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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布时间:2013-01-10  来源:原创  作者:孙汝建教授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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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句子与抽象的句子
 
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其实,句子有两种: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
具体的句子不同于抽象的句子:
具体的句子与现实的联系是实现了的,抽象的句子与现实的联系是隐含的、尚未实现的。具体的句子是形式、意义和内容的三位一体,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没有内容。如“他现在饿了。”作为抽象的句子,它有一连串的语音形式,其意义是“说话人在说这句话时认为第三者饿了”,而句子的内容则无法判明,如“他”指谁?“现在”指什么时间?这些都没有具体的内容。因为抽象的句子和现实的联系是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所以,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没有内容。一旦抽象的句子与现实发生了外显的联系,它就增加了内容。如:1806年1月6日下午2时,约瑟芬谈到拿破仑时说“他现在饿了。”“他”是指拿破仑,“现在”指“1806年1月6日下午2时”。1920年1月7日下午3时,克鲁普斯卡娅谈到列宁时也说过“他现在饿了。”这里的“他”是指列宁,“现在”指“1920年1月7日下午3时。”在理解抽象的句子时,只要通过句子的形式理解句子的意义就行了,而具体句子的理解,除了通过形式理解意义之外,还要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形式和意义来理解内容。对抽象的句子一般是作句法、语义的分析,对具体的句子还要作语用的分析。具体说来,区分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有两条标准:(1)指称有无内容。具体的句子在指称上有具体的内容,而抽象的句子在指称上无具体内容(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而没有内容)。(2)陈述有无具体时间。具体句子的陈述有具体时间,而抽象句子的陈述无具体时间。
句子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句法平面上,句法分析是研究句中词语与词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词语与词语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句法结构。
句子的分析还可以进行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分析。
一、句子的语义分析
句子的语义分析是研究句中词语与客观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语义平面所说的语义不同于词汇意义,它是指词语在句法结构中获得的结构意义。语义关系多种多样,跟句法有关的语义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名词的“格”
   “格”指名词跟动词组成语义结构时所充当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来源等。如:
    ①王老师批评了小张。
    ②小张被王老师批评了。
    从句法关系来看,例①中作主语的是“王老师”,而例②中作主语的是“小张”,例①是“主—谓—宾”句,例②是“主—谓”句,句法关系不同。但是这两句中名词与动词的语义关系没变。“王老师”在例①中是施事(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在例②中也是施事。“小张”在例①中是受事(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在例②中也是受事。因此,在例①和例②中存在着共同的语义关系:王老师(施事)、批评(动作)、小张(受事)。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可以是一致的,如“我请小李去车站接人。”“小李”是兼语(是“请”的宾语又是“去”的主语),从语义结构来看,“小李”是“请”的受事,又是“去”的施事。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也可以不一致,如“吃食堂、吃面包、吃大碗、吃救济”在句法上都是动宾结构,但它们有不同的语义结构:动作——处所、动作——对象、动作——工具、动作——来源。
    2.动词的“向”
    “价”(Valency,Valenz亦称配价、向)这一术语来自化学。化学中提出“价”(化合价,原子价)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数目间的比例关系。如水分子式中的一个氧原子总是跟两个氢原子化合,所以氧的原子价是二价。动词的“价”是动词在语义平面上的重要分类。动词可以分为一价动词(“跌、病、休息”等)、二价动词(“吃、读、保卫”等)、三价动词(“给、供”等)。如:
    ①他病了。
    ②我饭已经吃过了。
    ③我给你一本书。
例①中“病”是一价动词,与“他”发生语义关系,“他”为施事。例②中的“吃”是二价动词,与“我(施事)”和“饭”(受事)发生语义关系。例③中的“给”是三价动词,与“我(施事)”、“你”(对象)、“书(受事)发生语义关系。
    3.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指动词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定语、状语、补语有语义指向。如: 
①我找不到人帮忙。(“帮忙”指向“人”)
    ②我圆圆地画了一个圈儿。(“圆圆”指向“划”和“圈儿”)
    ③我热热地喝了一杯牛奶。(“热热”指向“我”和“牛奶”)
    ④这几部戏我都看过了。(“都”指向“这几部戏”)
    ⑤我们战胜了敌人。(“胜”指向“我们”)
    ⑥我们战败了敌人。(“败”指向“敌人”)
    4.歧义
    有些句法结构在语义平面上有歧义,如“母亲的回忆”。“母亲”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受事。“这个人连我都不认识”,“我”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受事。借助于语义分析可以排除歧义。
    5.词的语义特征
研究词的语义特征,有助于说明词语之间的选择限制,有助于在语义平面上给词的次范畴进行分类。如:“名+ 动”在句法上可以构成主谓结构,具体的词进入这种句法结构时,有一定的语义限制。如:“人死”可以搭配,“桌子死”就不能搭配。“死”一定跟有生命的事物搭配,“桌子”是无生命的,因此“死”有[+有生物]的语义特征。“动+ 名”可以构成动宾结构,“吃饭”可以搭配,“喝饭”就不能搭配。“喝”跟表液体的事物搭配,它具有[+液体]的语义特征。再如“我借他一本书”,“借”有[+内向]和[+外向]两个语义特征,内向的“借”是借进,外向的“借”是“借出”。根据词的语义特征可以给词的次范畴进行分类。
二、句子的语用分析
语用平面研究句中词语与使用者(符号与人)的关系,语用分析属于动态分析。如:“我吃过饭了”和“饭我吃过了”句法结构不同而语义结构相同:
句法结构:①我吃过饭了。(主谓宾句)
              ②饭我吃过了。(主谓谓语句)
    语义结构:我(施事)、吃(动作)、饭(受事)
    同样的语义结构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句法结构来表达呢?仅从句法、语义分析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语用分析。从语用上看,一个句子通常有主题和述题。主题表示旧信息,述题表示新信息。例①中的“我”和例②中的“饭”作为主题,表示旧信息,例①中的“吃过饭了”和例②中的“我吃过了”作为述题表示新信息,主题反映说话人关心的是什么,例①中说话人关心的是“我”。例②中说话人关心的是“饭”。通过语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研究句子中词语与说话人的关系,了解说话人的表达意图。
    与句法有关的语用,主要研究以下内容:
    1.主题和述题
   “主题——述题”是句子常见的语用结构,主题的不同反映说话人着眼点不同,所谈论的话题不同。如:
    ①台上坐着主席团。
    ②主席团台上坐着。
“台上”和“主席团”都是话题,在例①中说话人谈论的话题是“台上”,例②说话人谈论的话题是“主席团”,着眼点并不相同。在一个句子中,主题和主语可以重合,也可以不重合,两者的区别是:
    主语与作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在语义上有选择关系,而主题除了兼作主语的情况以外,则没有这种关系。即作谓语的动词、形容词可以决定主语,而不能决定主题。如“昨天我去了学校。”与动词“去”发生语义选择关系的是“我”(主语),而不是“昨天”(主题)。
    主题一定出现在句首,而主语不一定出现在句首。如:“昨天小王去北京了”。“昨天”是主题,在句首。“小王”是主语,不在句首。 
介词短语不作主语,却可以作主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讨论”。主题是介词短语“关于这个问题”。
    主题和主语不重合时,主题处在主谓短语的外层,如:“青春,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青春”处于主谓短语“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的外层。“青春”在句法上称提示语,在语用上叫主题。
    2.表达重心
    表达重心(又称“表达重点”)是指句法结构中由于表达需要而着重说明的成分。表达重心不同于结构中心,两者分别属于语用平面和句法平面。如:
    定心结构:我的书
    状心结构:慢慢儿走
    动宾结构:看电影
    动补结构:洗干净
中心语“书、走、看、洗”是结构中心所在,它们作为向心结构的核心,与所在的结构具有同等功能。“我、慢慢儿、电影、干净”是表达重心,表达重心与结构中心是互补的。表达重心常在定语、状语、宾语、补语的位置上。但有时也在谓语上。如:
    甲:你是怎么受伤的?
    乙:我是跌伤的。
乙的答话是针对问话中的疑问点“怎么”的,表达重心“跌”作谓语。
    3.焦点
    焦点是述题中的重点,即新信息中的着重说明之点,它是表达重心的一种。它是陈述句中所传递的新信息的核心和重点,一般位于句末的实词语上,这称为句尾焦点。如:
    我们克服了困难。(“困难”是焦点)
    我们把困难克服了。(“克服”是焦点)
焦点也可以用对比重音来表示,还可以用“是、的是”作焦点标记,这样的焦点称为对比焦点。如:
    我是昨天丢了车钥匙。(“是”轻读,“昨天”是焦点成分)
    我昨天是丢了车钥匙。(“是”轻读,“丢”是焦点成分)
    我昨天丢的是车钥匙。(“的是”是焦点标记,“车钥匙”是焦点成分)
焦点成分是说话人着意强调的部分,反映了说话人的意图。
    4.语气(Modality)和口气(toen)
    语气只有四种:陈述、疑问、祈使、感叹。根据语气给句子分出的类叫句类。口气包括肯定、否定、委婉、迟疑等。语气和口气都属于句子的语用成分,研究语气可以了解句子的目的或用途,如“房间里真冷!”是个感叹句,可以表示“祈使”的目的或用途:让人把开着的窗户关上。对在教室里抽烟的人说“你是否知道教室里不许抽烟?”这个疑问句的目的或用途是“祈使”:让对方停止吸烟。语气与目的或用途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反映了说话人所说句子的语气类型和言语行为类型的复杂关系。口气往往能反映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语气副词、语气词等通常是表达口气的。“我认识他。”是陈述。“我认识他的。”中,“的”是个语气词,表示“确认”的口气。
   5.评议
    句子中往往有评议性的词语,如表推测的:“看起来、看样子”。表确定的:“老实说、说真的”。表估计的:“也许、恐怕”。表主观态度的:“依我看、依我想”。研究评议词语可以了解说话人的态度。
    6.句式变化
    句式有常式和变式之分。在常式中,词语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但进入语用后会发生变化,
产生变式。像省略句、移位句就属于变式。如“晚上他走进后花园,轻手轻脚地”。状语移位表示说话人对“轻手轻脚”的强调。
三、句法、语义、语用的相互制约关系
从说话人的角度看,句法是关键,心中想表达什么意思,要选用相应的形式来表达。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义是关键,听话人要通过形式去理解句子的意思。从说、听者的交际来看,语用是关键,句子合格与否看语用情况。传统语法主要讲句法,有时也讲一点语义(施事、受事等),有时也讲语用(句类、插说、语气、口气等),但总体上讲,对语义、语用的分析还是比较零散的,更没有注意到三个平面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1.句法和语义相互制约
    ①我(施事)想(动作)他(受事)
    ②他(施事)想(动作)我(受事)
    ③喝水、吃饭
    *喝电灯、*吃思想
“我”和“他”在①、②中语义的不同是由于它们在句法结构里的地位不同。③能说而④不能说,是因为“水、饭”是受事,而“电灯”、“思想”不能作“喝”、“吃”的受事,在语义特征上没有搭配的可能性。那么,“西北风”为什么能“喝”?与动词“喝”搭配的名词具有[+液体]的语义特征,而液体又具有流动性,风具有流动性。但是其他的风为什么又不能“喝”呢?为什么只有“西北风”能“喝”?因为“西北风”最强烈,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所以就“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2.句法和语用相互制约
    句法离不开语用,任何语用成分总是依附在句法上的,如述题一般是以谓语的形式出现的。焦点总是在谓语中出现的。主题可以与主语重合,或者是某种特殊的句子成分(如句首状语),语气副词表达口气也和状语重合。句式由于语用的需要可以改变成变式,名词在动宾句中不作谓语,但由于语用需要,也可以转化为动词来用,如“春风风人”,“春雨雨人”。
    3.语义和语用相互制约
“高的人很矮”在语义上有问题,但是在“高的人很矮是矛盾的说法”中就能成立了,这是由语用决定的。“你真坏”用于情人之间可以表示“你真好”,语义的变化也是由语用决定的。相反,语用也受语义制约,如:“我的学问比你的学问大”可省略说成“我的学问比你大”。但“我父亲的学问比你父亲的学问大”就不能说成“我父亲的学问比你大”了。
四、三个平面理论的综合运用
我们可以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进行语法分析。
歧义句可以进行三个平面的分析。如:“鸡不吃了”。从句法上来分析:鸡不吃了。(主谓句);从语义上来分析:鸡(施事或受事)不吃了。从语用上来分析:鸡(主题)不吃了(述题,“不吃”是焦点)。
语序也可以从三个平面来分析。“草莓甜”是主谓结构,“甜草莓”是偏正结构。这种语序的变化属于句法平面。“我请你”和“你请我”中,“我”由施事变成受事,“你”由受事变成施事。这种语序的变化属于语义平面。“你怎么了?”和“怎么了,你?”句法关系相同,语义关系相同,表达重心不同,这种语序的变化属于语用上的。
虚词也可以进行三个平面的分析。如“读书”和“读的书”,不用“的”是动宾结构,用“的”是偏正结构,“学生的家长”与“学生和家长”分别为偏正结构、并列结构,这是句法平面的。“我把旧书报卖了”和“旧书报被我卖了”中,“把”后面的名词性词语“旧书报”是受事,“被”后面的名词性词语是施事,这是语义平面的。“关于、对于、至于”是点明主题的,是主题标记,这些介词属语用平面。
判别一个句子有无语病,也可以从三个平面来分析。有的语病出在句法上,如“我感到荣誉和高兴”。“荣誉”作为名词不能作“感到”的宾语,不和副词组合,(“非常周末、非常可乐”是“非同寻常的周末、非同寻常的可乐”的简略形式)。有的语病出在语义上,如“石头读书”,“读”要求施事是有生名词。说“我吃大碗、我吃馒头”。可以,“我吃大碗和馒头”就不行,在语义上,工具格和对象格不能并列作宾语。有的语病出在语用上,如“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无语病,但把它写在火葬场的围墙上就有了语病,它不适切于语境。
 
影响称呼变化的因素
 
称呼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交际双方的心理能否相容。
称呼可以分为尊称和泛称。“您好、贵姓、尊姓大名、您老辛苦、郭老”是尊称。“张厂长、李伯伯、先生、同志、小姐、师傅”是泛称。
称呼还有褒称、贬称和中性称之分,褒称,如:老人家、老同志、老先生、老师傅、老大爷等。贬称,如:老家伙、老不死、老东西等。中性称,如:老头、老汉、老头子等。
随着交际双方身份的变化、关系的变化、场合的变化,称呼也会发生变化。称呼的变化主要受制于下列六种因素:
    一是权势关系。权势关系是指在年龄、社会地位、社会分工、财富、权力等方面,一方居于优势。如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主仆关系等。交谈双方处于权势关系时,权势较低的一方常用尊称和褒称来称呼对方,权势较高的一方常用泛称和中性称,以表示亲切。
    二是一致关系。一致关系是指某一点上双方具有共同性,双方是一种平等关系。如兄妹、同事、同乡、同学等。处于一致关系的交谈双方用泛称或中性称表示亲近,有时用贬称表示亲昵。
    三是亲疏关系。亲疏关系指交际双方亲疏的程度,是一种容易变化的关系,同一交际对象,可能由亲到疏,或由疏到亲,其相互称呼可根据亲疏的程度而定。
    四是角色关系。交谈双方的角色关系会影响称呼的运用。苏叔阳的《左邻右舍》中洪人杰对李振民在文革前后使用的称呼不同。文革初期厂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振民挨批斗,原为车间主任的洪人杰以左派自居,对李振民说:“哼,看你教育的接班人,多么讲礼,你还当过书记呢。”“这你清楚哇,亲不亲,阶级分,你什么人,他什么人,……再一说,你养花可不是为了消遣,你有寄托呀!”1975年李振民恢复了厂长职务,洪人杰又成了下属,他对李振民说:“老想找您谈谈,可在家里总也看不见您。”“可说呢。细一琢磨呀,为您!”“不知您觉出来没有,您一回厂啊……”“您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洪人杰通过钻营调到局里,成了李振民所在厂的上级机关的干部,他又以李振民的上级自居讲话:“听说当着上级的面,你就跟我们局长干上了,行啊。”“我就是把材料全拨给你,你那厂子,那自动线也上不去!你那儿的情绪不对头……你清楚哇,你管了吗?”由于双方角色关系的变化,人称也随着发生变化。又如戏剧《三滴血》中,周天佑和父亲失散后,来到五台山,遇猛虎追一个女子,他从虎口救下女子,女子感激“相公”救命之恩,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同村人,便以“乡党”互称,后来周天佑离开,女子生怕老虎再来,硬要周天佑留下,又以“哥哥”相称。女子的父母找来后见两人情意相投,对周天佑说:“相公,你和我家姑娘就从此认作兄妹了。”由“相公”、“乡党”、“哥哥”、“兄妹”,称谓词的变化反映了两人关系的变化。
    五是交际双方的态度。交际双方的态度会影响称呼的使用。曲啸到某市给犯人做报告。一开始就碰到称呼问题。叫“同志”吧,不配。叫“罪犯”吧,有伤自尊心。后来他采用了“触犯了国家法律的年轻朋友们”,全体罪犯热烈鼓掌。曲啸对罪犯的态度通过称呼体现出来,有些听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三十年代,“左联”党组织称“鲁迅同志”,鲁迅感到是对他的信任和尊敬。他在文章中写道:“那些足迹在地上,为了全民族而努力的人们,我得引为同志,是颇感自豪的。”有时,说话人用与态度不相称的称谓词来表达某种修辞色彩。例如,为了挖苦、讽刺,可以故意混用“你”和“您”。李云龙的《小胡同》中,合线厂的红卫兵大马看破石增福是冒充解放军的鱼店售货员,于是挖苦地说:“您是哪个部队的?我怎么闻着您这身上一股咸鱼味儿啊?”苏叔阳《左邻右舍》中的洪人杰,因说话走了火,错被公安人员当作反江青的人物抓起来,粉碎“四人帮”后被无罪释放。他到处吹嘘“光荣被捕”。当他再次碰到当年抓他的公安人员时就讽刺挖苦地说:“哟,您又忙着逮人呐,还认识我吗?江青是个老妖婆?我又骂了,您逮我呀?”这是用“您”这一尊称表示挖苦讽刺。此外,有时还可以用尊称来疏远关系,如果在亲近的人中间一贯用“你”来称呼,突然用了“您”,这意味着关系的疏远。
    六是时代色彩。时代色彩会影响称呼的使用。下列称谓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令亲(对方的亲戚)、令尊(对方的父亲)、令堂(对方的母亲)、冰翁(对方的岳父)、嫂夫人(对方的妻子)、令郎(对方的儿子)、令媛(对方的女儿)。这些称谓词常见于书卷语体,日常谈话很少使用。现在常用的“师傅、先生、女士、小姐、同志”等也反映了时代色彩。“同志”原指志同道合者,建国初期比较普及,“文革”中达到顶峰。“文革”中能否称“同志”意味着政治上可靠与否。目前“同志”的使用范围在缩小,使用频率在降低;“师傅”一词原指“工商戏剧等行业传授技艺的人”,“文革”中“师傅”这一称呼颇为流行,由于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使得“师傅”一词在大力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普遍流行,工商戏剧界人士固然称“师傅”,就连知识分子也被称为“师傅”;“先生”一词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又用作对他人的尊称。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建国至“文革”结束,“先生”在我国多用来称统战对象,《毛泽东选集》中称“先生”的场合和对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先生”、“女士(小姐)”一类的旧词新用,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开放。“小姐”这一称呼,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历了由尊称(解放前)而贬称(文革)而尊称(改革开放前期、中期)而贬称(近几年)的感情色彩演变过程。称呼一般按行业而定。学校的教职员工,不论是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均可称为“老师”;医院里不论“医生”和“护士”,凡穿白大褂的都称“医生”。当然,对本单位熟悉的人在称谓时一般按内部“行当”区别称呼。这是因情境而引起的称呼类化所致。
以上六种因素往往是综合影响称呼的使用的,陈松岑《北京话“你”“您”使用规律初探》(《语文研究》1986年第三期),对用现代北京话写的八个剧本中的“你”和“您”的使用作过统计,这八部作品中,10岁以下的儿童共6人,共使用“你”或“您”57次,其中38次用“你”,19次用“您”。八部作品中体力劳动者共30人,共使用“你”或“您”301次,其中用“您”120次,用“你”181次。脑力劳动者共12人,共使用“你”和“您”231次,其中用“您”11次,用“你”220次。调查表明:“您”的使用频率,儿童低于成人,脑力劳动者低于体力劳动者。儿童在使用“您”时,有一种倾向:“您”的使用频率与年龄成正比。儿童使用“您”的频率低于成人,主要是由于儿童不易理解“您”和“你”的使用受交际角色关系的影响。那么,体力劳动者使用“您”的频率为什么高于脑力劳动者呢?陈松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话的“您”最早出现于通俗文学,而不是经、史、子、集。在现代汉语中“你”更富于北京方言色彩。知识分子受书面语的影响,在口语上更接近普通话,而体力劳动者较少受书面语的影响而倾向于说地道的北京话。二是“您”常用于权势关系中的非权势者对权势者的称呼,体力劳动者长期处于非权势地位,养成了用“您”称呼他人的习惯。
 
委婉批评免刺激
 
委婉,又称婉曲、婉言。委婉是通过恰当的措辞把原来令人不悦或比较粗俗的事情说得中听。委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刺激对方。渴望被肯定、被尊重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委婉批评就是适应这一心理需求的言语技巧和艺术。委婉批评是用迂回曲折的言语来表达批评之意,让被批评者在比较舒坦宽松的氛围中接受批评。在彼此都比较了解的情况下,直言批评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一般人却爱听委婉的话,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在听到直言批评时,身心往往处于收缩状态,并产生消极的防御心理。如果采用委婉的批评方法,会使受批评者放松并能冷静地听取对方的批评意见。难怪生活中有“恕我直言”而无“恕我婉言”,因此在运用语言这把双刃剑进行委婉批评时就大有方法技巧可言。
    比喻式。比喻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婉曲地批评对方。戴尔·卡耐基在《语言的突破》中谈到林肯,说林肯一直以具有视觉效果的辞句来说话,当他对每天送到白宫办公室的那些冗长复杂的报告感到厌倦时,他提出批评意见,但他不会以那种平淡的辞句来表示反对,而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能被人遗忘的图画式字句说出:“当我派一个人出去买马时,我并不希望这个人告诉我这匹马的尾巴有多少根毛,我只希望知道它的特点何在”。林肯运用了以甲喻乙的方法,对报告的冗长提出了委婉批评。
    双关式。双关即言此而意彼。有一段时间,宋庆龄经济拮据,宋美龄亲自登门送上一叠钞票,宋庆龄婉言说道:“这钞票被人用手拿过,太脏了,你知道我是有清洁之癖的”。这里的“钱脏”暗指蒋介石品质脏,蒋介石的脏钱宋庆龄当然是不会要的。一语双关更显其话语的份量。
    藏词式。藏词即话留半句。熟沫若的话剧《屈原》中有一个楚怀王的近臣名叫靳尚,有一次靳尚想批评南后,就用了藏词式批评法:“唉,南后,你怎么聪明一世……,唉,不好说得”。“聪明一世”的藏词是“糊涂一时”,靳尚不敢说出是怕犯上,因而只好用藏词式的委婉批评方法。
    类比式。毛泽东同志当年曾对那些刚愎自用、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进行善意批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有出戏叫《霸王别姬》,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听话人哈哈大笑,并在笑声中领悟到批评的含义,这就是类比式批评的效果。
    虚拟式。邓小平同志审阅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很满意,他是这样来表述他的批评意见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点”。他将客观存在的缺点用虚拟的语气表达出来。
    折绕式。中央某领导同志得知蒋筑英、罗健夫病逝的消息深为痛惜,认为有关单位关心不够,并公开批评:“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长春机电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没有照顾好蒋筑英和罗健夫。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仍然不能不想到,在这些方面未必没有许多欠缺。”这种批评是在跌宕顿挫中袅袅而出,让人在折绕中领悟批评之意。
    模糊式。1972年,周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致祝酒词:“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这里的“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是指过去二十多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
    自贬式。将对他人的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表现。加拿大有位经理发现秘书经常写错字,一天,经理指着一个错字对秘书说:“这字好像少了点什么,我也常常将它拼错,拼错字会显得我们不够内行,别人常常由此来评断我们。”经理明说自己,实为批评秘书。
    鼓励式。1984年,曹禺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讽刺剧《劳资科长》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提批评意见时采用了鼓励式:“必须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夸张与过火的区别。我们舞台上的喜剧,应当是夸张的艺术,同时又是有分寸感的艺术,有风格的艺术。我相信《劳资科长》这个戏,会在这方面继续做出尝试和努力。”
    商量式。几年前有个自称名人卫士的骗子,游遍名山大川,新闻界为此发了许多消息和专访,事实大白于天下之后,有人提出:“新闻界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这是用商量的口吻来善意批评。
    点悟式。1937年冬天,刚从济南回到武汉的老舍在冯玉祥将军家底楼的房间里创作,刚从德国回来的冯玉祥将军的二女儿与人在二楼上跺脚取暖,干扰了老舍的文思,吃午饭时老舍笑着问:“弗伐,整整一个上午,你在楼上教倩卿学什么舞啊,一定是从德国学回来的新滑稽舞吧。”老舍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对方领悟了老舍先生的话外音言外意。
    幽默式。一位顾客到饭店吃饭,饭中砂子很多,顾客把它们吐出来一一放在桌上,服务员见状抱歉地问:“净是砂子吧?”顾客摇摇头,微笑着回答:“不,也有米。”这种幽默式的答话对服务马虎的作风提出了委婉批评,我国作家冯骥才访美期间,一位美国朋友带着儿子前来看他,他们在谈话时,那小孩儿爬到冯骥才的床上捣乱,老冯觉得不宜直接批评,就说了一句:“请你的儿子回到地球上来吧!”那位朋友哈哈大笑并说服了儿子。
    暗示式。一位大娘在百货店里买了一支牙膏牙刷,忘了付款。女服务员追出门外,微笑道:“大娘您先别急着走,我还要给您塑料袋呢。”说着将大娘请回柜台前,一边用小塑料袋装牙膏、牙刷,一边对大娘说:“大娘,这牙膏是两元一支,牙刷是九毛钱一把,一共是两元九毛钱。”大娘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额头说,“唉,我真老糊涂了,谢谢您提醒。”
    委婉批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婉曲批评的目的是充分考虑被批评者的心理承受,让被批评者接受自己的意见,语言的交锋最终是心理的撞击,在批评时是直言还是婉言,所起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如,儿子数学不及格,父亲非常生气,连珠炮似地批评儿子:“你真不争气,上次不及格,这次又不及格,你这样下去,爸爸的脸往哪儿放?你的头脑是不是木头做的,我讲了那么多遍,也该开开窍了……。”如果改用委婉的方式作这样的批评:“来,儿子,考试不及格,爸爸知道你心里非常难过,不过不要紧,要紧的是应该知道是哪儿错了,我们一起查一查,下次不出错就是了。”这样批评儿子易于接受,而前一种批评方式易于在父子之间筑起心理上的防线,以至于产生逆反心理。
在批评他人时应该注意几条原则:
一是不要当众揭对方的短处,以免使对方感到难堪,当众批评人,最大的心理学错误在于:损坏了被批评者的社交形象,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当众批评人,往往会使被批评者驳斥批评者对他的指责,并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最好是找他个人谈话或在批评时无第三者在场,这样容易使被批评者心理上放松,易于接受批评意见。
二是不要故意渲染对方的错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那些无关大局的小过错,不要张扬或故意渲染,否则会损坏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的形象。
三是批评人时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改正错误,如果批评者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用尖刻的话语来贬低对方的人格,直接的人身攻击会使对方愤怒。
四是批评人时不要算老帐,感谢他人时应顺带提及对方过去对自己的帮助,而在批评时则不可算旧帐,否则对方会认为你是在找他的岔子,反抗情绪会油然而生,即使批评意见百分之百的正确,也难以受到预期的效果。
五是批评人时切忌只讲缺点不讲优点,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要批评一个人时,如果用“赞赏——批评——激励”的方式,会使对方口服心服,因为渴望被肯定,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只讲缺点不讲优点,缺少心理上的平衡和缓冲,会使对方产生对抗情绪。
六是切忌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式批评人,如果在批评他人时目空一切,处处显示自己,或者处处以长者自居到处教训人,都会受到对方的蔑视和厌弃。
 
用劝说改变他人的态度
 
劝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劝说的技巧多种多样:
巧用数字。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数字可帮助人们形成可信度,劝说时可以利用数字来增强可信度。一位教授乘飞机出差,听说前不久发生了劫机事件,后悔没有乘火车。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笑道:“先生胆太小了,统计学家计算过,劫机事件的成功率只有1/100万,就好像是中彩票一样。”教授反驳说:“即使是买彩票,还是存在中奖的机会呀。”职员又劝说道:“我告诉你一个大大减少劫机成功率的方法。现在我们假定这架飞机上有一个劫机者,它的可能性为1/100万,现在你认为自己也是个劫机者,两个劫机者不约而同碰到一起的机会就变成了1/10亿了,这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可以说是一生中也难中到的一张彩票。”经过职员略带诙谐的论辩式劝说,一串串的数字终于使教授悬起的心又放下了。在劝说过程中,我们可以用数字作为论据,但这种数字既要精确,又要信手拈来,必要时可作数字对比。人们对数字有一种“迷信”心理,劝说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
借助权威。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们可以借助于权威的言行来加强劝说效果。某大学生物系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有的学生提出“科学没有祖国”的观点。为了让学生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老师引用了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名言“虽然科学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并讲了巴斯德在普法战争中把德国科学院颁发的荣誉证书退回去的故事,使那个学生有所醒悟。在引用名人名言时应考虑与话题的紧密联系,以及劝说对象的可接受性,切忌拉大旗作虎皮,以权威吓唬人。
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在劝说中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收到较好的劝说效果。先秦时,秦王讨厌各国来秦游说,下了逐客令,李斯亦在其列。李斯上书秦王说:泰山不拒勺土才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才能成其深,王者不却庶众才能成其德。过去秦穆公称霸,从西方的戎得到由余,从东边的宛得到百里奚,迎来宋国的蹇叔,从晋国求得公孙支和丕豹。秦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张仪破坏六国合纵,昭王用范睢“远交近攻”的谋略。这四位国君都是依仗客卿才取得成功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大王一定要驱逐他们?这样一来,客卿一定离开秦国为他国所用,再想求得为秦国效力的人恐怕就难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用一件件历史事实,使秦王醒悟,下令废止逐客令,找回被逐的客卿,李斯的劝说收到较好的效果。
    情理相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理相济是很好的劝说技巧。情理相济就是将情感的劝说和理论的劝说揉合在一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如劝说戒烟,可以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和短命结合在一起加以宣传,再加上情绪的感染:抽一根烟,缩短六分钟的寿命,为了您的身体健康长寿请戒烟!同时还可以分析香烟所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从医学的角度使吸烟者在理性上认识吸烟的危害性。
    曲线救国。要想说服对方,有时可以来一点“曲线救国”。比如,售货员热情地向顾客介绍某个新产品,有时顾客反而会拒绝接受。如果这位售货员当着顾客的面,巧妙地电话通知自己的知心朋友赶快来买这个新产品,那位顾客可能会立刻改变原来的态度而买下原先不想要的商品。这种曲线说服的方法如能运用,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征服其心。“攻心为上”是《孙子兵法》的谋略之一,征服其心就是攻心术在劝说中的运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医学家卡雷尔到欧洲讲学,欧洲医学界极力劝他留下。法国里昂大学专门为他兴建了研究所,卡雷尔动心了。可卡雷尔的美国同事却正等待他返美。同事们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几颗心还活跃在玻璃瓶子里,等待着你的归来。”卡雷尔收到电报的第二天便返回美国,原来同事们抓住了卡雷尔的心,采用的是一种攻心术:卡雷尔当时正在研究心脏移植,“那几颗心”是为了搞试验用营养培养素泡在试验瓶里的鸡心,电报抓住了卡雷尔的心,产生了神奇的劝说效果。
    层层剥笋。劝说时为了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可以将劝说者的观点产生的副作用或危险性用“微分”的办法逐一加以排除。例如,美国兵役局心理学家说服那些不愿服兵役的青年:“战争期间当兵,的确会给生命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危险性究竟有多大呢?一个青年一入伍,便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派往作战部队,一是被派往后勤部队。派往后勤部队的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危险。派往作战部队的人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派往前线,一是被派往后方。留守后方的人便没有什么危险。即使派往前线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战斗中受伤,一是战斗中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当然没有什么危险。即使受伤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一是受重伤,受轻伤的人住院一段时间就会康复。受重伤的人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救得活,一是救不活。救得活的当然就没有什么危险了,救不活的,由于已经没有知觉,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安全和危险的问题了。”这种劝说似乎荒谬离题,但采用了由大到小的剥笋式劝说术,富有一定的启发性。
    得寸进尺。如果说层层剥笋是由大到小的“微分”法,那么,“得寸进尺”就是由小到大的“积分”法。要说服对方,应该分阶段分步骤提出要求,一步一步地有顺序地说服对方,不能急于求成。这种方法被行为心理学派称为系统脱敏法,这种心理治疗的手段,也可以用于劝说。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对比实验:以家庭主妇为被试,向一组家庭主妇先提出在她们家门口挂块牌子的要求,获得同意后,又提出在她们家院子里竖一个架子。而向另一组主妇同时提出挂牌子和竖架子的两项要求。结果,前一种做法比后一种做法更易于为家庭主妇所接受。这是因为,劝说者劝说的内容和态度,要经过被劝说者认知判断。劝说者的态度即内在定锚点与被劝说者原来的态度即内在定锚点有一个差距,差距越小就越会被同化,差距越大就越不能被同化。被劝说者对劝说者的态度有一个接受或容忍的范围,即“接受纬度”。也有一个不愿接受或排斥的范围,即“拒绝纬度”。对被劝说者的劝说应控制在“接受纬度”之内,两步法的好处就在于,将有可能达到“拒绝纬度”的劝说信息分两次纳入“接受纬度”,让被劝说者分步接受。
    退后一步。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在费城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在宪法草案表决前,对条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第一部宪法有可能流产。独立战争中卓越的领导人富兰克林焦虑万分,他用平静的语气劝说道:“老实说我也不赞同这部宪法。我想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位也都和我一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正如我富兰克林活了这么大还有许多缺点一样,我们怎么要求刚诞生的宪法就完美无缺呢?假如不完善就不能签署,那么我得认真考虑一下,我是否应该在草案上签名,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位完人。”富兰克林平静的劝说,终于促成了被称为“民主宪法之祖”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富兰克林的劝说采用了退后一步,承认自己有错的做法。“人非神仙,孰能无过”,以此类推宪法,产生了一定的说服力。
    变换角色。有时为了使被劝说者理解和接受劝说者的观点,可以让被劝说者变换角色,充当被劝说者来理解劝说者的观点。假如被劝说者比劝说者的地位高,这种劝说方法效果较好。一位美国陆军上将回忆说,青年时期他报考西点军校,按规定,申请读西点军校必须要持有当地社会名流的推荐信,他没有这样的人事关系,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劝说名人帮忙。他设计了许多劝说辞,最后选中了“先生,如果您也是一位渴望进入西点军校的优秀青年,您会怎样呢?”这关键的一句话使他的劝说获得了成功,他所崇拜的名人,都欣然为他写了推荐信。这种变换角色,让被劝说者设身处地站在劝说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就是“将心比心”,它最能引发双方的心理沟通。
    反问劝诱。反问劝诱是通过一连串的提问,让被劝说者放弃自己原来的态度和观点。药剂师走进附近的书店,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道:“这本书有趣吗?”书商说:“不知道,没读过”。药剂师说:“你怎么能卖你自己未读过的书呢?”书商说:“难道你把药房里的药都尝过吗?”书商用反问劝诱的方法使药剂师放弃了原有的看法。
以上劝说方法和技巧都是巧妙运用语言的结果。语言是劝说信息的载体,要准确得体地传达劝说信息,就必须字斟句酌、灵活恰当地使用语言。例如,少用“我”多用“我们”,强调伙伴关系,使被劝说者产生归属感;说话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不把话说死。只有运用得体的劝说技巧,才能受到理想的劝说效果。
哪些因素能影响劝说效果呢?
    1.劝说者
劝说者要具有权威性。劝说者在某些领域要具有一定的学识水平和资历条件。著名法官比一般法官更能左右人们对少年犯的看法,著名语言学家比一般人更能左右人们对语言观的评价,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更能左右人们对海湾战争的看法,国家防汛指挥部的水利专家更能左右人们对讯情和灾情的见解,这些就是权威效应在起作用。人们对权威人士往往具有崇拜心理,一些广告利用名演员、名运动员来做,这就是利用权威效应。一位心理学家在给心理学系的学生讲课时,做了一个实验:开始讲课时先向学生介绍一位客人,说这位客人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这位客人称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并拿出一个小瓶子说,这种化学物质有一股强烈的气味,对人无害。他打开瓶盖,让学生一个一个地闻过去,请闻到气味的举手,闻过的学生纷纷举起了手。其实,瓶里装的是普通的蒸馏水。这位“化学家”其实是从校外请来的一位教师,并非化学家,这说明是权威效应在起作用。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与其他人比较,人们更容易和更坚定地相信完美的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这样。而且为一个问题意见分歧又不能确切断定时更是这样。”亚里斯多德讲的“完美的人”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权威人士最接近“完美”的人,因此,劝说者具有的权威性会起作用。
劝说者要具有信赖价值。劝说者能否给人以公正无私的印象,会直接影响劝说效果。如果劝说者的劝说并非出于私利,他就具有信赖价值;反之,说服力就会明显下降。
    劝说者要具有吸引力。吸引力是指劝说者应具有讨人喜欢的内外特质,即劝说者和被劝说者具有相似的性格特征、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使劝说者对被劝说者产生吸引力。吸引力取决于相近因素、相似因素、互补因素、互悦因素。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是指空间距离上相近,在人际关系的初期,相近因素会起一些作用。如果劝说者和被劝说者处于相近关系,且交往不太深,劝说者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易于产生“邻里效应”。相似因素是指劝说者和被劝说者的文化背景、民族、年龄、学历、修养、地位、职业、兴趣、观念、性格等不同,形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互悦因素是指劝说者和被劝说者在谈话中产生愉悦感,因此,劝说者的真挚性和技巧性都会影响互悦因素。
    劝说者要能使对方产生归属感。归属感来源于群体或团体。团体会使被劝说者产生归属感。如果被劝说者对他所属的团体十分信任,团体的代表作为劝说者会影响他的态度,如果不改变态度,就不符合团体的标准和规范,就失去归属感。事实上,团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和团体的一致可以获得一种安全心理和认同心理,最终获得归属感。
    2.被劝说者
    被劝说者是劝说的对象,他能否改变态度,与他原有的信念强度和人格因素有关,也与劝说的方法和技巧有关。
影响信念强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种:
既成事实。假定你看中并买下了一本喜爱的书,尽管有人说该书太贵,劝你别买,但也无济于事。
公开声明。自己的态度是否公开声明过,对自己的信念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变更公开声明过的态度有很大困难,因为这意味着否定自我。
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信念比被迫选择建立的信念更难改变,改变自由选择的态度,也意味着自我否定。
涉及程度。即个人在某种观念中涉足的深浅,对某种观念涉足越深,就越难被说服。
被说服者的人格因素包括性格和智能两个方面:
性格与年龄、个性等相关,不同年龄组的人性格不同,不同的个性如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的人在性格上也在差别。据研究,缺乏判断力、依赖性强、容易信服权威的人,很容易接受他人的劝告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自我防卫机制强烈的人,其态度很难改变,他会尽力保护自己已有的态度以增强自尊。
智能水平高的人理解力强,决定了他的态度难以改变,如果态度改变了,也往往是主动的。而智能水平低的人缺泛判断力,易受团体态度的压力,经说服会被动地改变自己的态度。
    3.劝说环境
劝说是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进行的,环境因素主要是预告、分心、重复劝说、团体归属、差异、畏惧程度。
预告。实验表明,劝说前先让对方知道劝说内容的要点,让被劝说者接受预告,会增强被劝说者的抵制力,因为被劝说者接受预告后会利用从预告到劝说之间的缓冲阶段,思考一些问题,以至形成必要的反论证,以增加对劝说的抵制力。
分心。分心因素的作用是为了影响被劝说者的注意力。实验表明,当被劝说者本来就反对某一说服性意见时,用分心来干扰他的反论证,会促使其改变态度。否则,分心反而会削弱说服的效果。
重复劝说。一般情况下,重复劝说会促进态度的改变。但重复过多会“物极必反”。
团体归属。被劝说者所属的团体与态度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当劝说者对团体有认同感、归属感和忠心时,团体或团体代表的劝说,容易改变他的态度。
差异。差异是指劝说者所维护的观点和被劝说者原有态度之间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大,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小。
畏惧程度。人们在劝说时往往将行为的不良后果作为劝说的理由,目的是引起他的畏惧感,使其改变原有的态度。畏惧程度越高,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4.劝说效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劝说问题上曾风行一种“枪弹论”。认为被劝说的对象只是一群毫无防御能力的“固定靶”。只要劝说者去瞄准他们,就会说服他们。事实上被劝说者有思想、有感情、有信念,如果在劝说过程中不考虑被劝说者的因素,这就像“飞去来器”这种弯棒武器一样,抛出去仍会飞回来,就会产生社会心理学上所讲的“飞去来器效应。”因此劝说首先要有正确的动机和出发点,恰当选择话题和组织话语,实事求是地提供信息,使劝说保持健康的情调,把握好劝说对象的心理状况,讲究劝说的方法和技巧。
你怎样来衡量劝说效果?劝说效果有五种状况:
使被劝说者对劝说者的劝说内容产生共鸣和关心;
使被劝说者依照劝说者的劝说内容采取行动;
使被劝说者与劝说者采取同一步骤;
使被劝说者赞成劝说者的意见和行动;
使被劝说者重视劝说者的立场和信念。
态度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态度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劝说,推销、演讲、论辩、谈判、广告等都具有改变态度的作用。
态度与意见、偏见、信念、价值观不是同一概念,但有着紧密的联系:
意见是用语言表明的态度,是个体对某一对象的解释和评价。从操作层面上讲,意见就是个体对某一对象的看法或所作的回答,而对某一对象具有接近或回避性的倾向则是态度;
偏见是不正确的态度,是对他人或其它事物所持有的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消极态度;
信念是认知成分特强而情感成分特弱的态度,它分为描述信念(北方人个子高大,南方人个子相对矮小)、评价信念(我相信吃瘦肉比吃肥肉好)、惯常信念(我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小孩总要听父母的话)。无论信念的性质如何,总有一定的行为趋向;
价值是态度的核心。价值是指态度的对象对人们具有的效益意义。人们对某个事物所具有的态度取决于该事物对人们效益价值的大小。价值观念与对客观事物意义的评价相联系,价值观的基本依据是衡量客观事物的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又密切相关,也和人们各自的需要、志趣、个性特点有关。
态度有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向成分。
认知成分是指对事物的认知、理解、信念和评价;
情感成分是对事物的情绪体验,包括尊敬、轻视、喜欢、厌恶等;
意向成分是对事物的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态,也就是说,态度具有完成某种行为的趋向。
态度是在习得的基础上,通过在社会环境中联想、强化和模仿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环境有以下五种:
情境。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与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父母、朋友等会形成相似的态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讲情境对态度的影响。
家庭。父母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起着决定作用。父母与子女信息交流的明确性和恒常性,对孩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民主、和睦家庭中的孩子,由于家庭成员间平等的信息交流,其态度与父母容易趋于一致。
伙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与父母的信息交流不断减少,与伙伴的交往渐渐增多,伙伴的态度对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团体。个人的许多态度是受所属团体影响的,同一个团体的人容易产生相似的态度,这是由团体文化、信仰、价值观及团体规范的长期影响决定的。
学习。学习理论中有三个原则----古典制约、工具制约和观察学习,这三个原则在态度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古典制约是说某一刺激反复出现后,就会形成某种态度(主要是影响态度中的情绪因素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由古典制约方式所学到的态度通过类化作用,往往会形成非理性的态度和偏见。乡下人土里土气被称为乡巴佬,这是由于“土里土气”、“乡巴佬”等词语已具有引起不良情绪反应的功能,一旦这些词语反复与乡下人相联系,对乡下人就会产生不良的态度;
工具制约是说对合理的态度应予以奖励,受奖励过的态度出现的频率就会增大,因此,父母应经常用有形的、无形的或物质的、精神的奖励来强化子女的积极态度;
观察学习又叫模仿,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行来学习同样的或类似的言行,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父母往往成为子女最早的模仿对象。
态度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倾向,是一种行为的准备状态。行为则是个体的外显活动反应。那么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如何呢?
一个人的行为决定于他的思想、信仰、价值观与态度倾向,换言之,人们的态度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如果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最好是先改变这个人的态度;反之,如果了解了某人的态度,就可以预测他的行为表现。
    语言与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意见作为对客观事物的解释和评价,就是用语言来表述的。偏见、信念、价值观的形成都要借助于内部语言,并依靠外部语言来表述。态度中的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向成分的产生离不开语言。
    态度决定着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选择,有人曾做过实验,实验对象是英裔大学生(说英语)与法裔大学生(说法语)。实验开始时告诉学生:“这次实验的目的是想了解大家只凭声音判定人的性格,你们将听到录音带上有10个人朗读同一篇文章的声音,其中有5人用英语念,5人用法语念,请大家特别注意倾听说话人的语音和语调。”实际上录音带上是5个人分别用英语和法语朗诵,学生不知真相。实验结果表明:同一个人,当他用英语说话时,其性格评价比用法语说话时获得的评价好。比如,在说英语时,学生评价他“个子高,风度较好,比较聪明可靠,亲切,有抱负”等等。当他说法语时,评价稍差些。因为语言的不同,而引起了判断的差别。这表明,人们会根据语言来判别他人的性格,形成自己的态度。对一些配音演员,我们往往是通过话语来形成对他们的评价和态度,像刘广宁、童自荣、乔臻、丁建华等就是靠配音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使观众产生了良好的态度。
 
                人称代词的指称变化     
 
人称代词在具体的句子中,指称会发生变化。
    一是人称意义的消失:
    人称代词的基本作用是替代人或事物。但是当人称代词进入具体的句子后,有时会失去特定的人称意义。
    指代作用消失。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鲁迅《病后杂谈》)。“他”没有实际的指称内容,只有协调音节的作用,这种用法的人称代词仅限于第三人称的“他”,有时也用“它”。
    表示泛指。人称代词并非指某一具体的人,而是指称适应于某一情况的所有人。“我清楚地知道,任何新的局面,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打开的。如果他没有群众的支持,那么他就什么都作不成。”(峻青《黎明的河边》)这里的两个“他”都是泛指。
    表示任指。“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你”、“我”无特定的称代内容,而且总是“你”与“我”或“他”配合使用,构成固定的格式。如: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你瞧瞧我,我看看他。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二是人称的变换:
    第二人称代词表述第一人称代词的内容。把说话人自己放在对方的地位上,拉近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心理距离,使听话人认同自己的感受。如:
    石清嫂子不禁黯然地说:“家乡没田没地,早就养活不起我们了,不然的话,哪个还想赖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还有亲戚本家吗?”
    “十多年了,你晓得他们还在不在?你这样叫化子似地回去,他们才爱理你哩!”(艾芜《石清嫂子》)
这里的两个“你”实际上是指说话人自己,完全可以用“我”来替换。
    第三人称代词表述第一人称代词的内容。“那天你在会馆义地上遇见的蓝衣女子便是我。她是你的一个学生。”(巴金《雨》)“提意见的是我,你能把他怎样?”这儿的“她”和“他”都实指“我”,在叙述中,将说话人“我”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
    用不定指形式表述定指的内容。“人家”本来表示除说话人以外的人。但有时称代说话人自己,相当于“我”,如“你别跟我闹了,不看见人家正忙着?”有时相当于“他(们),”如“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这里的“人家”是指小二黑,可用“他”来替换。
    三是单复数的变换:
    代词的单数形式表示复数内容。“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相当于“我方。”又如“我校、我厂、我国、我党、我军”中的“我”相当于“我们”。
复数形式表示单数内容。“我们要介绍的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老舍《骆驼祥子》)作者把“我”说成“我们”是一种谦逊的口吻。
人称代词指称变化的条件是:
    一是人称代词必须出现在具体的句子中。
句子有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具体的句子是形式、意义和内容的三位一体,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没有内容。例如“我打你。”作为抽象的句子,它有一连串的语音形式,其意义是“我对你施加打这种动作行为。”至于谁打谁,其内容无法判明。因为抽象的句子与现实的联系是隐含的,是尚未实现的,所以它只有形式和意义而没有内容,在理解抽象的句子时,只能通过句子的形式理解句子的意义。一旦当“我打你。”之类抽象的句子与现实发生外显的联系,它就增加了内容。如:“苦成:我打你,打你这没有骨气,没有一点出息的畜生。”(曹禺《胆剑篇》)在这里,“我打你”出现了内容:“苦成打没有骨气没有出息的畜生某某。”当然在这段话语情境中,“我打你”的内容只出现了主要信息,至于它的全部内容如究竟是谁被打了?这方面信息的毕现,还要依附于上下文才能确定。因此理解抽象句子的形式和意义,仅就句子本身理解即可。而要完整地理解具体句子的内容,除了理解句子本身,还要结合语境或上下文甚至句外义才行。在具体的句子中,内容的理解有助于对意义的理解。即使是抽象的句子,有时为了了解意义,也可以用创设话语情境的办法,即以创设的内容为参照来帮助理解意义。“我的天!船上竟这么挤。”“我的天!”作为抽象的句子,其意义难合逻辑,但作为具体的句子,常表示感叹,诸如此类抽象的句子,其意义的理解常常以具体句子的内容为参照。
人称代词必须出现在具体的句子中才会产生指称变化,而在抽象的句子中不会产生指称变化,这时的指称内容就是词典中人称代词作为语言的词所具有的意义。
二是人称代词指称变化一定是“内容”的变化。
人称代词有形式、意义和内容。人称代词在抽象的句子中只有形式和意义,如第二人称代词“你”,它的形式是ni,意义是第二人称单数。但是当人称代词进入具体的句子后,即与现实话语情况发生联系,“你”就有了内容,它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指称内容,如“赵大爷,冯狗子来过了,给疯哥赔了不是,你看他能改邪归正吗?”(老舍《龙须沟》)这儿“你”的指称内容就是“赵大爷。”因此,人称代词在抽象的句子中只有形式和意义,进入具体的句子后,因为具有了现实性,所以是形式、意义和内容的三位一体。人称代词指称变化是“内容”的变化。
人称代词在一定的语用情境中对具体句子会产生影响。
    一是人称代词影响具体句子的“态”。“他走了。”常表示完成态,“我走了。”既可以表示完成态又可以表示未完成态。“他”可用语义上相关的NP代替,“我”只能用明确表示自指(第一人称)的NP来代替。看来是第一人称(说话人)这个因素在起作用,因此,在“他V了”和“我V了”格式中都存在着这种“态”的差别。人称代词对句子产生影响的制约因素似乎是在句内。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人称代词充当施事主语,V是动作性动词,句末用“了”。人称代词对句子态的影响,可以用增加后续句的办法,从人称代词的现实性,即内容上找出其制约因素。
    二是人称代词影响具体句子的语气。“我(他)把画挂在墙上。”表示陈述。施事者如果改用“你”,说成“你把画挂在墙上。”就表示祈使语气了。有时也可以是陈述句,陈述过去已发生过的事情,但全句句末可加“了”,而祈使句句末不能加“了”。因为祈使句本身要求施事主语必须是第二人称代词,施事主语“你、你们”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如“(你,你们)把画挂在墙上”。
    三是人称代词影响具体句子的结构。“我叫我哥哥”中,“我”和“哥哥”是偏正结构关系即“我叫我的哥哥。”“我叫他哥哥”,“他”和“哥哥”可以是偏正(他的哥哥),又可以是同位(他即哥哥)。
四是人称代词影响句子的信息类型。说话是传达信息的,传达信息有两种目的:一是使信息储存,即储存在听话人的大脑中;一是使信息反馈。可以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将句子分为使信息储存的句子和使信息反馈的句子。信息储存无言外之意,不能引起对方的言语反馈或行为反馈,而信息反馈有言外之意,能引起对方的言语反馈或行为反馈。人称代词能影响具体句子的信息类型,如“我请你的客。”是信息储存的句子。“我请我的客。”信息反馈的句子,它有言外之意。
         
 言谈举止与人际认知
 
外国人研究人的性格,出版了《血型与性格》、《色彩与性格》,我一直关心“语言与性格”,这属于语言的人际认知问题,这里讲的语言包括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
一、从言谈看性格
言谈时出口成章无赘词,并能牢牢把握中心,这种人的性格特点是,思想灵活,思维能力强,有工作能力;
言谈时口若悬河,善于卖弄,其性格特点是,说得多做得少,能力不强,但善于掩饰自己的无能,善于推卸责任;
不善言辞,说话木讷,表面看来好像无能,其实往往做事有板有眼,言行一致,善解人意,颇具实力;
言谈中冲着别人论自己的短长,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诚直之士”。其实,这种人往往见异思迁,常为薄物细故而与人翻脸;
言谈中夸功卖好,完成一件并不怎么样的事情,就以为功劳奇大,若居人之上则不可一世,其虚荣心强,缺少责任感,习惯于受人奉承;
惭愧时仍嘻嘻哈哈的人,往往狡猾成性,或无荣辱感;
交谈中眨眼睛,有时是表示同情,有时表现出某种关注;
交谈时眼珠骨碌碌地转,表示心情不定,或难以捉摸言语的意思或另有其他考虑;
交谈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往往表现为赞成或重视对方的意见,也可表示对话题感兴趣;
交谈中不正视对方,总是垂头而听,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很快又垂下头来倾听,如是女性,这是娇羞娴静之态,有时是对男方有爱意;如果男性如此状态,他在个性上往往胆怯,缺少魄力,意志不坚;
交谈中不断将视线移开,或表示不尊重,或暗中盘算如何还击,或希望谈话早些结束,或表示他内心有某种苦衷,因而在交谈中不断避开对方的视线。
二、从话题看性格
    话题注重宏观的全局性的大问题,关心国内外大事、对事物善于归纳、总结、概括、有独到见解——是事业型、支配型的人,具有领导素质;
注意微观的局部性的问题,或关心生活琐事,注重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对事件的结果不善归纳、总结、概括——无领导素质,无支配愿望,是服从型的人,适合于做具体工作;
言必谈自己的经历、经验、成绩以及对某事的看法和态度,嘴边挂着“我”、“ 我的”、“我们的”——争强好胜,嫉妒心强,有虚荣心,爱表现自己,表面温和,实质上待人冷漠,不诚实;
谈论自己少,有成绩不声张,对人对事不轻易表态——稳重,谦虚谨慎,有自知之明;
喜欢描述事实的过程——注重客观事实;
说话时喜欢注重细节——说话人易动感情;
注重分析因果关系,习惯于判断评价——主观性强,有臆断性;
喜欢谈论未来——富于幻想;
说话带有消极色彩,富有批评性,爱发牢骚——受挫较多,或希望过高,对现状不满;
说话带有积极色彩,富有支持性——比较乐观,工作、生活顺利;
说话喜欢评价别人——嫉妒心较强,爱拨弄是非;
不太愿意评价别人——正直稳重,尊重别人。
三、从说话风格看性格
    一个人的说话风格,即说话时的神情、习惯、用词特点、表述方法,也是认知他人性格的重要途径。如:
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喜欢和陌生人交谈,谈吐幽默风趣,喜怒哀乐表露于外,愉悦时笑声朗朗,生气时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有愤怒的情绪,发泄后若无其事——属于开放型性格,容易与人相处,好交际,有活动能力,性情温和,不善于攻击别人;
说话时不注意对方是否对自己的话题感兴趣,不注意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话语,话题变换不定,讲话内容前后不一致,叙事零碎,把握不住重点——属于封闭型性格,以自我为中心,任性,情绪不稳定,不会讲客套话,孤独,难以接近,缺乏创新精神,有一定的服从性;
讲话时用词高雅,准确,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文化修养较高,办事果断;
用词浅俗,重复,噜嗦——文化修养欠缺,办事不果断;
说话急速——脾气急躁,虽有闯劲,但考虑不周到;
说话语速慢——办事速度慢,持重,考虑问题周到;
喜欢争论——开放型性格,善于接受新思想,有竞争性;
不喜欢争论——封闭保守,缺乏竞争精神。
四、从话音声兆看性格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一个人说话时的音量、音调、节奏、语气都能表露出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丹纳《艺术哲学》)借助于话音声兆可以表情达意,从话音声兆可以认知他人。实验表明,让被试者判断用各种情绪的腔调所念的英语录音,其判断的准确性几乎与辨别面部表情时一样高。
从话音声兆可以推断他人的性格心态:
嗓音响亮,声若洪钟——豪放、爽朗、粗犷;
声音清脆明朗,语速较快,言语清晰,音量大,音调高——心理健康、开朗、乐观愉快、易与人交往;
声音含混不清,拖泥带水,有气无力——性格沉闷,比较孤僻,体弱多病,办事不利索;
慢条斯理,声音平稳,抑扬顿挫——有忍耐性,有热情,情绪稳定;
说话又急又快,语调忽高忽低——性子急,有热情,但情绪不稳定;
说话低缓,语调平稳——性格内向;
嗓音滑溜,音调随机而变,选择对方爱用的音调、语气、口音——性格圆滑,能随机应变;
旁若无人,用教训人的口气说话——性格傲慢;
声音甜美,温柔而清越——贤慧、善良、纯洁、多情;
说话尖刻冷酷——性格怪僻不群,性情郁烦。
话音声兆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发音方法。不同的发音方法给人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就含有对说话人的性格和心态的认知成分。比如,一个人说话声若洪钟,表明他可能是一个身强体壮、性格豪爽粗犷的人;话语又急又快,可能是个“急性子”的人。表达的情感不同,发音方法也不同:
爱——气徐声柔,口腔松宽,气息深长;
憎——气足声硬,口腔紧窄,气息阻塞;
悲——气沉声缓,口腔如负重,气息如尽竭;
惧——气提声滞,口腔象封冰,气息象倒流;
喜——气满声高,口腔似千里轻舟,气息似不绝清流;
欲——气多声放,口腔积极敞开,气息力求畅达;
急——气短声促,口腔似弓弦、飞箭、流星,气息如穿梭,经纬速成;
冷——气少声平,口腔松懒,气息微弱;
怒——气粗声重,口腔如鼓,气息如象;
疑——气细声黏,口腔欲松还紧,气息欲连还断;
情绪激昂——声带振动的频率增高,言语高亢;
情绪紧张——由肺部发出的空气压力大,强气流在通过发音器官时,可能发生摩擦,而形成噪音、惊叫、狂叫;
情绪愉快——音调高,复合音中的元音加强,使人欣悦;
情绪平静——神经的抑制引起声带松驰,振动频率小,声音响度也小。
语音的高低。语音的高低取决于声带的长短、松紧和厚薄,妇女和儿童声带相对短而薄,话音较高。男性的声带相对长而厚,话音较低。同一个人说话,声音的高低是可以控制的,放松声带,声音就低;收紧声带,声音就高。声音的高低变化是随着感情起伏而变化的。音高保持在平时的水准,这时说话人的感情是平和的;话高过高,说话人往往是紧张或激动的;音高过低,说话人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不快、厌倦或失望。
语音的轻重。语音的轻重也能表现说话人的情感,情人间的轻言细语,集市贸易上的大声吆喝等,都是因情境不同而产生的语音的轻重变化。相反,该重不重或该轻不轻往往反映了说话人超常的情感。夫妻间交谈的大声嚷嚷,往往是情不投、意不合的反映;陌生青年男女间的轻言细语表现了双方情感的异常。
语音的长短。语音的长短在表情达意上大有讲究。拖长发音表示说话人的傲慢,或表示说话留有余地,因此官腔常常拖得长些,以表现身份。有时拖长发音含有讥讽之意,如果说话时语音干脆、利落、直截了当,表示说话者的严厉或激怒。
句调。句调是全句声音的高低变化。情绪激动或期望回答时用升调。情绪稳定或平淡沉重,或表示坚决、肯定时用降调。沉思或迟疑时用平调。情绪激动或表示复杂的情感时用曲调。
语速。说话速度的快慢也是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快说用于急遽发展变化的场面,或用于争辩、欢呼、畅谈。慢说用于平静稳定的场面,或用于对话、闲谈絮语。从说话速度的快慢也可以看出说话人的性格、心情。如年老的人、思路迟钝的人、心情不好的人,说话速度往往缓慢。年轻活泼的人、聪明机智的人、心情愉快的人,说话速度往往较快。
假嗓音。话语中的“假嗓音”对表情达意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央电视台在《九州方圆》节目中有一段添置水壶的报告,其中用假嗓音及“呃、啊、嘿、嗯”等冗余成分表现了报告人的话外之音。
五、从话语看人格特征
PAC分析理论是由心理学家柏恩提出的,又称相互作用分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个体的人格特征由三种心理状态构成,即父母、成人、儿童。P是英语Parent(父母)的第一个字母,A为Aduit(成人)的第一个字母,C是Child(儿童)的第一个字母,故简称PAC理论。
    P型(父母)状态以权威和优越感为标志,通常表现为统治、支配、教训以及其它权势作风,常用“你必须”、“你应该”、“你不能”等词语。
    A型(成人)状态,表现了客观和理智。待人接物冷静,慎思明辩、尊重别人、言语谦逊。
    C型(儿童)状态表现为服从、冲动和任意。一会儿逗人喜爱,一会儿又突发脾气,令人讨厌,无主见,遇事退缩,感情用事,易激怒。常说“我猜想”、“大概是”、“恐怕是这样”。
人际沟通是人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必然受到PAC三种人格特征的影响。理想的人际沟通是A—A型即成人对成人。人际沟通有时是对等的,如P—P或A—A或C—C,即父母对父母,成人对成人,儿童对儿童,这种沟通会有共同的话题,交谈很融洽,因为双方的人格特征相近,从人格特征的相互作用来看,人际沟通有如下类型:
P对P。交际双方的行为都比较武断,一个说:“老周太不象话了。”另一个说:“应该警告他一下。”
A对A式。双方的交际是理智的。一个问:“这篇稿子今晚能完成吗?”另一个回答:“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想问题不大。”
C对C式。交际双方凭感情说话,一个说:“我结婚时花了20万元。”另一个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结婚时花了40万元呢?”
P对C式。交际时呈现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长辈对晚辈的交谈最典型。一个说:“你还不复习功课?”另一个回答:“马上就复习。”
C对A式。交际中,一方表现为小孩脾气,另一方表现为理智行为,如恋人之间的交谈。一个说:“我非要去看戏嘛!”另一个回答:“时间太晚了,明天去吧。”
P对A式。交际中一方表现为理智性的权威,另一方表现为理智性的尊重。双方有一定的防范性,如父母对成年子女的谈话、同事间的交谈。一个说:“你今晚把发言稿写好。”另一个回答:“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PC对AA式。这是父母·儿童状态对成人的交际,后者希望前者理智地对待他,而前者以高压的方式与之交际。
CP对AA式。前者以非理智的方式感情用事地对待后者。
PC对PC式。一方对另一方采用命令式,另一方不服,并用同样的方式回敬。
CP对CP式。双方都喜欢夸大、自傲。
交际双方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常以特定的人格特征出现,但最佳状态是成人状态。例如,在一部影片中,一位女售票员正在接待几位顾客,后面一位女顾客等得不耐烦,出言不逊:“你同男人谈恋爱吗?没完没了,让顾客久等。”这位女顾客处于“儿童”心理状态,并以一种恼火的“父母”姿态出现,是一种PC型的状态。这时售票员用成人AA状态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需要什么?”问题就顺利地解决了。因此“成人”的心理状态是人际沟通中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六、从举止看性格
走路时脚步声大的人心胸坦荡,为人诚实,但有时优柔寡断,神情散漫。走路时脚跟不着地,显得轻浮无力,做事不扎实,草草了事;拖脚而行显得心事重重;脚步轻快显得充满活力,悠闲自得;走路东张西望者,缺乏决断力,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挺肚阔步者气宇轩昂,精神勃勃;走路频频回头者疑心病重,缺乏协调性;稳步缓行,态度从容,给人以稳操胜券之感;走路时威仪自现者气魄震人,统摄力强。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好激动,常常喜形于色;有的人比较冷静,自控力强,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种调节和控制情感活动的能力对一个演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生活中的人虽不是演员,但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情感的控制和表情的设计同样显得重要。
眼睛最能灵敏充分地表达情感。如:
险恶狡诈的用心可以从挟着寒光的眼神中表现出来;
贪婪的欲望能从火炽的眼光中流露出来;
面对感兴趣的令人愉悦的认知对象,瞳孔会放大;面对厌恶的事物瞳孔会缩小;
人在愉悦时,舌头会产生甜美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舔嘴唇和门齿,鼻子也闻到香味,眼睛也仿佛会看到欢乐的景象;
痛苦时嘴会发出躲避苦味的动作,鼻子也会出现逃避恶臭的动作,眼眉下压,似乎在竭力摒除不悦的景况。
对人表情的认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材料,透过表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人的态度、动机和需要。
情感和表情的对应关系是复杂的:
第一,情感可以在没有表情的情况下产生,即面无表情而心潮起伏。
第二,表情也可以在没有情感体验的情况下出现,如:表示礼貌的微笑,机械地点头示意,参加豪不相识的人的追悼会所显露的悲伤表情等。
第三,情感体验的内容与表情的含义可能会不一致。如:心里着急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暗喜而不动声色;心中悲伤而强颜欢笑。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有以貌取人的认知偏差。面部具有积极情绪的照片往往得到较好的评价,面部具有消极情绪的照片往往得到较差的评价。情人、朋友之间往往是赠送自认为具有较高评价意义的照片。有这样一个实验,让被试看三组“罪犯”的材料,三组“罪犯”的犯罪程度相等,其中两组材料附有“罪犯”的照片,一组照片眉清目秀,另一组照片相貌狰狞,还有一组不附照片,请被试充当法官来判决。结果是,第一组多被判为无罪,第二组多判为重罪,第三组则介于两者之间。
要了解一个人的情感,单靠面部表情是不够的,除了面部表情,人的动作、身段、空间、物体等也能表情达意,它们也成为人际认知的手段。如:
人在灰心时垂头丧气,兴奋时手舞足蹈,焦虑时坐立不安;
气度大而沉稳的人多半步子大;
谨慎的人身子正而稳,脚步沉稳;
急性子的人走路时身子向前冲,似乎怕误了事;犟脾气的人走路脚腕子使劲,拧着劲走路;
伶俐的人走路,身段灵活,脚步轻盈。
体型瘦弱的人,往往具有分裂式性格。分裂式性格的人不喜欢社交,对周围的人不很关心,自闭倾向较明显,平日寡言少语,喜欢孤独,害羞胆怯,翱游于梦想的世界,不与凡俗为伍,自命清高。
    体型肥胖的人往往具有躁郁式性格。躁郁式性格的人擅长社交,为人亲切和善,热心助人,即便是大发脾气,事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进入任何环境都能适应,讲究实际不空谈。
体型结实的人常常是钝重的性格。钝重式性格的人规规矩矩,一丝不苟,房间有条有理,一尘不染,讲情义,遵守交往礼节,重视秩序,做事不屈不挠,不会随便抛弃希望,不善谈吐,木讷寡言。
七、角色与认知
    人是以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与别人交往的。对他人角色的认知,就是对他人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判断,如某人谈吐文雅,知识渊博,人们会推断他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角色认知包括对角色行为标准的评判,如法官应该公正无私,有清楚的判断力。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处事正派。对他人角色的认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情感。某一社会角色应该有相应的情感要求,侦察员应该机智冷静,不喜形于色。国家机要人员应冷静稳定,而不感情用事。
动机。指某一社会角色应该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定的角色动机,教师对学生应该有慈爱之心,忠诚教育事业,学生应投身于学习。
社会地位。如大学教授应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以官角色为例,人们对于“官”的认知是全方位的。人们对“官”有一定的角色期待。对于一个形象不佳的官员,人们可以从下列特点来综合认知:
部属绞尽脑汁拟出报告书,而上司不屑一顾,连一句慰勉的话都没有;上司夺取部属的功劳,对部属的申辩不屑一顾;只知命令或指示而不指导;朝令夕改;视部下为佣人;瞧不起部下;不承认部属的能力,并妒忌部下的才华;只看结果不问原因;拙于倾听,先声夺人;失信于部属;喜欢说长道短;把拙劣的诙谐当成幽默;对部属的创新视而不见;对部属的工作屡加干扰;过度宠爱部下;人情至上屡创例外;轻意与部下妥协;保护不了部下;大讲顶头上司的坏话;面对上司就说不出话来;严以待人,宽以待已;对上司卑躬屈膝;抓权不放,侵占部属的权限;胡乱称赞;吝于说“辛苦了”、“谢谢”;油腔滑调地称赞;只称赞不责备;不问是非就开骂;以蔑视的口气在众人面前责备;大题小做,小题大做;絮絮叨叨,当断不断;认为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假装内行;对别人说部属的坏话;不敢处罚害群之马;察觉不出部属的不满;惑于部属的某种才能;不了解女性特有的心理;不关心部下;评价不公;安于现状应变无方;给部下泼冷水;毅力不够;缺少活力;做事虎头蛇尾;不会说“我们”只会说“我”;专信一人之言;制造派系纠纷;过分表现才智和好恶;亲小人远贤臣;喜欢奉承钻营之徒。对“官”角色的认知是全方位的,有情感的、动机的、地位的、态度的、行为的、意志的、品质的、语言的等等,通过“官”角色的分析可知,对他人的角色认知是多角度、多渠道的,其中语言和行为是重要的认知手段。
角色语言是角色认知的重要手段。角色语言的研究领域涉及到领导语言、夫妻交谈、班主任语言、售货员语言、医用语言、教师语言、律师语言、导游语言、军事指挥员的口才、外交辞令、企业管理者的口才、采访中的交谈、怎样和罪犯谈话、怎样和上访者交谈、父母怎样和孩子交谈、怎样和老人交谈、怎样第一次和“她”交谈等等,这都是角色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以医用语言为例加以分析:
医用语言应充分考虑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利于病人的身心健康。得体的医用语言会产生积极的心理疗效,不得体的医用语言会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所以,医用语言既可以治病,又可以致病。语言影响情绪,情绪影响健康。医务人员使用语言是心理治病的艺术,应该达到下列要求:
第一,应注意语言的安慰性。医生询问病情应委婉谦和,话语亲切,不应冷漠、斥责、催促、命令、鄙视甚至吓唬。
第二,应该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准确说明病因、治疗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第三,注意恰当地使用模糊语言。对重病者、癌症病人,可以适当地运用模糊语言。
第四,语言要注意通俗形象和暗示。例如,医生解释病情:“人体好像一架生产血液的机器,现在出了故障,原来的血液渐渐坏死,人体没有新鲜血液补充”,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解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症。又如,医生和声细语地告诉早期癌症患者已经给他切除了“小瘤子”,解除了病人的心理负担,有利于病人的康复。一般说来,对垂危病人用委婉言语和暗示性言语,会避免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冲击和突发事故的出现。
作为医生,应该有较好的语言素养和高尚的医德,并能得体地运用适合医务人员的角色语言。上述要求构成了医用语言的多层面特色。
八、认知的规律
人际认知的因素包括认知者、认知对象、认知情境。
    认知者。据心理学研究,认知者的情感和心态,影响着对他人的认知,过去的经验也会影响对他人的认知。这些因素的参与,影响到认知者通过语言对他人所作的认知,有时,对同一认知对象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认知效果。
    认知对象。认知对象对于认知者所具有的价值及社会意义不同,认知对象的话语对认知者产生的份量也不同。如果认知对象的话语能给认知者带来鼓励,会引起认知者的兴趣,所谓“人微言轻”说的是相反的情况。
    认知情境。运用汉语进行人际认知的情境属于语境,认知者通过言语环境,对他人进行认知。说话时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说话时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以及说话方式等,都会影响汉语的人际认知。
人际认知有时会产生偏差,最为典型的是反映在汉语的性别偏见上。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种种原因,人们对女性的偏见反映到汉语中,就形成了汉语的性别偏见。
语言成见和语言感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语言社会中,一些人对本族语或本地方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操一种方言的人有时对操另一种方言的人持有偏见。如上海人解放前看不起讲苏北话的人;操共同语的人看不起操方言的人。操主流方言的人看不起操非主流方言的人。
语言的认知偏差体现在对民族语言的成见、对方言的成见、对性别语言的成见、对角色语言的成见等方面。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可以探究其原因。如前因效应、近因效应、投射作用、社会刻板印象都是语言认知偏差的社会心理原因。如一位老太太没有受过教育,和你谈事情,你可能会从社会刻板印象出发认知她的种种特性,以至产生偏见。
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往往是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形成的。即使只有一些零散的信息,人们也试图对他人得出一个整体印象。在对他人做出判断时,人们往往是将他作为一致性印象来观察的,尤其是对他的评价更显示出一致性的特点,一个人不会被看成既是冷酷的又是热情的,认知者的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都会显示出一致性的特点。
    人们在得到某人的各种不同信息后,如何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印象呢?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是采用累加法和平均法。累加法是指形成印象时使用各种品质的累加值,即把各种品质的得分相加。平均法是求得各种品质的平均值。我国学者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几种信息整合模式,认为中国人在印象形成时的信息模式是简单的平均模式。中国人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方面的评价,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道德评价有关。另外,中国人在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时易受人际关系情境的影响。
 
言语与行为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将言行区别对待的,“言”和“行”似乎成了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行动胜过言辞”、“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在观念上是将“言”和“行”相对立的。但是,言和行也有一致的一面,言语也是一种行为。
我们常说,陈述句的目的或用途主要是“陈述”:“告诉别人一件事”。但陈述句还可以有其他的目的或用途:“询问”、“祈使”、“感叹”。如:学生对老师说:“我刚才没有听清楚你问的问题。”(目的是询问:询问老师问的是什么问题;目的也可以是祈使:要求老师再重复一下刚才提的问题)又如:孩子对父亲说:“今天是星期天。”(目的是祈使:要求父亲遵守事先的约定带他到公园去玩)再如:她说:“今天是个倒霉的日子。”(目的是感叹:表示烦恼、懊丧的情绪和感情)
    我们常说,疑问句的目的或用途主要是“询问”:“询问别人一件事。”但疑问句也可以有其他的目的或用途:“陈述”、“祈使”。如:“难道十个指头一样长?”(目的是陈述:告诉别人“十个指头不一样长的”的事实)又如:“我们是不是再商量一下?”(目的是祈使:要求别人与自己商量)再如:对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说:“你是否知道公共场所不许吸烟?”(目的是祈使:要求对方停止吸烟)
    我们常说,祈使句的主要目的或用途是“祈使”:“要求别人做一件事。”但祈使句也可以有其他的目的或用途:“感叹”。如:教师对经常无故缺课的学生说:“别把这儿当作茶馆酒店!”(目的是感叹: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常说,感叹句的主要目的或用途是“感叹”:“表示某种强烈的感情。”但感叹句也可以有其他的目的或用途:“祈使”。如:对坐在电风扇旁边的人说:“今天真热啊!”(目的是祈使:要求别人打开电风扇)又如:母亲对女儿说:“你的房间太乱了!”(目的是祈使:要求女儿整理房间)
这四种句类,都有不同的目的。这些不同的目的,就反映了不同的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早在1933年就提出言语行为理论。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作了十二次演讲后,由听讲者厄尔姆逊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笔记,并对照奥斯汀的演讲提纲,整理成哲学演讲集《论言有所为》(又译作《怎样用词作事》),在奥斯汀谢世后出版。该书对言语行为理论作了经典性的系统探讨,奥斯汀的核心观点是“说话即做事”,“话语即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又称作言语行为语义学,因为言语行为正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意义。
一、奥斯汀的核心观点
1.行动性话语和表述性话语
奥斯汀在《行为话语》一文中,第一次认为说某事就是做某事。他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下述观点:一个句子只有在具有真假价值时才有意义。他认为许多极为平常而有意义的句子,既不真也不假。他根据传统语法中陈述、疑问、祈使三种方式,提出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功能,即:陈述一件事实;获得信息;使别人做某事。奥斯汀把话语分为两种类型:行动性的和表述性的(又译作“有所为之言”和“有所述之言”),他认为话语能言之成声、言之成词、言之传意。言之成声指发出某种声音。言之成词是指发出某些可以发声之词。言之传意是指这些词具有相当具体的含义和所指。言之成词产生表述性话语,言之传意产生行动性话语。奥斯汀认为,真和假的区别出现于表述性话语之中。因为表述性话语是可以验证其真假的。而行动性话语由于是一种行为,故无真假可言。
奥斯汀后来发现表述性话语和行动性话语不能概括所有的语言形式,于是他中途放弃了这一理论假设,而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新的分类。
2.话语行为、话外行为和话后行为
《论言有所为》是奥斯汀后期思想的实录,可以说是他思想的精华。在《论言有所为》里,奥斯汀提出,人们说一句话总涉及三种不同的行为:话语行为、话外行为、话后行为。我国语言学界对这三种行为有不同的译法,有人译作表现行为、非表现行为、收言后果行为;也有人译作言之发、示言外之力、收言后之果;还有人译作本体行为、意向行为、效应行为。
话语行为即说话本身,是说出有意义话语的行为,如:“猫在地板上”这句话,有一定的语音,符合语法关系,有一定的意义和所指。  
话外行为是说话者想通过说话来做某事的行为,它表明话语真实的目的和意向,如商量、说明、劝告、警告、请求、命令、道谢等等。奥斯汀认为:话外行为是以某种方式运用话语来表示讲话者意图的一种行为。如:“你耳边有一只蚊子”,这句话除了话语行为本身之外,同时也体现了说话者的“警告”及“吓唬”。
话外行为涉及人际相互关系,内容相当丰富。奥斯汀反复研究动词的内涵,并将话外行为与之相对应而分成五个大类:
    评决式或断定词,指判决、评价和诊断等行为。
    行使式或行使词,指命令、催促、建议、警告等行为。
    约束式或承诺词,指允诺、打赌、发誓、同意等约束性行为。
    行动式或行为词,指道歉、感谢、咒骂、祝贺等行为。
    表述式或解释词,指确认、否认、接受等行为。
奥斯汀还提出“适切条件”的观点。他认为:话外行为要得以实现就必须具备“适切条件”,如“咒骂”行为的一个切条件是,被骂的人在行为或品质方面总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之处;“道歉”行为的一个适切条件是,说话者对道歉的事负有责任;“感谢”行为的一个适切条件是,说话者必须对听话者怀有感激之情;“命令”行为的一个适切条件是,说话者必须是听话者的上级或长辈,并有权威去发号施令。每一个话外行为有一套适切条件,并受其制约,违背了适切条件,话外行为则无效。
    话后行为是指说话人所说出的话对听话人产生影响从而取得某种效果的行为。比如,当人们说:
    ①子弹已经上膛了。
    ②你先走。
    ③你可到外面去玩一会儿。
    ④晚安。
这几句话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①使听话者恐慌。②可使听话者微笑、点头、伸出手、并有可能回答:“你先请。”③可使听话者跑出房间。④可使听话者发出会心的微笑,并体会到说话者的彬彬有礼。这三种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说话者运用语言可以说出有意义的话语(话语行为),这话语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话外行为),并且能影响听话者,从而收到一定的效果(话后行为)。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例来分析三种行为之间的关系。
    例1:话语行为:把她枪毙。
          话外行为:“怂恿”别人把她枪毙。
          话后行为:终于使人枪毙了她。
    例2:话语行为:你不能做这件事。
          话外行为:“抗议”他做这件事。
          话后行为:使他不再做这件事。
    例3:话语行为:请抽一支烟。
          话外行为:“提供”他一支烟。
          话后行为:使听话者抽了一支烟。
二、塞尔的核心观点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话外行为方面。后来塞尔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可视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塞尔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贝克分校,1969年出版了《言语行为》一书,修订和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要点如下:
    1.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话外行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话外行为应该首先区分命题和话外行为功能,同一个命题可以表示不同的话外行为功能。如:
    ①她果真美丽。
    ②她果真美丽?
    ③她果真美丽!
这三句话命题相同,但表示了三种不同的话外行为:①为“描述”。②为“发问”。 ③为“赞美”。可见命题完全相同的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不同的话外行为功能。
    话外行为功能可以在语句中直接体现,这时语句中常常出现表示某种意向的明显标志,如某人想干某事时,有人对他说:“我劝你别去。”这句话的话外功能是直接由动词“劝”来体现的,它表现了“劝告”行为。这种由施为动词(实施某种行为的动词)直接体现话外功能的语句称为“显性施为句”。
    但并非在一切情况下语句的话外功能都是由含义相应的施为动词来直接体现。如:
    例1:你走在大街上,有人问你:“华联商厦怎么走?”
这句话形式上是个疑问句,其直接的、字面的意思表现的话外功能是“发问”,但它实际的话外功能是有礼貌的“请求”,即请求对方指路。又如:
    例2:甲说:“下午一起去公园。”
    乙说:“下午有课。”
乙的答话直接的、字面的意思所表达的话外功能是“陈述”,即陈述一个事实:“下午有课。”但在具体语境中,这句话的话外功能是对甲邀请的“拒绝”,即:“下午不能去公园。”
    可见,像例1以“发问”间接表示“请求”,像例2通过“陈述”间接实现“拒绝”的行为叫间接言语行为。如果要将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作一个区分,那就是:言语行为所表现的实际话外功能是显性的、直接的、字面的,而间接言语行为所表现的实际话外功能是隐性的、间接的、非字面的。
    2.间接言语行为的主与次
    间接言语行为同时体现着两种话外行为,塞尔称之为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如例1字面上体现为“发问”,例2中乙的答话直接体现为“陈述”。这种间接言语行为中由字面直接体现的行为是次要话外行为。而在间接言语行为中,间接体现出实际话外功能的则是主要话外行为,如例1实际体现为“请求”,例2实际体现为“拒绝”。主要话外行为是通过次要话外行为来间接体现的,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共同组成间接言语行为,两者互为依存,失去一方,另一方就转化为直接言语行为。
    3.间接言语行为的规约性与非规约性
    奥斯汀在《论言有所为》中多次指出话外行为是规约性的,是受规则制约的,但他只是提出了一种笼统的概念,而没有解释清楚话外行为规则的实质和具体表现。塞尔对话外行为作了深入研究后认为,话语的话外行为功能不仅决定于意图,而且决定于规约,他将间接言语行为区分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的规约和非规约之分,主要是着眼于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之间的联系性。
在规约性言语行为中,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之间有时具有约定俗成性和程式化的特点,似乎已成为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规约”。如用例1那样的“发问”表示“请求”,即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又如交际言语以天气或其他的内容为题材,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来表示“问候”行为,也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早晨看到邻居刚刚起床,问一声“吃了吗?”“今天有课吗?”之类的话语,这种“发问”并非一定要求对方回答(当然对方回答亦无妨),只是表示对对方的“问候”行为,这在言语生活中已成规约。塞尔认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有一定的成语性特征,尽管话语本身并不能算作成语。
    主要话外行为与次要话外行为之间,有时具有非约定俗成性的特点,如例2中乙以“陈述”间接表示“拒绝”,即属非规约性间接行为。
    4.话外行为的适切条件
    为了进一步研究话外行为的规约性,寻找发话人的话语意图、受话人了解发话人意图的规律,塞尔提出每一种话外行为都必须具有适切条件。他将适切条件分成四类:一为先决条件、二是真诚条件、三是命题内容条件、四是基本条件。每一种话外行为都具备这四种条件,并根据条件的差别区别出不同的话外行为。如“请求”的话外行为必备的四种适切条件是:
    先决条件:受话者H有能力实现行为A
    真诚条件:发话者S希望受话者H完成行为A
    命题内容条件:发话者S将未来的行为A加予受话人
    基本条件:发话者S祈使受话者H完成行为A
    塞尔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可推广到其他话外行为,如命令、肯定、祝贺等。他试图通过对四种适切条件的分析来寻找各种交际语境因素与发话者表示的意图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塞尔除了间接言语行为外,对话外行为的分类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研究。此后,威斯德勒、格赖斯、罗斯、戈登和雷可夫等人对言语为理论均有所贡献,特别是格赖斯对言语内涵的研究,罗斯的“行为删除”分析方法,戈登和雷可夫提出的“交谈假设”的方法都极大地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在国内外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语言哲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原理是:人类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的语言表现形式,而是某种行为的实现,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人在交际过程中不单单是构造语句,而是利用语句的信息来完成各种行为,如陈述、发问、请求、建议、命令、警告、许诺、致谢、道歉等。
言语行为理论也研究句子。但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传统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研究句子,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研究句子内部的结构体系。言语行为理论突破了它们的局限,它将句子视为交际中的行为表现,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句子的结构体系,它将交际的主体——人,作为观察语言现象的中心,人的交际意图(表现为话外行为)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问题。言语行为理论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对语言进行描写研究的局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语言开辟了前景。
三、言语行为与社会心理
言语行为是社会心理活动的产物,何人何时何地对何人说何种话语,要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说话人作为言语的主体,其言语活动要受社会心理的支配。受说话人心理支配的言语及其行为,应适切听话人的心理,否则是不得体的。“言为心声”,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语言是表达心意的行为,这种心意是群体所能接受的。
    人的言语心意源于群体心理,言语行为是言语心理的外化,它是通过言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可惜,已有的言语行为理论,只是研究言语表现了什么样的行为,而没有深入到心理的底层。言语行为理论应该继续发展,从研究言语所表现的各种行为,进而深究说话人深层的心理活动。
说话人的心意或“心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递某种感情信息,如高兴时谈笑风生,愤怒时破口大骂;二是通过传递信息使对方产生预期的反应行动,如谈话、报告、批评、表扬。表达感情的言语和使对方产生预期反应的言语,其行为效能是不相同的,这是其一;其二,人有各种心理需求,如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求美的需求、求知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说话人的动机不同,言语的话外行为也不相同;其三,言语行为是言语心理的反应,说话人的乐观与悲观、豁达与狭隘、热心与冷漠、公正与狭隘,这些心理素质也会影响言语的话外行为;其四,言语行为离不开语境,言语行为有时可以借助于动作表情等非言语手段来表达。
我们应将言语行为看成是言语心理的外化和折射,并不像既往的言语行为理论那样孤立地以言语形式本身研究其行为表现,而是将社会心理、言语主体(即说话者)、言语对象(听话者)、语境等有关因素纳入研究框架,综合而系统地剖析言语行为的得体性、意向性。
 
话语与Taboo心理
 
英国探险家库克(cook)在1777年第三次远航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时,发现当地土著人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生活现象,有些物件只许酋长、巫师、头人使用,而禁止一般人使用;有些东西只许用于某种特殊目的,而不能用于一般目的;一些场所只许男人进出,而不许女人和儿童出入等等。当地土语称这种现象为“塔布”(Taboo)。“塔布”一词由库克船长带回西欧后,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研究发现,这种“塔布”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习俗中,汉语中与塔布相对应的词是“禁忌”。
一、言语禁忌的产生
    禁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时间上看,禁忌有长久的和暂时的;从对象看,有行为的禁忌、人的禁忌、物的禁忌、词汇的禁忌;从禁忌的产生看,有因对自然力的崇拜而形成的对自然物的禁忌观念和行为,有因某种动植物与本氏族祖先有近缘关系而形成的禁忌,有对祖灵的崇拜而形成的对祖先象征物和祖先遗物的禁忌,有对鬼神精灵的崇拜所派生出来的关于鬼怪及其活动场所的禁忌,有对吉凶祸福的迷信而形成的趋吉避凶观点所导致的禁忌;从色彩看,禁忌又可分为神圣、圣洁的和不纯、不洁的两大类;从范围看,禁忌可分为宗教禁忌、生产禁忌、语言禁忌、一般生活禁忌;从人的实践活动看,有行业禁忌、节日禁忌、礼仪禁忌、信仰禁忌、婚姻禁忌、服饰禁忌、日常禁忌等;从形态看,有行为禁忌、事物禁忌、言语禁忌、人体语言禁忌。
    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曾使用“商品拜物教”,“拜物教”是指某些民族把无生命的东西当作崇拜对象,认为它具有神秘的超人的力量。灵物崇拜是人类不理解自然而产生的,如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会地震?为什么会打雷闪电?火山为什么会爆发?洪水为什么会泛滥?干旱为什么会发生?日月为什么会全蚀?对自然力的不理解使人类产生了恐惧,恐惧导致了迷信,迷信引起了灵物崇拜。《圣经·创世纪》中说:“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其实应该是“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人们所创造的神是一种偶像,偶像赋予人们以神秘超人的力量,这便是偶像的灵物崇拜。
    语言也是这样。语言本来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是在不知语言为何物的遥远的古代,语言被赋予了超人的神秘力量。人们认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语言的灵物崇拜也就产生了。在中外神话和小说中,人们赋予语言以各种神奇的力量,《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用话语来叩开石门,祝英台对着梁山伯的坟墓祷告之后,山伯墓在雷雨中裂开,唐僧念着咒语收紧了孙悟空头上的金箍,老磨头叫着孙行者的名字,悟空答应一声便被吸进了葫芦。
    语言的禁忌来源于一种神秘的力量,英语中称mana(玛纳),这种玛纳依靠自然的或直接的方式附着在语言上,语言禁忌作为社会心理现象,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习俗中,旧中国的一些地方,丢了小孩以后贴出的揭贴,标题“寻人”的“人”常常倒写着,据说如果“人”字不倒写,所要寻找的人会越走越远。在乡村,我们偶尔还会看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亮”。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在小说中曾描绘远航的旅行者在甲板上发现了“冰冻的词语”,这些词语像一粒粒五彩缤纷的冰雹,人们拾起时立刻发出悦耳的声音并在手中溶化,语言力量的超人与神秘可见一斑。
    语言灵物崇拜发展到极端便产生了符咒。符是书面语的物神化,美国人阿·比尔斯在他的《恶魔的词典》中收集了一个由一连串的字母组成的倒三角形,它就是民间用来治牙痛的符。咒是口头语的物神化,在旧社会,每当灾难降临时,老太太往往口中念念有词:“喃呒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世观音菩萨”。她们念着咒语企求菩萨保驾消灾。《白蛇传》中法海和尚念咒语使水漫金山。电影《人生》中,巧珍失恋后卧床不起,他父亲咒骂道:“高家林,这王八羔子不得好死!”巧珍连忙制止:“你不要咒他”。这些都说明语言在人们的心理上似乎有一种超人的魔力。
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活动,早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就开始了,在未知而神秘的大自然面前,“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马克思语)。人们在深深依恋大自然的同时又深受自然力的威慑,人们便借助于想象来解释自然,企求自然力来避凶降吉,想象的结果便产生了灵魂的观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他认为在远古时代灵魂观念的产生与原始人的思维、感觉以及梦中景象有关,人们最初信仰和崇拜精灵,认为各种现象包括语言现象都是精灵变化所至。他们对语言产生神奇的幻想,同时也萌生出崇拜或恐惧感,语言有一种超人的神奇力量,既可以降福又可以免灾,以致于将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和语言本身等同起来,即把表示祸福的词语看成是祸福本身,因此在言语生活中,非常小心谨慎地使用与祸福有关的词语,唯恐触怒神灵。因此,言语禁忌就这样产生了。
二、言语禁忌的特征
    产生言语禁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言语禁忌的主体,言语禁忌的对象、言语禁忌的目的、言语禁忌的场合、言语禁忌的心理等。言语禁忌的特征可从属性和功能上来认识。
    1.属性特征
民族性。各民族的文化模式有其独特的特色,言语禁忌作为一种民俗事像,必然要受到民族的经济生活、民族的社会结构、民族信仰、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制约,这就是说,言语禁忌具有民族性。
阶级性。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往往利用言语禁忌来愚弄人民,言语禁忌成了他们适应自己统治需要的重要手段,如对封建君王之名要避以国讳,对朝代名、部族名、图腾名的禁忌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共同性。各民族的言语禁忌在形成过程中有许多相似的因素,这是各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的缘故,人类共同经历过的原始采集、原始渔猎,原始的畜牧和农业等,必然会导致相同或相近的言语禁忌。
宗教性。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有自己的禁忌规范,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也决定了言语禁忌的多样性。
    2.功能特征
言语禁忌具有积极功能,表现在:
导向功能。言语禁忌的导向功能体现在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中,人降生于禁忌社会后,社会就要通过禁忌对个体的言行进行导向,在个体教化行为规范的确立方面,通过禁忌社会接受家风民约及社会伦理教化,并通过禁忌(包括言语禁忌)造就人的价值和行为取向。
调节功能。言语禁忌的调节功能是利用言语的禁忌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对图腾树的禁忌,客观上为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起了积极作用。在邻居办丧事的时候,禁忌大声吵闹谈笑,是为了和睦邻里关系。忌呼长者的名字、忌说假话,是为了使得人际关系有一定的准则可依以及调节人际关系。
传递功能。言语禁忌的传递功能,是由于言语寄托了人们的希望或带有神秘的令人恐惧的力量,这是言语禁忌得以传承和传递的心理原因。如东北满族年俗禁忌,就表达了对新的一年的希望,锅里的饺子熟了浮起来后,主人高声问道“小日子起来了吗?”,家人要答“起来了!”于是全家人在心理满足中吃着年夜饭。
言语禁忌的传承和传递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同一文化模式内的成员通过禁忌教化,将前人传下来的禁忌作为示范,传承给后代来遵循和模仿。二是通过口授方式,通过神话、故事、谚语等,使禁忌跨越时间和空间而传递开来。三是由宗教的执行者和宗教职业者进行传递,他们往往是禁忌习俗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传授者,因为他们一直自认为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
    言语禁忌具有消极功能。言语禁忌有时会成为恐惧、愚昧、迷信的产物。许多民族对妇女的禁忌,就降低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在我国封建社会,皇太子可说:“我将来是天子,你们都要服从我!”而贫民的儿子说这样的话,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也体现在言语禁忌上。封建社会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使汉语的言语禁忌带有消极的色彩。
三、因“不许说”产生避讳
由于人们对自然力的未知,以至于认为:语言与语言所代表的事物有着必然的联系,语言就是客观事物的化身,语言能降祸也能除灾,对犯忌触讳的语言,人们不是弃而不用,而是转用其它的同义表达方式,主要的同义表达方式有避讳和婉曲。
    1.避讳的种类
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中,言语因禁忌而产生的避讳现象随处可见。
正月初一忌打破器物,恐“破”与破财相联系,过年时忌言“死”、“杀”等不吉利的字,死鱼称文鱼、死鸭称文鸭,“文”即不动之意,杀猪称为伏猪,杀鸡称为伏鸡。如果在大年初一小孩说出忌语,则以童言无忌来消除忌言。过年时有些地方将“福”字倒贴,喻意“福到”。土家族在正月初一早晨对守夜人忌说“睡觉”,而要说“去挖金窖银窖”。黔东南苗族在过年时,有人在外面喊要答应,被喊者若不在家,其他人忌说“他不在家”,否则他永远回不来。——这是因岁时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旧时孕妇被称为“双身人”、“四眼人”,忌她们参加婚礼、丧礼、祭祀活动,否则被视为不吉利。《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祭祀时碰了供桌,鲁四老爷忙给祖宗陪罪。赫哲族忌跨火、骂火,若用水灭火必先说:“请火神爷把脚挪一挪,我们不得不浇火了。”——这是因信仰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汉族流传着大量谚语,如“猪猴不到头”、“龙虎两相斗”、“白马畏青牛”,“女子属羊守空房”指的是属相相克的两个人不适宜通婚。山东有“一年两个春,死了丈夫断了根”的说法,是说一年内如果有两个立春日,就不能在这一年内结婚。台湾地区订婚时,来订婚的男人回去时,女方忌说“再来坐”,认为“再”与再婚有联系。出嫁时忌遇出殡,说是“凶冲喜”、“祸不单行”,也忌遇另外的出嫁者,说是“福无双至”。闹洞房时忌姑母、小姑在场,因“姑”与“孤”同音。——这是因婚姻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旧时汉族忌写“灵”字,因为“灵”的繁体字内有三个口,恐死去一口不足,又要死去两口,常将“灵”字写成“炅”,以消除“三个口”的坏兆头。亲人亡故忌说“死”字,一般用“去了”、“过世了”等同义表达形式,忌说“棺材”,改说“财”、“寿器”。——这是因丧葬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汉族忌对着婴儿说“猴子”或“肥“等词语,恐孩子长大后像猴子那样瘦或发胖难看。云南蒙古族在生孩子时,不满月不准外人进产房,否则会“踩断奶路”。汉族忌怀孩子时吃蟹,否则孩子“横生”。汉族忌对出生后的孩子说不吉利的话,鲁迅先生的《立论》就反映了这一点。——这是由生育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仡佬族忌两个男人谈话时女人从中间走过。在德昂族,当佛爷来访时忌妇女与他交谈。在云南中甸地区的纳西族,翁媳之间、夫兄与弟媳之间禁忌交谈,岳母与女婿之间也忌随便交谈。许多民族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词语避讳,常用“云雨、儿女事、房事、同居”之类代用。“梅毒”在许多国家也是推来搡去的,英国人称它“西班牙痘”,法国人称“尼亚波里特病”(推往意大利),东欧人说它是“法国病”,中国人认为它来源于烟花柳巷,称之为“花柳病”。——这是因两性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汉族旧时吃饭忌说“捧饭”,因为只有人死后做七请亡灵吃饭用“捧饭”。忌吃饭时看镜子,认为会犯口吃。在山东,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忌吃水饺,因水饺是送行的食品,俗称“滚蛋包”,意味着客人不受欢迎。到别人家吃饭时忌把碗转来转去,因为“转”与“赚”同音,主人忌“赚他人饭碗”。——这是因饮食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旧时汉族走江湖者忌逢七出门、逢八进门,民间有“七折八扣”、“七煞八败”之语。渔家忌在开船前后提及“翻”、“沉”,忌翻船或沉船,卖蚕者忌卖四只,因“四”与“死”谐音,山东蚕农忌说蚕屎,“屎”与“死”同音,而称蚕屎为蚕沙。——这是因行业禁忌引起的避讳。
    贵州剑河一带的苗族,每年第一次往田里送粪回来时忌见外人,如果遇见人忌打招呼。贵州雪山有的村寨,苗族在收小米时留下穗小的不收,忌说“不要了”,小孩问及,大人则以“它们未长大”来回答,否则以后小米会因伤心而不再长大。——这是因生产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旧时汉族人禁忌拨脚毛,认为“一根脚毛管三个鬼”,腿上无毛则管不住鬼。忌风筝断落在人家的屋顶上,民谚有“风槎断了线,家伙去一半”,“家伙”即家财。忌送手巾给人,俗语有“送巾,断根”。忌送扇给人,有“送扇,无相见”之语。忌送钟给人,因“钟”和“终”同音,忌吃饭时言“醋”,因醋与嫉妒相关。山东男人忌说四十一岁,这一岁妨妻,要跳过去多说一岁。忌说一百岁,人到一百岁时只说九十九,泰安人认为一百岁是人的寿数的极限,到时要死。黄县一带说一百岁是个驴。临清一带说一百岁是个老刺猬。——这是因日常生活禁忌而引起的避讳。
    2.避讳的对象
    避讳是言语禁忌的产物,它受强制性心理所支配,并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因此言语中哪些允许说,哪些不许说,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内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朕”只能用于指称皇帝,而普通百姓只能用“吾”,今人不论职位高低都用“我”。“秀才”一词在春秋战国时就已使用,指具有优秀才能的人,到了后汉刘秀当了皇帝,为了避皇帝的名讳,便将“秀才”称作“茂才”,直到三国魏后,“秀才”一词又恢复使用。秦始皇名政,与“正”同音,正月读作“征月”,写作“端月”。孔子名丘,为了避讳,丘缺笔书写,读作“某”。汉文帝名恒,恒山改名为“常山”,姮娥改名为嫦娥。汉吕后名雉,雉鸟改名为野鸡。隋炀帝姓杨名广,曹宪在给《广雅》注音时为了避讳将《广雅》改为《博雅》。王嫱字昭君,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避讳,唐人行文用“代”代替“世”字,用“人”代替“民”字,观世音因此而称观音,民部改称“户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了举人,报喜时不直称范进,而称范讳进。宋时有个州官叫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示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天”,时人讥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国封建社会对帝王和尊长之名要避讳,当朝的皇帝和被尊为“至圣”的孔子之名全国避之,谓之国讳或公讳。祖先和父亲的名字全家要避讳,称为私讳或家讳。裕固族晚辈忌叫长辈名字。俗人忌称喇嘛的名字。海南合亩地区的黎族,除了杀牲祭祖时可以提及祖先的名字,平时不论自己或别人都不能提及。非洲东南部的科萨人妇女,婚后不得讲含有公公名字第一个音节的任何词语,如果犯了禁忌,她的父亲就要受到惩罚,往往需要交一只山羊以上的牲畜才能赎罪,因此,科萨人妇女都有生造词语的本领。
    除了人名避讳外,像朝代名、地名、部族名,图腾名均在避讳之列。清朝是满族人的天下,对汉人诗文中“明”、“清”两字特别敏感,雍正年间,翰林徐骏诗云:“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有人告发他“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被斩首示众。南京的清凉山和石子岗先后是火葬场的所在地,地名已成了火葬场的同义语,南京人听到这个地名时不象听到玄武湖那么愉快。我国东北鄂伦春族在狩猎时,将公熊称为“舅父”、“祖父”,将母熊称为“祖母”,熊被打死后,禁止说“死了”,而要说“睡了”。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认为熊过去是人,禁止吃熊肉,他们在祷文中称熊为“祖先”。尼泊尔人认为黄牛无比圣洁,禁止用黄牛耕地,禁止宰杀黄牛,1962年泥泊尔政府正式规定黄牛为“国兽”,如果伤害了它,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对黄牛的崇拜也反映在他们的言语生活中。
    避讳是由于“不许说”而导致的言语代用现象,所谓“不许说”是因为对有些语句在语用上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力来自封建制度或来自民俗心意。刘庸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一天,刘庸问乾隆:“万岁,今年贵庚几何?”乾隆回答:“朕今年四十有五,属马,你呢?”刘庸垂手回答:“臣也四十有五,属驴。”乾隆感到惊奇,又问:“朕属马,爱卿怎么属驴?”刘庸讨好地说:“万岁属马,臣怎敢同属,只好属驴了”。汉景帝名启,微子启被改称为微子开。汉武帝名彻,蒯彻被改为蒯通。苏轼的祖父名序,其父苏洵的文章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又改用“叙”。
    3.避讳的规律和方法
中国古代的避讳规律是:
讳名不讳姓。远古时姓是一种族号,人们同族即同姓,而名是人类个体相区别的代号,《孟子·尽心》云:“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双名不偏讳。如果名是两个字,只需讳其中一字,如孔子的母亲“徵在”,讳“徵”不讳“在”或讳“在”不讳“徵”。
不讳嫌名。即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同音近的字不讳,如汉和帝名“肇”,与“兆”同音,不必改变“京兆”的“兆”字。
书不讳。不可因讳君父之名而擅改诗书。
临文不讳。上章奏时不讳父名。
效庙不讳。
在神前不讳。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的避讳规律,不同时期的讳律会有所变化。
避讳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易字。采用同音近音字,或改用同义字,或改用形近字。为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将“基”写成“其”;为避汉惠帝刘盈讳,改“盈”为“满”;
缺笔。即缺最后一个字的后一两笔。
空字。即用“某”字或“口”来代替。《史记·文帝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某”即“启”,“启”是汉景帝的名。
改读。碰到讳字读成与之相近的字音。《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她母亲名敏,当林黛玉读到“敏”时就改读成“密”。
避讳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经历几千年,给语言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当然也有其史料价值,《战国策》中改“楚”为“荆”,因秦始皇之父名“子楚”,讳字为“荆”,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战国策》可能是秦人所著。
四、因“不愿说”而产生婉曲
    避讳是由于“不许说”引起的,它是一种因强制而被迫使用的语言现象,婉曲是由于“不愿说”引起的,它更多地受社会心理因素支配。
    根据婉曲的社会心理可将婉曲分为以下几类:
    1.与廉耻心理相关的婉曲
    人体本身的禁区往往用婉曲的方法来表达,成年人的生殖和泌尿系统和各种器官的名称、某些生理现象、性行为和性病等,它们各自有其婉曲语,如“月经”,作为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有许多不同的婉曲语,如“不好、不妥、该诅咒的、倒霉的、例假”。“怀孕”也有许多婉曲语,“有喜了、快做妈妈了、要送红蛋了”。性行为也有许多婉曲语,如“云雨、风流事、好事、发生关系、同居、同房、同床、搞男女关系、搞腐化、作风不好、乱七八糟、流氓活动(用于下层)、文娱活动(用于中层)、健身运动(用于上层)”。拉屎撒尿合称“解手、更衣、出恭、去一号、打个电话”。“马桶”称“便桶”、“尿壶”称“夜壶”或“便壶”。
   2.与趋吉心理相关的婉曲
祈求吉利避免凶灾,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死。日本人不仅回避“死”,就连与之相谐的音“4”、“42”都很忌讳,七十年代初建成的京都大学医学院附院的综合病房中,就没有4号和42号房间。在汉语中与“死”相关的婉曲语有200个左右。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死亡有不同的婉曲语。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死”的不同婉曲语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庶人曰死,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士曰不禄,士是统治阶级中最低层的官吏,“不禄”指没有福气和薪奉。大夫曰卒,古代比诸候低一级的官吏称大夫,“卒”是年老寿终的意思。诸候死曰薨,薨是山崩塌的声音,言诸候之死有影响。天子死曰崩,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死犹山之崩塌,震撼强烈。
对不同信仰者之死有不同的表达法。佛教徒死称“涅磐”,僧人死叫“归真、圆寂、入寂、灭度、坐化”。道教徒死用“羽化、尸解”,基督教徒死用“见上帝”。有神论者言死常用“见阎王、上西天、归西、归天”。马列主义者常用“见马克思”代死。
对不同价值之死有不同表示法。褒义的:“捐躯、捐生、授命、玉碎、效死、成仁、取义、就义、以身许国”等。贬义的:“横死、丧命、丧生、送命、毙命、死于非命、呜呼、完蛋、了结”等。
对不同年龄的人,死有不同的表达法。少壮而死曰夭,不满七、八岁而死曰凶,不满二十岁死曰短,未婚曰折,未成年而夭折曰殇。少年文人之死称玉楼赴召、地下修文、玉楼修记。倩女离魂云少女死,老年人死称仙逝、千古、作古、寿终正寝、万岁千秋。
对不同方式的死有不同表达法,病死曰疾终。饿死曰馑。射死曰殪。自杀叫自尽。用剑自杀叫自刎、伏剑。上吊死叫悬梁、投环、自缢。服毒而死叫仰药、仰毒、乳药。投水死叫投河、跳河、投江、投井、跳海。刑罚死叫杀头、枪毙。
对在不同处死有不同表达法。寿终正寝指年老死在家中,“正寝”是居室的正中。死在外地就叫客死。死在狱中叫瘐死,死在战场叫阵亡,或叫马革裹尸。死在床上叫停床。
对死者的不同处置有不同的表示法,如粉身碎骨,葬身鱼腹。入土是死后埋入土中。就木即入棺,饲虎是死后让老虎吃。填沟壑是将尸体填入沟壑之间。
对死后的形体特征有不同的表达法。如咽气、断气、停止呼吸、闭眼、长眠、无脉、心脏停止跳动、挺腰、伸腿、跷辫子、坐化(用于僧人)。
对不同性别不同亲属的死有不同的表达法。用于古代女性的如玉殒香消、葬玉埋香、倩女离魂。用于父母双亲的叫见背、弃养,妻死叫断弦、惮亡。
对死有不同的讳称。不讳(言死不可逃避),千秋万岁、升遐、山陵崩(用于帝王),三长两短、老了、百年、捐棺(用于一般人)等等。
由于人们存在着趋吉避凶的心理,因此,在涉及“不洁”的事物时,往往用其他同义形式来表达,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词汇库,也说明了社会心理(趋吉)对语言发展的作用。
    3.由于避免刺激对方而引起的婉曲
 婉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使言语剌激对方。渴望被肯定、被尊重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婉曲批评就是为适应这一心理需求而产生的言语技巧和艺术。婉曲是通过一定的措辞把原来令人不悦或比较粗俗的事情说得中听。委婉批评是用迂回曲折的言语来表达批评之意,让被批评者在比较舒坦宽松的氛围中接受批评。说话不绕弯子,在彼此都比较了解的情况下,直言批评的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一般人却爱听婉曲的话,人是感情的动物,渴望被肯定、被尊重是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在听到直言批评时,身心往往处于收缩状态,并产生消极的防御心理。如果采用婉曲的批评方法,会使受批评者放松并能冷静地听取对方的批评意见。难怪生活中有“恕我直言”而无“恕我委婉”,因此在运用语言这把双刃剑进行婉曲批评时就大有方法技巧可言。
    4.为了形成幽默诙谐的言语风格而采用的婉曲
    “交通安全周”期间,某市的交通部门贴出标语:“阁下驾驶汽车,时速不超过三十里,可以欣赏本市的美丽景色;超过六十里请到法庭作客;超过八十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新的医院;上了一百里,祝您安息吧?”标语以婉曲的手法,告诫人们要按规定的时速行车,否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又如一位病人问医生:“大夫,请告诉我,做什么样的练习对减肥最有效?”医生回答说:“转动头部,从左向右,然后从右到左。”病人问:“什么时候做呢?”医生回答:“当别人款待你的时候。”医生面对病人的询问,完全可以用“节食”来回答,而他却用婉曲的方法含蓄而幽默地回答病人,就更显得耐人寻味,因此小品文,小幽默常常用婉曲的方法来表现独特的言语风格。
五、言语禁忌的社会心理诱因
    “塔布”(禁忌)在波里尼西亚人心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崇高的、神圣的。二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人们对超人的、圣洁的事物的崇拜和对不祥事物的恐惧,导致了言语禁忌的产生和发展,由于言语的禁忌而产生了言语的代用,对犯忌触讳的事物和不便直言的事物,往往用其它言语形式来回避,恐惧和焦虑是回避的动机,言语代用是回避的方法,言语禁忌和代用的社会心理是多层面的,如焦虑、恐惧、害羞、羞怯、群体心理定势等都会影响到言语的禁忌和代用。
    1.焦虑和恐惧心理
    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有清晰的危险近在眼前时会产生恐惧,当危险朦胧不清时会让人焦虑,在言语禁忌中,相当多的情况是来自于人们对语言所代表的危险、不洁物、不祥物的焦虑和恐惧。由于远古的愚昧和近代的迷信,人们往往将语言与语言所代表的事物等同起来,或者认为与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在心理上对犯忌触讳的事物产生焦虑感和恐惧感,进而发展到用避讳和委婉的方法来代替使人焦虑和恐惧的言语。
    焦虑的产生是由于语言所代表的危险不甚明确,但又像会来临,同时,人们对该危险无力抗拒,因而在精神上持警戒态度。语言所代表的某些事物所存在的危险不为人们所认知,人们便产生了焦虑感并设法在言语活动中逃避这些危险的语言。如纳西人每年祭天时要说黑活,是由于很古的时候纳西族祖先用黑话商量军机大事蒙骗敌人,从而免遭敌人的杀戳,今天的纳西人对祭天不说黑话的危险并非十分清楚,但是只知道不说黑话,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感觉,这源于对祭天黑活力量的未知,或源于对祖先的敬重。又如侗族在收禾季节禁止在田边或在吃饭时吹口哨和讲“完”字,甚至在路上互相问话也不准讲“完”,传说侗族先祖在收禾穗时,每天摘完禾穗后第二天又长满沉甸甸的禾穗,后来有人在吹口哨后讲到“完”字,于是田里的禾穗全不见了。后来的侗族人在收禾穗时再也不许说“完”,违背这一禁忌,人们在心理上会产生焦虑感。
    恐惧会引起两种反应,一是恐惧控制反应,即产生控制恐惧的心理和行为,或者是产生回避的想法和行为。二是抗衡反应,产生这种反应的人承认并正视威胁的存在,采取可以免于威协的手段和方法。言语禁忌和由此引起的代用现象均与这两种反应有关,但在言语中产生的现象不外乎两种:一是屈服于语言的神秘威力,弗罗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讲过一个故事:在纽西兰有位僧王吃完饭后将残肴留在路旁,一位饥饿了的奴隶吃下这些残肴,这时一位旁观者告诉他:“这是僧王的食物。”奴隶听后开始全身痉挛,胃部剧烈绞痛,当晚死去。二是由于恐惧而产生回避,用其他言语形式来代用。在言语生活中这两种情形常常表现为语言的灵物崇拜和因语言的禁忌而产生的言语代用。文革语言可以作为最好不过的例证。在文革中,语言的灵物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性的语言具有超人的力量,革命语言的拜物教导致了现代迷信。当时的见面语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
    甲:你革了命吗?
    乙:革了,您呢?
    甲:革过了!还要继续革命!
    乙:对,继续革命。
在电话在交谈中,也笼罩着浓烈的革命气息:
    甲:“为人民服务”你哪里?
    乙:“要斗私批修”,我是新华书店。
    甲:“毫不利己”,你找谁?
    乙:“专门利人”,我找章主任。
对于领袖的语言,则被奉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直理”,领袖的语录是“最高指示”,领袖的名字不能分两行来写。对走资派可以用“砸烂狗头”来诅咒,走资派的姓名可以倒写,还打上红叉叉,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像“跳舞”、“超短裙”“小姐”等都成了黑色的语汇而遭到禁忌,总之,对个人的崇拜和对“革命语言”的恐惧,造就了绝无仅有的文革符咒。
    2.害羞与羞怯心理
    害羞是隐藏有极隐秘的事,主要是与性有关,以及非道德的行为,而又不便于宣之于口的态度,这是欲求不能满足而先加以压抑时的情感。而羞怯是在人前开不得口,见生人就有抗拒感,它或者来源于自卑,或者来源于因危险而引起的焦虑,或源于情绪的过敏。人们对性器官和性生活语汇的禁忌与回避大概源于害羞心理,《梁祝》中“十八相送”一场戏里,祝英台的话白和唱词用委婉曲折的方式向梁兄吐露爱意概由害羞心理所致。文革中将“肛门、子宫、裸跑、同性恋”划为“黄色词”当然不是害羞所致,而是形而上学所致。
    而羞怯是由于对外界的不适应而在言语交际中采用回避和代用的方法,对人名的忌讳、对图腾的忌讳可能与因危险而引起的焦虑有关。
    3.群体心理定势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习惯是指人在一定的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养成的,它不经意志的驱使,当一个人养成某种习惯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做,所谓“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个道理。人在语言社会中生活,会遵循该社会群体的语言习惯,人们认为对犯忌触讳的事物在言语中应予禁忌,即使要表达这些事物,也应充分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而使用相应的表达方法,如果应避不避,该讳不讳,这种不得体的言语表达会影响语言的心理沟通,人们长期以来对语言禁忌和言语代用形成反复的言语审美活动,从而形成关于语言禁忌的群体心理定势,并以此来影响或左右言语活动。
言语禁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清”、“明”二字进入诗词在清朝是要杀头的,清朝徐骏的冤屈在唐宋不会发生。“清明时节雨纷纷”,“秋风清,秋月明”已为世人传诵。现代人取名悉听君便,无忌无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性器官、性生活的词语开始产生禁忌松动,但是言语禁忌以及与其相关的言语代用现象依然存在,在言语生活中,虽然没有谁来规定哪些词不许说,但是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中,人们对“不祥的”或“神圣的”事物都存在着灵物崇拜心理,每当碰到犯忌触讳的事物,人们总是采用避讳的方式,每当碰到难以启口的事物,总是用婉曲的方式来表述,这一切均受塔布心理支配和制约,这种由塔布心理支配的语用变化,对语言体系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六、言语禁忌的社会心理学说
言语禁忌是怎样产生的?学术有这样几种说法:
灵力说。灵力即玛那(mana),玛那是源于大洋州的一个人类学术语,指事物或人所体现出的超自然的力量,汉语中的对译词是灵力。灵力说认为,在禁忌的原始状态或原始的禁忌状态,事物有一种超人的神秘力量,由于对这些事物产生了崇敬感和畏惧感,于是就产生了禁忌。
欲望说。欲望是人的本能,但是社会的人在心理上要对欲望进行某种抑制,这种抑制便是禁忌的根本来源。
仪式说。禁忌是一种社会制约,最初的社会制约是从仪式中表现出来的,仪式代表了一种非理据性的社会规定性,包括禁忌规定在内,它虽然具有人为性,而一旦形成后就有了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人们出于社会化的需要,往往不去认真考察它的合理性,而只是绝对服从,并依靠社会的、宗教的、宗法的威力传承下去。
教训说。早期人类由于科学不发达而愚昧,对某种偶然的因素往往容易形成共同的误解,以至产生不良后果以致形成教训,因此禁忌由此产生。
目前流行的这四种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禁忌作了不同的解释。灵力说是从人类信仰发展史方面对禁忌的认识。欲望说是从普通心理学的角度对禁忌的缘起所作的界说。仪式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禁忌的由来所作的解释。教训说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禁忌产生所作的说明。它们虽各具影响力,但难免偏于一隅。我们认为,禁忌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禁止的解释除了以上四种学说之外,可以用“社会心理说”加以解释。大凡禁忌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与禁忌语言代表的事物所具有的灵力的大小成正比,灵力大的事物危险性就大,灵力小的事物危险性小,以人名的禁忌而言,冒犯皇名和冒犯父名,前者的危险性比后者大,因为在人们的心理上,皇上比家父具有的灵力要大得多;违反语言禁忌者要受到惩罚,这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惩罚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由于远古的人类对自然力无法解释和思想愚昧,他们往往将违禁者受到的惩罚与鬼神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在心理上认为惩罚的实施是由禁忌的事物用超人的神秘的灵力来完成的,如“现世报、身后报、来世报”之类反映因果报应的语词只是说明了惩罚的时间差异,并没有否认惩罚的存在。禁忌惩罚与犯忌触禁者所具备的反灵力能力的大小成反比,反灵力弱的受到的心理惩罚就重,反灵力强的受到的心理惩罚就轻,反灵力的能力强弱可以是实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无形的。反灵力能力的强弱决定于人们在心理上对灵力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程度又取决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人们认为禁忌的事物不仅具有危险性和惩罚性,同时还存在赐福性特征。禁忌的事物可以是“不洁的”、“不祥的”,有些是“权威的”、“神圣的”,在它们面前遵循禁忌规范,就会逢凶化吉,不但会得到神灵的保佑,而且会得到神灵的造福;禁忌就像警钟,提醒人们小心行事,避开危险和祸患,以求神灵赐福。在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及不能清醒地认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禁忌具有心理麻痹功能;禁忌能协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禁忌体现着某种社会的凝聚力,起着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都说明了禁忌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禁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是心理的产物,禁忌的本质是不依靠经验就先天地将某种事物说成是危险的,这种先验性既有警示作用,又具有传承的强迫性和盲目性;避凶趋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有关婚姻、饮食、渔猎的禁忌具有优化人种、保持卫生、维护生态平衡等积极作用,但禁忌是以制止和抑制的方式去回避、退让、妥协、屈服;人们对禁忌的事物所产生的灵力盲目迷信,盲目传承,缺乏理据性,禁忌的迷信性质使得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定禁忌中愚昧落后的成分。
禁忌是一种心灵感应,它通过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意识起作用,一切禁忌都是建立在预知基础上的,预知分为兆示和占验,兆示和占验反映了一种心意,犯忌触禁后所采用的仪式、法术、祈祷,也是消除心理顾虑的手段。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心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禁忌的社会心态可以称之为塔布心理效应。
言语的模仿与暗示
 
一、行为的模仿和言语的模仿
模仿是人类个体在感知别人的言行后,仿照他人作出相同或相似言行的过程。它分为行为的模仿和言语的模仿。模仿是个人受到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的刺激影响而产生的认同心理和仿效行为。应该说,模仿也是心理影响的一种方式,它是由心理变化而导致行为相似的过程。模仿的心理基础是认同,有对某种行为特征的赞同,就有模仿这种行为特征的行为。仿效他人的走路姿态、穿着打扮、说话语调及风格、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习惯、礼节等等,都存在着模仿的因素。父子举止相似,师生风度相像,相声演员的模拟,都是模仿的实际应用。模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按照塔尔德的“模仿理论”,“模仿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生存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再现“世界重演规律”主要靠模仿,人类社会就是相互模仿、互相学习和创造的社会。模仿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仿生学”的建立与模仿不能说毫无关系。人类的各种发明创造,归根结底都是通过模仿、复制才进入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领域的。先有了模仿加工,而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我们不能夸大模仿的作用,但也不能轻视它的作用。
    言语模仿是对现有词语、句、篇进行模仿,而仿造出新的词语、句、篇的过程。在言语模仿过程中,模仿者是主动的、自觉的,不受外来压力和环境的强迫。当现成的词语、句、篇对模仿者产生吸引力,并吸引其进行模仿时,模仿就进入了认同的层次,模仿者意识到被模仿的词语、句、篇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产生喜欢并乐于学习的情绪体验,力求与被模仿的词语、句、篇保持技巧或风格上的一致。
    二、言语的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
    无意识模仿是模仿者没有意识到的模仿,它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婴儿不到一周岁就会呀呀学语,说明模仿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言语的无意识模仿是客观存在的,它既包括一些简单的,早已为模仿者熟悉而不需要重新学习的言语。如儿童能掌握部分基本词汇。也包括经长期熏陶而无意学会的一些话语,如操一种方言的人迁入某地,数年后便不自觉地学会了当地人的方言、俚语。
有意识言语模仿,是模仿者怀着某种动机和目的,有意仿造他人的言语。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机械言语模仿即人云亦云,有鹦鹉学舌之感。二是模仿者了解了他人的言语价值和意义,经理性思考有目的有选择地模仿他人的言语,它从认同达到内化的境界。
修辞中的模仿属于有意识言语模仿。具体讲,属于由吸引到认同到内化的言语模仿。有意识言语模仿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仿词语。仿现成的语词而临时产生新词语被传统修辞学称作仿词。它以现成语词为参照,更换词语的某个语素,临时仿造新词语。如:
“先生,您知道世界上最尖锐最锋利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您的胡子呀。”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您的脸皮已经够厚的了,它们居然能破皮而出。”“破皮而出”是模仿“破土而出”而仿出的新词语。
    模仿出的新词语往往具有偶发性,对具体的言语环境依附性极强,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往往不为人所理解和接受。如“大老细”是模仿“大老粗”而产生的,“我是个大老粗,你是个大老细。”没有“大老粗”作铺垫,“大老细”就不能单独说,单独说了别人也不理解。
    有些模仿出来的词语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大,对语境的依赖性渐渐减小,可以单独使用,如按“文盲”而仿出的“法盲”、“科盲”,这些偶发词语由于语用频率高,在日常生活中可单独使用。
    二是仿句。故意摹拟、仿造现成的句子格式叫仿句。如:
     年轻厨师给女友写情书:“亲爱的,无论在煮汤或炒菜的时候我都想念你!你简直像味精那样缺少不得。看见蘑菇,我就想起你的圆眼睛;看见绿豆芽想起你的腰肢。你犹如我的围裙,不能没有你。答应嫁给我吧,我会像侍候熊掌般侍候你。”女友给他写了封回信:
    “我也想起过你那像鹅掌的眉毛,像绿豆芽的眼睛,像蘑菇的鼻子,像味精的嘴巴,还想起过你像雌鲤鱼的身材。我像新鲜露笋那样嫩,未够火候。出嫁还早哩!顺便告诉你,我不打算要个像熊掌的丈夫,其实我和你就像蒸泥鱼孟鱼放姜那样。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厨师给女友的情书中以烹调用语作比,表示了对女友的爱恋,读来引人发笑。女友模仿厨师的句法和词语,同样以烹调用语作比,明确答复了厨师。
    三是仿篇。故意模仿现成言语作品的结构和语言,如鲁迅先生曾模仿崔颢《黄鹤楼》作了一首诗:“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三、影响言语模仿的因素
年龄因素。在无意识言语模仿中,儿童的言语模仿性最强,其次是青年,模仿性最差的是老年人。在有意识言语模仿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模仿能力比儿童强。
个人影响因素。一般说来,在有意识模仿中,水平低的模仿水平高的,名气小的模仿名气大的,子女模仿父母,学生模仿老师。经过有意识的言语模仿,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赞同。
人格特征因素。人格特征相似的人容易产生模仿,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与他的崇拜者相似,或是性格相似,或是心理感受相似,也易于模仿他人的言语。
言语风格因素。由于需要表示讽刺、嘲笑、诙谐、揶揄等色彩,则要模仿他人的言语,如上例鲁迅的仿诗。
    言语模仿的心理因素。无意识的言语模仿无动机可言,只有在有意识的言语模仿中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心理因素。成人的言语模仿动机比儿童复杂,主要受以下几种心理因素支配:一是好奇心理。成人和儿童一样,对自己从未听过的新的言语表达方式总觉得新奇,新奇引起的强烈刺激会驱使模仿他人的言语,社会上的流行词语。文艺作品中个性化的人物言语,富有诗意或哲理的言语表述,新颖而幽默的言语作品等常常为他人所模仿。由新奇而引起的言语模仿,往往是不分良莠,兼收并蓄。二是仰慕心理。人们的成就欲很强,渴望自己能成为有用的人材,他们常常模仿自己所崇拜的英雄、模范、名人的言语,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取得成就,并对他们有强烈的认同需求。三是创造心理。最成功的言语模仿,常具有创新性,“麦浪”仿“水浪”就很有新意,它是对语言规则的正偏离,创新的言语模仿是艺术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系长(系主任)”仿“校长”就不能为人们接受,它是对语言规则的负偏离,它是汉语规范的对象。
四、言语暗示 
言语暗示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一是暗示者发出的言语信息能使被暗示者产生与暗示者相同的心理反应,据此,可以把言语暗示分为他人暗示和自我暗示,他人暗示又分为直接暗示和间接暗示;二是暗示者发出的言语信息能使被暗示者产生相反的心理反应,这就是反暗示。也就是说,无论是直接暗示还是间接暗示,只要暗示者发出的言语信息能引起被暗示者相反的心理反应就是反暗示。反暗示可分为有意的反暗示和无意的反暗示。  
直接暗示。直接暗示是暗示者有意识地向被暗示者比较直截地发出暗示性的言语信息。如,一位化学教授把一个玻璃瓶放在讲台上,告诉学生,瓶里盛着恶臭的气体,现在要测量这种气体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待打开瓶盖,谁先闻到臭味的请举手,边说边打开瓶盖。15秒种以后,前排多数学生举起了手,一分钟后,四分之三的学生举起了手。事后教授向学生讲明,此瓶是空的,里面根本没有恶臭气体,是教授言语的直接暗示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和反应。
间接暗示。间接暗示是暗示者向被暗示者发出比较含蓄的言语信息,让被暗示者从所说的事物本身或说话行为去理解所暗示的内容。如:一位老鳏夫想再续弦,但羞于向家人提这件事,只好采用间接暗示的方法。“晚上独自一人睡觉真冷”。儿子听了立即为他买了一只热水袋。后来他又抱怨道:“当我的背很痒时,没人帮我搔痒”。儿子又为他买了一把搔背耙。不久以后,老人得知自己的孙子将要结婚。他感叹地说:“给他买一只热水袋和一个搔背耙得了。”间接暗示虽然没有直接暗示那么直接,有时甚至不容易被人理解,然而一旦被人接受,则会使人产生深刻的体验。
自我暗示。自我暗示是用自言自语或内部言语作自我提示。它也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自我暗示。积极的自我暗示就是运用积极的言语不断对自己进行提示,一般用于消除惊慌、悲观、犹豫的情绪。如遇紧急情况,可自言自语:“别慌,镇静!”二是消极的自我暗示。消极的自我暗示就是用消极的言语使自己尽量往坏处考虑,它常使人消沉颓废、萎靡不振。如碰上不顺心的事情时自言自语:“算了,算我倒霉。”日本学者多湖秋对如何利用语言等进行自我暗示,以增进自信心作了较详尽的论证。
反暗示。无论是直接暗示还是间接暗示,只要暗示者发出的言语信息能引起被暗示者相反的心理反应就是反暗示。反暗示可分为两种:一是有意的反暗示。用话语故意从反面刺激受暗示者叫有意反暗示。如,诗人歌德的作品受到了某些批评家的尖刻指责。一次他在韦玛公园一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小径上散步,迎面走来那位批评家,冲着他嚷道:“我向来没有给傻瓜让路的习惯!歌德连忙让到一旁,笑容可掬地说:“而我恰恰相反。”这样的暗示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那位批评家。二是无意的反暗示。无意的反暗示是指暗示者的话语无意引起意料之外的结果,“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就是无意反暗示的典型例子。
在言语暗示过程中,暗示者是主动的、自觉的,暗示者希望被暗示者按他指引的方向行动,达到影响对方的目的。例如,医用言语就具有暗示性,医务人员使用得体的暗示性言语会产生积极的心理疗效,病人根据医用言语的暗示性了解病情,并按医生的言语指向配合治疗。在言语暗示过程中,暗示者越为被暗示者信赖和依靠,暗示效果就越好。年龄大、经验多、阅历广、知识丰富的人,其言语暗示更容易让被暗示者接受。被暗示者中年龄小、经验少、独立性差、自信心弱、依赖性强、知识水平低的人,更容易接受他人的言语暗示。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他人的言语暗示。
从言语表达方式来看,言语暗示包括委婉式、折绕式、象征式、讽喻式、比喻式、反语式等等。
委婉式。它是为减弱语句的刺激性而把话说得婉转一些。比如用一些语意较轻的词语批评对方,不说“胆小怕事”,而说“过于小心谨慎”;不说“很少出门”,而说“我在省里住了两个月,还不知道百货公司门朝哪里!”(李准《耕耘记》),不说“死去”,而说“永远闭上眼睛”。
折绕式。即在言语中不说本意,故意绕弯子来暗示本意。如:法官问查理德:“您是不是在电话里骂了约翰先生了?”“是的,先生。”“您是愿意去道歉呢?还是去蹲一个月的监狱呢?”“我打算去道歉。”“那好,去打个电话道歉吧?”查理德打电话给约翰说:“您是约翰吗?”“是的”。“今天早晨我们激烈争论,我叫您见鬼去的,您现在别去了。”查理德并不认为自己骂约翰是犯了错,他故意绕了个弯子,暗示出本意,暗示中幽默地顺刺对方一枪。
象征式。象征就是以物征事,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陈毅的这首《冬夜杂咏·青松》中,“大雪,青松,高洁,雪化时”都分别具有象征义,象征义是用暗示的方法来表达的。
讽喻式。用说故事的方式暗示道理,最初所说的故事含讽刺性,后来不拘于此。钱钟书《围城》:“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都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钱钟书先生用吃葡萄的故事形象地暗示了两种人生哲学。
比喻式。用打比方的方式给人以暗示。
有一则题为《初步印象》的小幽默:
介绍人抽了一口烟,然后问道:“姑娘,你对那小伙子初步印象如何?
姑娘:“他说话和你抽烟一样。”介绍人:“自然,潇洒?”
姑娘:“不,吞吞吐吐。”
姑娘一开始是用了比喻中的明喻“他说话时和你抽烟一样。”模糊地叙说对“他”的初步印象,这个比喻,可以给人以两种暗示,既可以理解为“他说话时和你抽烟一样自然潇洒”,也可理解为“他说话时和你抽烟一样吞吞吐吐”。
反语式。反语即正话反说。运用与本意相反的话语来暗示本意。有一则幽默故事,题为《男人的好处》:
“男人婚前的好处很多:看电影为你买票,坐车为你开门,上馆子为你挟菜,写情书为你解闷,表演“此情不渝”的连续剧让你观赏。
男人婚后的好处也很多:他看你总是心不在焉,使你省下许多化装费。他使你成为烹饪名家:“那天在馆子里吃的那道菜好吃极了,哪天你也烧来尝尝。”你不得不看三百多个菜谱,才找到这道名菜。他锻炼你的能力:“怎么连插头也不会修?怎么连保险丝也不会接?怎么连路也不会认?”最后你什么都会了。他培养你各种美德:给微少家用教你“节俭”;用“结了婚的女人还打扮什么”叫你“朴实”,用“死盯着别的女人不放”来教你“容忍”。简直可以说女人的完美是男人造的。”
男人婚后的好处讲了四个方面,实际上这并非好处,而是正话反说,旨在讥讽大男子主义。
五、模仿与暗示的区别和联系
暗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示意性态势,它是心理影响的一种特殊方式。暗示的目的是向对方传递信息,引起对方的注意和重视。如发现小孩子想拿别人的东西,家长便用眼睛或身体动作示意,以阻止小孩的行动;有的学生迟到,老师向全班学生强调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等等。不论采用什么方式,其意义都在于传递信息。因此,暗示的过程是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系统传递信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暗示是有其权威性的,接受者是以暗示信息的无批判知觉为基础的。暗示受心理的影响,反过来它又会影响他人的心理,改变原有的心理定势。尽管个人的处境不同,个性心理特征不同,但暗示的影响和作用是共同的。
模仿与暗示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时两者的区分不明确,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塔尔德认为:“模仿”就是“暗示”,模仿是“作为由暗示引起的行为后果。”罗斯在1908年写成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也认为:“暗示和模仿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为原因,一为结果。”
模仿和暗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第一,引起模仿的是一种非控制的社会刺激,模仿者对现成言语作品的模仿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模仿者的言语模仿行为并不影响被模仿者。而暗示则应用的是被控制的社会刺激。暗示者所发出的社会刺激是受本人控制的,虽然在方式上是含蓄而间接的,但暗示者一般是有意识的,暗示者的暗示行为影响被暗示者。
第二,模仿者的言语和现成言语作品风格、技巧相似,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心理相容。暗示却不同,暗示者是通过受暗示者对暗示内容的接受而求得心理上的相容。模仿者的仿效行为是和榜样相似的行为,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人云亦云。暗示却不同,暗示者是通过受暗示者对暗示内容的接受而支配其行为的。模仿是接受影响,而暗示是影响别人。
第三,暗示可以激发模仿行为的产生,市面上流行某种服装,有的人也买一套穿上,这就是受到暗示后的模仿。
第四,模仿和暗示都不是消极的,而是别出心裁的选择,含有创新因素。而且模仿和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谣言心理与谎言心理
 
谣言作为不实的传闻,是有人为特定目的而蓄意制造、故意传播的煽动性谎言,是众多谎言中的一种,它在人的心理上处于被蔑视的地位,所得到的是贬义评价。社会心理学认为,谣言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言语作品,在谣言产生过程中,人类的言语表达技巧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谣言反映了特定社会背景下谣言制造人的心态,谣言的产生与社会背景、个人心理、特定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社会背景。促使谣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种:一是社会危机。如:社会广泛出现群体危机和信仰危机,社会内部经济或政治矛盾激化等,谣言最易产生。二是正式渠道的消息传播不充分或不正确。“大道消息”堵塞会导致“小道消息”的产生。在谣言心理中,谣言强度=事情的重要性×不明度(R=I×U),事情在人们心目中越重要越不明朗,谣言就越容易产生。三是民众意见的发表受到限制。
    个人心理。无论是谣言的制造者或传播者,他们都企图用谣言作为解除内心紧张状态的一种适应性手段,个人心理对谣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们对现状不满,利用谣言泄愤。二是焦虑不安和恐惧情绪,也会导致谣言的出现。人们在感到不安和害怕时,内心紧张,渴望知道更多的事实和消息,当没有确切消息时,人们的不安便会促使其寻找新的安定凭据。这时,任何提示都会使人接受,人们极易相信偶尔听到的有利于自己解除内心紧张的信息,并且乐于传播,而不管消息的真伪。
    特定情境。谣言之所以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一是由于群体内相当多的人同时对某件事表示关注,关心某事的人越多,相互间的情绪感染就越强烈,。二是由于关心某事的全体成员对某事都缺乏确切的消息,都在积极地猜测事态的发展,交换有关信息,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消息灵通,而虚妄地提高自己所述消息的价值,便导致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社会心理学研究谣言的传播过程,主要是研究它的传播方式及谣言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在人际交往中,有“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两种信息沟通体系,“大道消息”是官方的、权威的、正式的,“小道消息”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谣言可以来自“小道消息”,也可以来自“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中的谣言是自下而上的或在民间流传,“大道消息”的谣言是统治者为了蒙骗公众舆论,以民意调查等手段传达政府意图,造成消息或信息来自民众、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假象,或者是利用一些亲政府的名人通过大众传媒来传播政府的意图。
据心理学家戴维研究,谣言的传播有四种方式:
单线型即链型。谣言从A传到B,由B到C,由C到D,传播时只有两人互动。
流言型。是由一个人散布给许多人,即由A散布给B、C、D等人。
集体型。有选择地将谣言散布给与其有关的人,这是谣言常见的传播方式。
偶然型。谣言不是通过固定的路线传播,而是受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改变传播路线。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变化。反复多次地听到同一种谣言的人比偶尔听到谣言的人更相信谣言,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比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更易相信谣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关注和听信谣言,无所事事者比有事可做者更易于听信谣言。个体凭自己的记忆力传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常将自以为没意思的东西删除掉,用自己的言语来同化消息,将内容改为适合于自己习惯、兴趣、情绪的传闻。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引起自发地冲破现有社会规范的偏激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谣言以煽动性和鼓动性来征服人心,将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行为协调到一个方向上来。
    当谣言袭来时,如果知道谣言传播的事实真相,了解谣言产生的背景、原因和问题所在,了解传播者的情况,将会对谣言持批判态度。不信谣,不传谣,甚至主动辟谣,即所谓“流言止于智者”。但是,如果人觉得所传消息正符合自己的需要,就会盼望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从而轻信谣言。人们在紧张状态下,或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不易辨别是非,容易成为谣言的俘虏。面临危机而又缺乏信息,这是别有用心者传播谣言的最佳时机。
面对谣言我们应持审视的态度。无论谣言的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无论处境是如何紧急,信息是否能及时沟通,我们都要慎重审度,不可借谣言的传播来发泄内心愤懑,求得心态的暂时平衡,也不能受相互间情绪的感染,做盲动的传播者。应静观多察,根据多方掌握的信息加以判断,拿出自己的主见,即使在情况不明时,也不盲目信谣传谣。
要平息谣言必须铲除谣言滋生的社会背景条件,政府应采取消除政治、经济危机和群体危机的得力措施,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与繁荣,无论在正常情况下或超常情况下,都要保持上下信息渠道的畅通,特别是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要及时公布真实情况,只有这样,谣言才会不攻自破。
    谣言是谎言中的一种,许慎《说文解字》对“谎”作了这样的解释:“谎,梦言也,从言荒声。”意思是说“谎”是人在睡梦中的虚幻之辞。一般认为,谎言就是假话。那么,谎言的界定是否以真假为标准呢?未必。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事实的话未必是谎言,比如一些科学论断在当时被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思维的发展,论断和事实之间还不吻合,这样的论断就不能说是谎言。如“鲸鱼是鱼”今天看来不符合事实,但过去持这种看法是受当时科学水平的影响,不能说它是谎言。二是符合事实的话未必不是谎言。例如一个男人下班后与女同事散步。有个别有用心的人告诉他的妻子:“你丈夫和一个女人正在街上散步。”这话是真实的。但它的言语目的是强化那位妻子的错觉,使她产生另外的想法。这种貌似真实的话语实际上传递了虚假的信息,因此,它仍是谎言。这样看来,谎言不但要看是否真实,还要看是否真心,不但要看话语本身,还要看言语目的和言外之意。
    话语中的真和假不是泾渭分明的,有时真中有假,有时假中有真。“一只鸡一天能生十只鸡蛋”是假话,但也包含了“鸡能生蛋”的事实,即句语的预设是真实的。帽子店的老板看到顾客在试大一点的帽子,他笑着说:“买帽子要买大一点的,洗两次缩水后不就正合适了吗?”那个人听了觉得是真话,就买下了帽子。一会儿,又有一位顾客在试小一点的帽子。老板又笑着说:“帽子要买小一点的,戴几天就撑大了。”那人觉得有理,也买下了。老板的这两种话语是真是假?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生活中这类半真半假的话语,也很难归入谎言。要区分真话还是谎言,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去鉴别。
撒谎是坏品质,谎言一经谣传,就成了谣言。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拍过29部影片的著名影星阮玲玉经不住谣言中伤而服毒自尽。可见恶毒的谎言是杀人的软刀子。但是,谎言也未必全有恶意。它的善恶应由撒谎的动机和结果而定。医生对濒临死亡的病人往往会说谎话,以表宽慰。如果对病人讲“您活不多久了”就成了有害的真话。为了保守机密,有时也要说谎。苏格拉底说过,谎言也有善的时候,谎言和欺骗有时也是公正的。1944年秋,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德国陆军上将克斯特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率一万人驻守比利时前线蒙塔弗里尔要塞,并将他的爱妻罗伊斯扣下作人质。此时身在比利时前线的将军处于两难的境地,是投降盟军还是顽抗到底?正当他犹豫不决时,爱妻罗伊斯带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得了癌证,病情已经恶化,我不行了。因而今晚在发出这封信之后,我将偷偷吞下积攒起来的安眠药。”克斯特阅后悲痛欲绝,但由于爱妻已死,毫无牵挂,便率领一万将士投降了盟军,没想到在盟军营地见到了他的爱妻。一个善良的美丽的谎言救了一万条性命,促成了一项义举。
说谎与下例社会心理有关:
虚荣心理。人有时会追求虚荣,以显示其优越性。虚荣心一时不得满足,往往会撒谎,欺世盗名,因此虚荣心理往往是谎言的心理基因。
压抑心理。人们选择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式以满足自身生理需求和社会需要,当生活和环境失去平衡或生活中某人某事给心理上造成压力时,会导致利用谎言反击,以平缓被压抑的心理。
抚慰心理。人们希望现实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当对现实无能为力时,只好作精神上的调整,将希望指向于未来,以求心理的慰藉。
返真心理。由于思想、观念、道德、习俗等文化束缚,不仅给自我涂上一层油彩,而且要将内心世界严严地关闭;为了摆脱这沉重的文化负荷的折磨,因而怀念儿童的天真纯朴,说谎、开玩笑是返真心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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