明知对方不能或不愿回答的问题,用对方较适应的“交际传媒”提问,切不可故作高深,卖弄学问;适当运用默语,一开始提问,不要限定对方回答,不要随意搅乱对方的思绪;力避你的发问引起对方“对抗性选择”,不然,对方要么避而不答,要么拂袖而去。
答问:如果没有弄懂对方的问题,可将对方的问题复述一遍;不要把根本不存在的含义硬加在回答中;如果想澄清对方问题的含义或目的,可反过来向对方提出问题;如果回答对方的提问有为难之处,就婉言相告。
常见的答问策略主要有:
1.以矛攻盾
抗战期间,国民党人问周恩来“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加上‘革命的’三个字。”周恩来答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我们把‘之’改成的‘的’有什么不对?”他们又说;“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周恩来回答:“你们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在天空扔作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情的。”
2.歪问怪答
1935年,巴黎大学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法国主考人向陆侃如提出一个问题:“在《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里,为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陆侃如对这一怪问题作了怪答,他想到古诗十九首中有“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诗句,答道:“西北有高楼。”意思是西北有高楼,高耸入云,孔雀只能往东南飞。这是一种歪问怪答。
3.出奇制胜
陈浩泉的小说《选美前后》中写“香港小姐”选美时应答的技巧,司仪问参赛的杨小姐:“假如你在下面的两个人中选择一个作你的终身伴侣,你会选谁呢?这两个人一个是肖邦,一个是希特勒。”杨小姐回答:“我选希特勒,我希望自己能感化希特勒,如果我嫁给希特勒,肯定二次大战不会发生,也不会死那么多的人。”这种回答出乎人们意外,但又合情合理。
4.避实就虚
周恩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有一个西方记者问他:“中国发行了多少人民币?”这一问题涉及到机密,他避开实质,诙谐地回答:“拾捌元捌角捌分,一张拾元的,一张伍元的,一张贰元的,一张壹元的,还有伍角的、贰角的、伍分的、贰分的、壹分的,加起来是拾捌元捌角捌分。”
5.巧妙反问
1972年5月27日,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四个协定刚刚签署,基辛格向随行的美国记者团介绍情况。当他谈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每年大约是250枚时,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多少潜艇导弹在配制分导式多弹头?有多少‘民兵’导弹在配制分导式多弹头?”基辛格回答说:“我不确切地知道正在配制分导式多弹头的‘民兵’导弹有多少。至于潜艇,我的苦处是数目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是否保密。”记者说:“不是保密的。” 基辛格反问道:“不是保密的,那你说有多少呢?”这一反问,十分巧妙,把皮球很自然地踢给了对方。
6.旁敲侧击
一位中国女作家访美期间,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听说你还不是中共党员,你对中共感情如何?”女作家回答说:“是的,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和我丈夫的感情一直很好,我丈夫1948年入党,我们1950年结婚,30多年来未红过脸打过架。”中国女作家虽然没做正面回答,实际上已旁敲侧击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主观语境与客观语境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
语境包括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
主观语境包括言语表达者、言语接受者。
客观语境包括说话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等具体情境。
一、表达者诸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话语与表达者诸因素相协调,这些因素是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思想性格、文化修养、经历、处境、心绪、说话目的等。
.身份地位
身份地位是表达者的社会属性之一,它往往制约着言语交际。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多用敬称谦词;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常用含爱抚关怀之意的词语。古汉语中的“汝”,只能用于长辈对晚辈或平辈之间,晚辈对长辈忌用。称呼是身份地位的体现,上级对下级可以直呼其名,长辈对晚辈甚至可称小名,反向相称则不恰当。贾母可以称王熙凤为“凤丫头”,如果黛玉这样称呼,王熙凤会大发雷霆的。“嘛”、“啊”之类的语气拖腔,“研究研究”之类的官用词语,“亲自”的滥用,都反映了为官的特定身份地位。
.性别
性别差异也反映在话语中,如女性喜欢使用“吧、吗、呢、啊”之类的语气词。有人曾作过统计,女性82句话中语气词出现69次,平均为72%,男性141句话中出现了46次语气词,平均33%。男女的言语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用词、交谈、体态方面。
3.年龄
表达者的年龄因素制约着话语,儿童喜欢用迭词和摹声词。如“饼饼、糕糕、小猫喵呜喵呜叫”,幼儿园里的老师和少儿节目主持人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使用儿语和小朋友们沟通情感。如果成人用儿语交际,大学里用儿语讲课,都会令人捧腹。
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言语,北京青年常用的“盖帽儿,一张分”,上海青年流行的“不要太潇洒哦!”反映了青年人追求新奇、着意创新的心理,而老年人喜欢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词语,这反映了老年人力求稳妥的心态。
称呼也反映年龄的差异。同是称呼自己的父亲,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称呼法。儿童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称“爸爸”,青年人则在父亲面前称“爸爸”,在他人面前称“老头儿”或“父亲”。中老年人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一般不称“爸爸”,而用“家父、父亲、家严”等庄重的词语。同是称呼自己的妻子,老年人常用“老伴、内人、老太婆、孩子他娘”,而青年人喜欢用“爱人、老婆、我那位”。电影《爱情啊,你姓什么》中,一位老年知识分子和一位青年人在一起谈“怕老婆”问题,青年人用“怕老婆”,而老年人用“惧内”。
.职业
“三句话不离本行”讲的是言语的职业特点。如,一个律师的儿子回家晚了,邻居问他:“你回家晚了,会挨爸爸的打吗?”他回答:“不会的,我爸爸是律师,如果他要打我,我妈妈就会申请缓刑,再向奶奶提出上诉,就可以宣判无罪。”儿子生于律师之家,他的言语感染上了律师的职业特点,这真是“兵家的孩儿早识刀枪,木匠的孩儿会玩斧凿”。
5.籍贯
籍贯对话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方言上,方言伴随人的一生,正如贺知章所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般人对乡音都有特殊的感情,在言语交际中,我们凭口音就能辨别说话人的籍贯。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上。上海人常常学苏北人的口音说,“小三子,你家妈妈在哪块?”以造成诙谐的气氛。在闽方言中“客人”称“人客”,“拖鞋”称“鞋拖”,“们”作为名词复数的后缀,在普通话中只用于人,如“学生们,我们”,而河北藁城话有“树们、衣服们”的说法,广州话有“书们、米们、肉们”之说。在广州话中把“我先走”说成“我先行”,浙江温岭话说“我走开先”。这些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分歧势必会反映到言语交际中来。我国公安机关在案件侦破中已经采用言语鉴别的新技术,包括利用方言特征侦查罪犯。
6.性格
著名戏剧艺术家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人用以说话的语言就是一把了解他的性格的钥匙。”老舍说过:“一个老实人,在划火柴点烟而没有点燃时,便会说:‘唉,真没用,连根烟也点不着!’一个性格暴躁的人呢,就不是这样,而也许高叫:‘他妈的!’语言体现了性格,属于人物自身的‘印记’,这就是性格的语言。”“多乎哉,不多也”、“君子固穷”是孔乙己腐书生的性格化语言。阿Q和秀才同是骂人,秀才用官话骂“忘八蛋”。而阿Q用俚语骂“妈妈的”。阿Q的求爱语言也是个性化的:“吴妈,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如果阿Q像现代青年那样说:“亲爱的密司吴,你是我心中的月亮。”他就不再是阿Q了。
7.修养
表达者的修养充分反映在他的话语中。《红楼梦》中,宝玉和薛蟠就同一话题“女儿悲”吟诗,宝玉吟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薛蟠却吟道:“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显示出两人文化教养的差别。
修养的高低不仅表现在话语的文雅和粗俗上,还反映在一般的用语差异上。某医院的大夫告诉患者,有一二十种副食品应少吃,工人听了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这不是叫我等死嘛。”知识分子听后说:“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不是叫我坐以待毙嘛。”表达同样的意思,用语显著不同,前者口语味浓,后者书卷气足。又如马烽在《刘胡兰传》中有一段描写:王莲不懂什么是持久战,她悄悄地问金香:“金香,顾县长说的是什么‘吃酒战’?金香自以为是地说道:“你真是个笨蛋!连个‘吃酒战’也不知道,就是喝醉酒打架嘛!喝了酒打人最厉害了,我后爹喝醉酒,打起我妈来没轻没重的。”王莲和金香都不了解什么是“持久战”,都将“持久战”理解成“吃酒战”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说话人的文化修养。
8.经历
经历不同,话语的特点也不同。《水浒传》中林冲接管草料场时,老军对林冲说:“火盆、锅子、碗、碟子都借与你。”林冲回答说:“天王庙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终年守护草料场,孤陋寡闻,一个“借”字透出小家子气。而林冲虽然落难,但毕竟见过大世面,阅历深,见识广,一个“拿”字表现了他的豁达大度。再如,阿Q进了一趟城,见识大增,说起话来,与贵同乡颇不相同,什么“条凳”,什么“革命党”,什么“小鬼见阎王”,辞藻比过去丰富多了。
9.处境
处境不同,话语也有差别。同是赵老太爷,同是对阿Q说话,革命前后大不一样。革命前赵太爷对阿Q说话是声色俱厉的:“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革命起来后,处境不同了,赵太爷对阿Q说:“老Q……现在……”,“现在……发财么?”契诃夫小说《变色龙》中围绕“狗”的主人的变化,那个“变色龙”式的警官的话语出现了多次反复,倨恭无常。
10.心绪
说话人心绪的好坏也会影响自己的话语。苏联小说《战争》中有一个情节,莫洛托夫等人获悉斯大林的儿子被德军俘虏的消息后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听了默不作声,毫无反应。莫洛托夫激动地大声发问:“你怎么啦?你听见了没有?”斯大林答道:“斯大林不是聋子”。可想而知,斯大林听到儿子被俘的不幸消息,心情很沉重,对莫洛托夫的催问感到烦躁而又不便直接表明,故而做出“斯大林不是聋子”这种异常的回答。人的情感往往最直接地反映在话语中,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对全军战士的严厉讲话,无不受到说话者心绪的影响。
11.说话目的
说什么往往受制于为什么说,话语是围绕着说话目的而展开的。例如,求人帮忙或劝告他人,言语就要委婉些。为了达到预期的说话目的,常常要调节言语。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你想要对方向里移一个座位,如果以命令式的语气说:“坐过去!”对方难以接受;如果改用商量的口吻说:“您能不能向里移一移?”这样的言语会使你达到预定的说话目的。在一家餐厅里,顾客对女服务员说:“你把大拇指伸进我的面汤里去了。”女服务员回答说:“没关系,不烫。”显然,服务员误解了顾客的说话目的。再如公安人员和小偷说:“当你偷窃时,你难道一点都不为你的妻子和孩子想想吗?”小偷回答说:“想是想了的,但那个服装店没有女人和孩子的衣服。”清朝的徐骏写了“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该诗系闲适之作,并无深意,有人歪曲他的言语目的,上奏皇上,说他“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皇上听信谗言,传旨将徐骏斩首,造成冤案。难怪古人云:“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
表达者在言语交际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古今名人雅士多有论述。冯时可在《两航杂录》中云:“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周易》曰:“将叛者其辞惭,心疑者其辞歧,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激,失其守者其辞屈。”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中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有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鲁迅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中曾说,写人的对话时,须达到这样的境界,“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二、接受者诸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就表达者而言,言语表达既要“自适”即适合表达者自身的因素,又要“他适”即适应接受者的因素;就接受者而言,接受者要主动接受对方的话语信息,并作适当的调节,动态地理解话语。
“说话要看对象”这是从表达者的“他适”要求研究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说话要充分考虑接受者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性格、修养、文化程度、职业、籍贯、经历、处境、心绪等因素。阿Q不喜欢听“光”之类的字眼,这和他头上的癞疮疤有关。黄济人的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写我军干部对国民党战俘们讲话:“你们要放下包袱。”这时一个战俘诚惶诚恐地说:“请贵军体察,我是火线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什么包袱可放呀!”我军干部没有考虑听话对象的身份和经历,他们对“包袱”一词的引申用法不熟悉,因而造成误解。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从前结交的朋友纷纷求见,有的因此当了大官,一位穷朋友也来求见说:“我主万岁!还记得吗?从前你我都给人看牛,有一天,我们在芦花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子里煮着,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瓦罐子都打破了,撒下一地的豆子,汤都泼在泥地里。你只顾从地下满把抓豆吃,却不小心连红草叶子也送进了嘴里,叶子梗在喉咙口,苦得你哭笑不得。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叶子放在手上拍一拍吞下去,才把红草叶子带下肚子里去了。”话没说完,朱元璋连声大叫:“推出去斩了!”那位穷朋友之所以送了命,是因为他讲话不看朱元璋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触犯了皇上,遭来杀身之祸。
三、客观语境对话语的影响
话语的表达和接受是在客观语境中进行的,客观语境包括言语交际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
文革时期的话语,由于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有其鲜明的特点。如:一位老太太春节前到副食品商店去买猪肉,老太太说要买五斤,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这时老太太也应该回答“节约闹革命”售货员才能切猪肉。老太太不懂这个规矩,便改口说买三斤,可售货员仍旧说“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又改口说买一斤,可售货员还是说“节约闹革命”。老太太生气了。售货员解释说,我说“节约闹革命”。你也应该说“节约闹革命”,我就好给你卖肉了,而不是要你少买。今天看来,这好像是一个笑料,实际上这就是文革时期对言语交际的要求。“文革”语言已成历史的陈迹,那些政治标签式的话语,今天已不合时宜。
在言语交际时,合理地利用时间、地点等情境因素,就会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邓小平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邓小平在致辞中利用春节这个特定的情境,表达了中美关系开创新时代的美好愿望。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值寒冬,听讲的女学生大都围着紫红色的绒线围巾,鲁迅因境设辞,借题发挥道:“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若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绒线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富有,提包里有准备,坦白的说,就是要有钱。”
言语交际不能离开文化背景。各民族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比如言语禁忌。西方忌“十三”,忌“星期五”,广东忌“猪舌”,说话时不能触犯当地的忌讳。我国生产的紫罗兰牌内衣,曾出口某国,出口后销路不畅,原来“紫罗兰”在那个国家的语言中是暗喻同性恋和性变态者。
言语交际也不能离开话语的背景知识。《六十年的变迁》中,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维夏:“什么消息?”季交絮:“蒋介石开刀了!”方维夏:“什么病开刀?”季交恕:“你还睡觉,杀人!”这里的开刀是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而方维夏不了解当时的背景知识,闹出了笑话。又如刘克在小说《古碉堡》中写程副司令员向群众挥手致意,针对平息叛乱,百万农奴彻底解放,他欣然地说:“乡亲们,天亮了!”农奴们并未理解:“天本来就没黑,太阳刚偏西,怎么又亮了?”一句极易理解的话,这里的乡亲却不知所云,原来他们从来不知道“天亮”一词蕴含的背景含义。
言语还必须注意场合。电影剧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中有一段对话,老年妇女:“我说这位大姐呀!我说话不到的地方你有文化,能听明白,我说大姐呀……”。审判员:“别叫大姐,称同志,或者叫审判员,法庭开庭,别叫大哥大姐的。”法庭是庄严的场合,不能将日常生活中的称呼拿到法庭上使用。反过来,用于庄严场合的词语也不适用于日常谈话。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支支吾吾地对亚萍说:“有时间,我一定去广播站拜访你。”“外交部的语言!什么拜访?你干脆说拜会好了!我知道你研究国际问题,把外交辞令学熟练了!”亚萍一语中的,外交辞令用于此时此刻,反而疏远了两人的关系。
 
语言的信息度与言语的信息度
 
哲学上所讲的“度”,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度的两端所存在的极限叫临界点,在临界点的限度内,量的变化不会引起质的变化,超出这个限度,事物就要发生质变。汉语作为信息载体,其信息量的大小是否适度直接影响到话语的质。话语信息量的大小是否适度,就成了衡量话语质的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信息适度的话语是得体的,信息超度的话语是消极的。话语信息“过了头”与“欠火候”,都是言语交际的大忌。
在汉语工具、话语、汉语使用者三个层面上存在着度范畴。
一、汉语工具层面的度范畴
.汉语的冗余度
在汉语体系中存在着冗余成分。言语是对语言规则的具体运用,言语能影响和补充语言规则,言语的冗余也积淀在语言成分中。语言的冗余成分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词汇和语法层面上。
1)词汇的冗余成分
[例一]a缓急=急 得失=失 成败=败 盛衰=衰
b人物=人 质量=质国家=国 窗户=窗
a组的前一个语素是冗余成分。b组的后一个语素是冗余成分。
[例二]a晴纶毛线 锦纶毛线 氯纶毛线  
b塑料皮鞋 泡沫皮鞋 塑料皮球
例二中“毛”和“皮”是半冗余成分。先以“毛线”为例。《现代汉语词典》对“毛线”的解释是:“用兽类的毛纺成的线,通常指羊毛纺成的线。”a组并不是指某种用羊毛混纺的线,而是用晴纶、锦纶或氯纶纺出来的类似毛线的纺织品。“毛”由实指转向虚指,在这里只起比况作用。如果将这个半冗余成分省去,组成“晴纶线、锦纶线、氯纶线”,又会使人误以为是非针织用的线。b组如果省去“皮”,似乎也讲得通,但人们会将塑料鞋、泡沫鞋、塑料球看成是由其他什么质料做成的鞋和球,而丢开了皮鞋(鞋的一种)和皮球(球的一种)的类别特点。
[例三]a小小孩 大大后天
b鸡肉肉松 牛肉肉松
例三中,两个相同语素相连,其中有一个是冗余成分。a组中的“小小孩”是指比小孩还要小的小孩,“大大后天”是指紧接在大后天之后的那一天,省去冗余成分变成“小孩,大后天”,则语义会发生变化。b组中“肉松”是中心词,这里用“鸡肉,牛肉”是为了和猪肉相区别,如果省去冗余成分“肉”,即说成“鸡肉松、牛肉松”,那么这时的“肉”即要瞻前又要顾后,在实际使用中虽然不致于影响语义,但此种说法不普遍。
[例四]a果然 可以 悬殊很大 
b胜利凯歌传四方 看了一目了然 再三叮咛
a 组中“果然”里的“果”即“果然”。“可以”中的“可”即“可以”,“悬殊很大”中的“悬”也是“大”的意思,如果用经济的文字来表述,似乎应该说成“果、可、殊很大”,但是现代汉语不这样说,仍保留了“然、以、悬”这些冗余成分。b组中“凯”表示“胜利”,“旋”表示“归来”,“胜利”是冗余成分;“目”就是“看”,“看”是冗余成分,“叮咛”含有“再三”之意,“再三叮咛”中的“再三”是冗余成分。
(2)语法的冗余成分
[例五]公诸于世
“诸”是“之”和“于”的合音字,“公诸于世=公之于于世”,其中有一个“于”是冗余成分。
[例六]非……不可
“非”是“不”的意思,“不可”是“不行”的意思,“我非去不可=我一定去”。口语中,“非……”之后也可不用“不可”。
干这种活非得胆子大不可=干这种活一定得胆子大。
他不来算了,为什么非叫他来不可=他不来算了,为什么非叫他来。
[例七]a难免不犯错误 
b教室里好不热闹
c没开会之前来找我
a、b 中的“不”和c中的“没”,均是冗余成分。即:
难免不犯错误=难免犯错误
教室里好不热闹=教室里好热闹
没开会之前来找我=开会之前来找我
[例八]各位同志们 诸位代表先生们 许多人们
“各位”、“诸位”、“许多”表示多数,“们”表示复数,每例之中均有一个冗余成分。这种冗余用法历来有争议,一般看作是不规范的语言现象。
.汉语的模糊度
模糊性也反映在汉语体系中,如“老年、中年、青年”的年龄界限是模糊的,“早晨、中午、晚上”的时间界限也是模糊的。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中国语文》1983年第一期),曾对“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两组模糊词的模糊度作了定量分析,用模糊度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这些模糊词的模糊度,并描绘出这两组模糊词的坐标示意图。这种定量分析,为模糊度的掌握提供了方便。但是,把握模糊度本身也不必那么精确,适合与否主要用话语交际的效果来衡量。
.汉语的规范度
使用汉语进行交际要遵守汉语的规范,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也可以突破规范,产生话语创新。话语的形成也有一个规范度的问题。例如,“厦门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机在白云机场失事后,李鹏总理从北京飞往白云机场观察灾情。”“总理……飞往……”是适度的,虽然人不能飞,但人坐的专机可以飞,这种借代用法已为人们所接受,符合规范度。再如,“吃食堂、吃大碗、打扫卫生、恢复疲劳”一开始出现时被认为是不符合规范的,普遍使用后就为社会所接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人提出“当他们跨过鸭绿江,仿佛置身于……”这样的句子是不规范的,因为在“当”后没有“时、时候”,则成了无“宾”之“介”。但是,后来这种用例大量出现,使这种句式取得了规范的席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人认为“之所以”不能用于句首,因为“之”就是“的”,一句话开头用“的所以”似乎不着边际,其实王引之《经传释词》“之”字条,在“之”训为“其”下曾引用过《荀子·王制》中以“之所以”起句的用例,并云:“‘之所以’,‘其所以’也”。杨树达《词诠》在引用此例时,加了以下按语:“‘之’字用作‘其’字同,用于主位”。尽管如此,在古代汉语中以“之所以”起句的用例比较少见,有人认为它不规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种用法如雨后春笋,报刊杂志随处可见,我曾搜集典型用例二百余条,其中不乏语法学家的用例。不能让汉语规范机械地统辖汉语语用事实,应该既考虑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又考虑新的语用现象,促使汉语规范的发展,汉语本身就是从话语创新中获得新的规范而不断发展的。
二、话语层面的度范畴
1.话语的冗余度
从理论上讲,言语交际应该用最经济的信息量,来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然而我们使用的语言是富有弹性的活语言,说话人常常给出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信息,这大概是希望对方能充分理解自己话语的缘故。
有人认为说话只要把主要的信息传递出去,让对方通过你所传递最低度的信息来了解说话人的意图,这就取得了最佳言语交际效果了。传统修辞学过分强调了言语的简练,以至于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多余的话总是消极的,多余的话是修辞的大忌,是言语交际的大忌。其实,在特定的语境中,多余的话未必多余,在特定的交际场合讲一点适度的多余的话也未必是坏事。在无准备的即兴讲话中,讲话者为了思考下文,可以在一定的适度内借助于一些无实际意义的语句来延缓思考时间。在这里,多余的话成了说话人赢得思考时间的拐棍。如果说话人出口成章并且每句话都传递主要信息,不给听众一点儿思考的余地,无论是有准备的书面讲话,还是无准备的即兴发言,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在谈话时,说话人为了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在挑选字眼时也往往出现多余的话。在甲方有求于乙方的交谈中,甲方往往是先说出一番与正题无关的多余的话,然后再道出正题。久别的朋友在一起交谈时往往会说出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多余的话。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总希望听到对方反反复复地倾吐爱恋的悄悄话。自鸣得意的人也常常爱说多余的话。人逢喜事精神爽,话匣子一打开,重复罗索的话也就多起来,面临心理困境的人总是喜欢唠叨没完。女孩子常在老人面前“兜售”多余的话,因而讨得老人的喜欢,这是女孩子迎合了老人喜欢唠叨的心理。在礼貌性的言语交际中,一句“你吃了么?”并非传达什么非问不可的主要信息,而是用多余的话表示问候。
在言语交际中,冗余的语言往往反映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文化修养、特定心态。作家们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常常利用超度的冗余话语来创设某种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和特定心态。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的名著《好兵帅克》里有一个名叫克劳斯的上校,说话非常罗嗦;王蒙曾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大问题》的小品文,讽刺官腔官调式的讲话,内容空洞无物,话语重复罗嗦;中央电视台在《九州方圆》节目中由赵子岳扮演一位仁兄,作了一场关于添置水壶的报告,报告重复累赘,罗嗦不堪,其中“哼、哈、啊、这个”之类的“假噪音”正是冗余信息之所在。当然报告的内容已经为这位仁兄的昏庸定了调,而这一连串的“啊、呃、嘿嘿、这个”这类的冗余言语也起到了画外音的作用。
由此看来,冗余话语未必多余,问题是如何把握好冗余度。在日常交际中,适度的冗余话语是得体的,它是言语交际的润滑油,而超度尤其是严重超度的冗余话语是消极的,它是言语交际的多余包袱。但是当超度尤其是严重超度的冗余话语由日常言语交际的语域转入另一语域——文艺作品的人物言语时,它又能化消极为积极,它服务于文艺家刻画“这一个”的需要。
2.话语的模糊度
语义模糊会影响汉语的表达效果。所以,说话应力求准确,避免模糊不清。可是,汉语的模糊性有时并不影响交际,日常交际中并不需要到处使用含义准确的词语。有时干脆利落地说话反而会带来消极作用,倒是模糊的表达能起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掌握恰当的模糊度。模糊度的大小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关系、心态和情境等因素。例如,领导由于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以及说话的时机,有些意图不便明确地说出,往往采用模糊的说法。适度的模糊反映了领导说话的技巧,超度的模糊则是推诿扯皮的典型表现。模糊度的大小反映了说话人的心态。例如,模糊度小,明确性大,可表现出信任。模糊度大,明确性小,则表现出猜疑。
3.话语的顺畅度
顺畅指话语流利、顺畅的程度。说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显得顺畅度小,说话自然流畅,扬扬洒洒,显得顺畅度大。
说话的顺畅度与思路有关。在发言时应该大体理出一个说话的思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需要心中有数,打好腹稿。如果事前毫无准备,而思考速度赶不上说话的速度,说话的顺畅度就小,甚至疙里疙瘩或断断续续。
说话的顺畅又与讲话时的心理状态有关。过于激动或过于胆怯都会影响顺畅度。
说话的顺畅度还与说话人采用何种语言和对语言使用的熟练程度有关。
顺畅度的大小必须以语言的准确和话语的通顺为前提,只有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才能求其顺畅度的适切 。
4.话语的客套度
在特定的交际场合,讲几句得体的客套话,有助于沟通交际双方的情感,并能创造和谐的气氛。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波兰汉学家夏伯龙作了题为《关于汉语规范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他讲了这样一番客套话:“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对像汉语规范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问题发表什么意见。那不只是因为我的汉学的修养很有限,并且因为我到北京后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这个会议的任务,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可是我在北京得到的兄弟般的款待,我对中国的敬慕和友谊的联系,还有我作为一个汉学家的职责,使我不能不尽我的微薄力量,对这伟大的工作提出一得之见。由于时间和文献的缺乏,我不能写出什么学术报告,只想对讨论中的某些问题表示一些意见,虽然对其中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详尽发挥。”夏伯龙先生的这番客套话是适度得体的,既谦虚实在,又表达了对中国的友情和对汉语规范问题的重视,还表示要尽“微薄力量”,提出“一得之见”,所以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许。适度的客套是礼貌的表现,超度的客套给人以虚伪做作的感觉。那么如何把握好客套度呢?客套话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它随言语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目的以及交际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变化,依赖特定语境说出的特定的客套话才是得体适度的。
5.话语的委婉度
古代人由于对语言的灵物崇拜,对能降福除祸的词语产生了禁忌,对人名、朝代名、部族名、图腾名给予避讳,对犯忌触讳的事物采用委婉的说法。
在现代生活中,委婉语的使用场合有所拓展,不仅仅局限于犯忌触讳的事物,而且对不愉快的事,不便直说的事,或者是为了幽默,都可以用委婉的表达方法。委婉的精髓在于“含而不露免刺激”。如何达到“含而不露”的境界,这就要求正确地把握好委婉度。如果委婉度大了,对方不能悟出本意。如果委婉度小了,对方会受到刺激。委婉度的适切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
三、语境制约与度范畴的把握
.语境制约
语境对度范畴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语表达的时间、地点、对象、场合、心态等小语境因素对度范畴施加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言语表达的原因、政治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大语境因素对度范畴施加间接的影响。语境对度范畴的制约作用具体表现为:
控制。语境对语言使用有很大的控制作用,说话人要具有驾驭言语使之适度的能力。各种层面上的度范畴:冗余度、模糊度、规范度、顺畅度、客套度、委婉度、性度的适度把握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可以说这些范畴是语境控制的产物。
解释。语境能帮助人们去正确理解某些度范畴,对适度的冗余话语,适度的模糊表述和委婉表述,人们借助于语境分析可以获得正确的解释。
判断。语境能够帮助判断言语是否适度,如判断冗余信息是适度的还是超度的,通过判断获得美丑评价。一段超度的冗余话语在甲语境中获得了丑的评价,但转入乙语境中可能会获得美的评价,如冗余话语在日常生活语境与文学语境中会获得不同的审美评价。
调节。语境因素能够改变和创设。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的身份、思想感情、性格心态都可能发生变化,交际双方还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创设某种特定的语境。语境的主客观因素协调统一对各种度范畴施加影响,交际双方依赖语境因素可调节话语,建构新的话语,以做到尽可能的适度。
.度范畴的把握
适切语境是言语交际的标准,也是衡量度范畴是否得体的标准,如何使度范畴取得适切的最佳交际效果呢?这就要求说话人充分合理地把握语境的各种因素。因为言语的适度是因人、因时、因心境、因话题而异的。
对象。说话人应该弄清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角色之间的关系有辖属型、平等型 、服从型 、需求型。有了角色观念,了解对方与自己的角色关系,言语交际时才有可能把握好度,如对陌生的新上司讲客套话,与对熟悉的长辈说客套话相比,前者的客套度要大一些,对自己的子女讲话,客套话可减至最小,甚至取消客套。
场合。场合是时空与交际情景的结合,它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庄重和随便之分,喜庆和悲痛之分,场合不同说话的度范畴也就不同。如悲痛场合劝慰的话可以增大冗余度。正式场合批评他人的话语可适当增加委婉度,如果在大庭广众对他人的缺点唠叨个没完,就会令人生厌,效果会适得其反。
心境。言语表达要注意对方的心境,如果有求于对方,而对方没有好的心境,可适当增大言语的冗余度和委婉度,以便缓和谈话气氛。如果对方心境好,可以适当减少冗余度和委婉度,甚至直言不讳。
话题。谈论的内容也能左右言语适度。当你告诉对方一件令他喜悦的事情时,可以增大顺畅度,减少冗余度。当你告诉对方不幸的事情时,最好是增大冗余度和委婉度,或是增大模糊度,减小顺畅度。
原型。“度”的理解和掌握是主观的,带有人为性,无法用精确的计算方法来测定,在具体把握时可借助于原型理论。原型理论是心理学家罗丝提出的用以解释心理现象的一种理论。原型理论认为,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并不是利用一整套区别性特征来形成概念,而是基于自己熟悉的某一具体事物形成关于这一类事物的原型。用这个原型去和以后见到的同类或异类事物进行比较,从而充实或修改已经形成的概念。原型因人而异,具有人为性,还可以修改。如,一个孩子天天看到自家屋檐下的麻雀,有人告诉他这就是鸟,于是他就根据麻雀的特征,形成了关于鸟的概念的原型。当他第一次来到动物园,看到一只鹦鹉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一只鸟,因为鹦鹉与他心目中鸟的原型十分接近。当人们指着鸵鸟告诉他这也是一只鸟,由于鸵鸟的外型和麻雀相去太远,他就会修正自己关于鸟的概念的原型。这个例子说明原型可以在非常少的实例(或许只有一个)的基础上形成,并不需要任何正规的定义。原型不是人人完全相同,而只是大体相似,原型不但可以修正、引伸、而且也因人而异,因此用原型理论来解释言语和语言冗余度的把握比较合适。
在言语交际中,参与交际的人会逐渐形成冗余原型。比如,一个小孩在学习如何与人寒暄时,其原型可能是他的母亲与邻居的一次交谈,母亲在交谈时对言语冗余度的把握,会形成他的冗余原型。当他知道自己的冗余言语超度时,会修正自己冗余度的原型。冗余原型是在实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冗余原型会因人而异,因场合而异,因交际目的而异。何人何时何地用何种语言与何人说话,会影响到冗余度的理解和把握。如:老人听老人唠叨并不觉得冗余,而青年人就觉得冗余。恋人之间反复不断地重复那些悄悄话,他人听了就觉得冗余。在正式作报告之前讲一点得体的客套话,听众并不觉得冗余,而在家人面前讲一大堆客套话,家里人就觉得冗余。冗余原型这个概念本身的外延本来就不确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所形成的冗余原型会有不同的外延范围,但冗余度的把握由于有实例作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会形成关于言语冗余度的共识,因此冗余言语的“度”的把握不能离开大众的心理认可和心理共识。至于语言冗余是否规范,也可借助于原型理论来解释。目前的汉语规范理论很脆弱,尚不能解释“偏离”现象的合理性。“塑料皮鞋”省去冗余成分“皮”,则语义会改变,这种冗余成分少不得,应该保留。“猪肉肉松”省去“肉”这一冗余成分,语义不变反而变得简明,这种冗余成分可以省。冗余成分是否可以省去,一方面看是否影响语义,另一方面看在语用实践中是否形成认同感,因为认同是原型的重要特征。
在汉语交际中运用度范畴,会逐渐形成一个个原型,如冗余原型、模糊原型、规范原型、顺畅原型、客套原型、委婉原型、性度原型等。以客套话为例,比如一个学生在与人寒暄时讲出的客套话,其原型可能是他与老师的一次客套交谈,老师在交谈时对客套度的把握,会成为学生的客套原型。这种客套原型是在实例的基础上比照修订而成的,不需要区分出客套度超度与适度的精确界限。度范畴原型的形成,由于有实例作比较,以大众的心理认可为原则,因此借助于原型来把握度范畴的适度,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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