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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发布时间:2013-01-10  来源:原创  作者:孙汝建教授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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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与人的社会
 
人在社会生活中吸收并适应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完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叫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汉语既是社会化的手段,又是社会化的内容。社会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抚养者是影响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根据人的发展周期,社会化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是基本社会化,又称童年期的社会化。它是让儿童学习生活知识,培养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掌握行为规范,建立感情联系,发展道德及价值判断的标准;
二是预期社会化,即在学校里进行的社会化,学习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为进入社会作好各种准备;
三是发展社会化,指成年期以后的社会化。它是在实现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个体随着环境和自身的变化要接受新的期待和要求,承担新的义务、角色和责任;
四是再社会化。当个体的生活环境或所担任的社会角色发生急剧变化时,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并开始新的学习。如迁居异国他乡时,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等。
社会化的内容相当广泛,它是个体学习不同的社会角色,形成政治观念、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过程。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社会化。这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形成的过程。
道德社会化。它是个体将道德规范逐渐内化的过程。
性别角色社会化。是个体学习自己所属的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过程。
汉语是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在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中,个体要通过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来掌握社会经验,就必须借助汉语这个工具。个体无论是习得人类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还是获得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以及掌握行为规范,都不能离开汉语。人类个体在由童年期到学校、到社会、到成年期以后的一切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化的完成都不可能离开汉语。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实现也都离不开汉语。
汉语本身也有社会化的内容。汉语本身的社会化,主要是指人类个体由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对汉语的习得和学习,它是汉语社会化的核心。以往的研究都程度不等地忽视汉语的社会化问题。要吸收汉文化,要适应汉文化,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完成汉语的社会化过程。童年期的社会化已经将汉语习得作为重要的内容。在学校里进行的社会化,主要是学习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在这种预期社会化过程中,汉语母语的习得、以汉语为媒介的其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已成为必需的内容。成年期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是为了接受新的角色期待和适应新的情况所从事的学习,其中包括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和掌握。
汉语既是社会化的工具,又是社会化的内容。儿童通过汉语工具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和群体,了解社会对他的期待,了解自我和他人,通过汉语来表达自身的愿望,用汉语来表达价值观、文化观、道德观等社会化的内容。社会化的内容反映在汉语的语言材料中,使汉语成为社会化的镜子。积淀在汉语语言材料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情操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就渗透到社会化过程中,对人类个体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汉语中的谚语、成语、歇后语、格言、警句等语料所反映的价值取向,是汉语社会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般认为,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遗传和环境,主观因素包括成熟和学习。
遗传。遗传因素是人类社会化的潜在基础和生物前提,遗传不但决定了个体的身高、体型、肤色、血型等,还与个体的智力、知觉、动作行为有关。如果不具备人的遗传因素,人的社会化就不复存在。如果仅仅具备了人的遗传因素,而没有适当的社会环境条件,个人的社会化将无法实现。
环境。环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等。
成熟。成熟既指个体发展达到完成社会化的状态,又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趋向于完成社会化的一种相对程度,即成熟度。
学习。学习是一种持久的社会化手段,也是实现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学习因素自然会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化。
其实,影响社会化的因素还有:
社会文化。汉语是汉文化的载体,又是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汉语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文化不仅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精神财富,而且包括社会的宗教、风俗、传统及生活方式。一定的社会文化造就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和言语特点。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理文化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反映了行为方式的差异,社会价值标准的差异以及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的差异。早期的社会语言学也研究汉语与文化的关系,以至于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这门语言学分支学科,但它没有将触角指向汉语的社会心理底层。像颜色词语与社会文化、人名与社会文化、亲属词语词与社会文化、象征词语与社会文化、数量词语与社会文化、外借词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探讨,均可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加以研究。
家庭。家庭是社会化的起点,童年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性最强,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对其影响最直接、最权威,人类个体在家庭中生活的时间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家庭影响人类个体。在家庭中,父母通过教养态度及教养行为对子女施加影响,父母的知识、信念、言语风格、情绪表现方式、行为特点、职业特点、兴趣爱好都直接影响子女。因此,汉语的社会化离不开家庭因素。儿童的词语掌握、言语的技巧和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家庭的影响。
学校。学生在学校学习各种知识、技能、行为,直接学习汉语知识、训练汉语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学会各种社会规范,包括汉语的语用规范,他们在学校扮演着学生、同学、朋友等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并在人际关系中学会正确的言语交际。
同辈群体。同辈群体是由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的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对社会化的影响较大,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由于身心特点的契合,价值取向的相近,往往有“共同语言”。同辈群体间的语用规范能对个体的汉语社会化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集团语、青年学生间流行的行话、社会青年中使用的隐语甚至黑话都是在同辈群体中形成的。
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以书刊、影视、广播、报纸为工具来传递信息的,它不但提供社会事件和社会变革的信息,还提供了各种不同角色模式、角色评价、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对个体的社会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汉语社会化过程中,大众传播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汉语规范和言语行为,对全民的汉语社会化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注意汉语及其语用规范,对树立全民的汉语规范,对人类个体的社会化会产生积极作用。相反,不规范汉字的使用,语句不通,常常对全民的汉语运用会产生消极影响。
抚养者。抚养者对儿童的汉语习得也会产生影响。抚养者在与儿童交谈时,使用的言语既非成人化的,又非儿童化的,而是中和两者而形成的特殊言语。它的特点是:语音偏高,起伏较大,停顿较多,拖腔较长,语速明显缓慢;用词上选择词语的范围较窄,喜欢使用重叠词和摹声词,句子较短,句型结构简单,祈使句和疑问句用得较多。儿童语言的习得如何受抚养者或其他成人的影响?抚养者或其他成人又是怎样迁就儿语的呢?这些问题已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李宇明《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第六期),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今后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分析语料:一是成人与儿童的对话,二是儿童讲的故事,三是广播、电视中少儿节目的录音。通过语料的分析,研究成人的性别、年龄、角色、文化修养、语言习惯等因素对儿童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社会化过程中,实施积极影响的因素固然需要研究。对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也可以研究。如口吃是原于生理的因素,口误是来自心理的因素,诸如此类的因素也应引起社会化研究者的关注。
 
汉语与民俗
 
在汉语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汉民俗文化会积储在汉语体系中,在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体上反映出来,并且在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中也有所反映。
1.语音与民俗
语音是汉语的物质外壳,汉语常常借助于语音实现其交际功能,语音反映了汉民俗的一些特点,如,作为传统注音法的“反切”在行话中运用范围极广。谐音现象在避讳中是常见的。渔夫忌说“帆”,因“帆”与“翻”同音。广州人喜欢在春节时摆一盆金橘,因“橘”与“吉”同音,取吉祥如意之意,人名、地名、产品名等也非常注意谐音相关现象。
2.词汇与民俗
词汇和民俗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宫、室、房、屋、床、桌、椅、鞋、帽、裤、袜”等词,直接反映了有关汉民族在居住、服饰等方面的习俗。(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在现代汉语中,“独生子女”、“独苗”、“一孩户”、“小皇帝”、“小太阳”都有其特定的民俗含义。词汇中的民俗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第一,民俗词义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如“牛鬼蛇神”,在唐代诗人杜牧说:“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幻也。”这里用“牛鬼蛇神”形容诗的朦胧美,后来泛称荒延怪异的事物,七十年代却用“牛鬼蛇神”来诬称当时被迫害的人,当时有“进牛棚”、“斗鬼会”之说。第二,民俗词语的习俗含义,用“半边天”指称妇女,是因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白杨”是一种落叶乔木,它本来有悲哀、悼念的象征义,这是由于古人有在墓地上栽白杨的习俗,古诗中有“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后来由于茅盾《白杨礼赞》的影响,“白杨”又产生了“朴实、坚强”的象征义。又如,“爱人”一词在五十年代泛指丈夫、妻子、情侣,有明显的亲昵意味和相当广泛的使用范围。后来“爱人”的词义缩小,专指丈夫或妻子,而未婚情侣用“对象”或“朋友”来指称。“先生”、“太太”、“小姐”在七十年代有轻蔑嘲讽之意,九十年代其色彩起了变化,含有尊敬的意味。第三,民俗词语的特殊用法。阿Q本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人物,现在成了以精神胜利法为自我安慰者的代名词。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红娘是媒人、介绍人的代名词,“粽子”作为端午节的食物,粘附有祭奠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民俗语义。红豆因王维《相思》诗中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之句,故被视为夫妇、情侣相思的象征物。竹子象征高风亮节,青松象征坚贞不屈,七夕、鹊桥、牛郎织女因有特殊的出典用来表示坚贞、缠绵的爱情。太极拳、四化、五讲四美、知青、上山下乡、子弟兵、三讲、三个代表、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词语,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外语中没有现成的对译词语。
3.语法与民俗
语法与民俗的关系反映在词法、句法和敬语上。在词法中,“名·名”结构是汉语构词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名·名”结构中,男女的语序也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地位,“男子、夫妻、夫妇、子女、公婆、兄妹、哥嫂、父母、岳父岳母”等词语中男先女后的词序也是民俗文化在构词上的反映。句法上的民俗文化主要表现在汉语特有的句法上,礼貌语言中的“请问”,是古汉语的遗留,是“请允许我问”的意思,《项羽本纪》中有“臣请入,与之同命。”敬语最明显地反映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余、予、联、台以及第二人称代词汝、君、子、公、先生、足下、左右、执事,都各有其语用条件。
除了语音、词汇、语法与民俗文化发生多样化的联系之外,修辞、语体、汉字中也明显地积淀着民俗文化的特质。         
4.语用与民俗
汉语语用的民俗差异是多层面的:
它可以表现为性别歧视。一些民间谚语含有贬低和歧视妇女的倾向,如:“妇女是枝花,灶前灶后趴”;“妇女好比洗脚水,泼了一盆又一盆”;“糯米不是米,女人不是人”;“母马上不了阵,女人掌不了印”;“男子走州又走县,妇女围着锅台转”;“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等等。这些谚语在内容上是对妇女歧视的表现,反映的是落后的封建思想。
它可以表现为行业差异。人类自从有了社会分工,也就有了不同的行业,有的由于工作对象的不同而分化,如工人、农民、渔民、医生、教师等,有的由于它的成员是由某种共同物质利益和政治目的、宗教信仰而联结在一起,如我国旧社会的青帮、红帮、袍哥、洪门会、哥老会以及遍及世界各国的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回教等社团,同一个集团或社群的成员,往往有共同的语言变体即行话。北京饮食业把制作米饭、馍馍、面条之类的主食叫“白案”,把烹制菜肴的副食品叫“红案”。煤矿工人把井下运送煤炭的铁皮槽叫“溜子”,把进壁或顶板的坍塌叫“冒顶”。汽车司机把新车或大修过的汽车的试车运行叫“走合”,将每小时运行时速称“脉”(英语中mile,英哩)。除了这些的行话之外,还有故意让外人听不懂的隐语。行话和隐语带有时代性,又具有民俗性。
    它可以表现为城乡差异。城市是语言变化的发源地,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大城市中居民的语言是很有规律的,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年龄和语体等特征而产生种种变异,在社会生活中有条不紊地发挥着各自的功能。拉波夫为首的城市方言学派对纽约几家百货公司售货员进行了调查,英美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对英格兰东部诺里季城居民和美国底特律市区黑人居民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方法和结论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但社会语言学还没能涉及到民俗语言城乡差异的研究。(曲彦斌《民俗语言学的乡村语言与都市语言》,《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三期)民俗语言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形态和工具,民俗语言兼具语言和民俗的特性,民俗有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特别是方言也根据地域分成若干层次,如方言、次方言、土语等。语言和民俗交叉产生了民俗语言圈,乡村语言和都市语言即是其中之一。乡村语言和都市语言是交叉影响的。它们是各自具有模糊外延而又互相交叉影响的民俗语言圈,一个人的言语,可以向人们透露出许多社会信息,如说话人的家庭背景,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是城里人还乡下人,来自文化教养的高层次还低层次等等,说话人的城乡背景作为一个“元”在他的言语中会有所反映。民俗学一贯注重乡村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以往的民俗研究往往是面向那些经济不发达,文化较落后,交通不方便的民俗古风,但是作为民俗学除了研究乡村民俗之外,也应研究都市民俗。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将乡村民俗的研究称为乡村民俗学的话,以都市民俗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应称为都市民俗学。都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社区,具有各种复杂的制度、风俗、信仰、言语、团体、阶级、种族,都市越大,其复杂的程度就越高。
    乡村习俗是都市习俗之源,都市习俗反过来又作用于乡村习俗,这种关系反映在乡村民俗语言和都市民俗语言中。乡村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社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乡村,而我国有五分之四的人居于乡村,大都市由小城镇发展而来,而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城市的习俗惯制是在乡村习俗惯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古代都市中设制天坛、地坛祭祀天地的习俗,显然是出自乡村居民世世代代“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等信仰习俗的写照,向城隍祈雨灭灾是这种习俗的变异,乡村中的祈祷语言就流入了都市的民俗语言,成为都市民俗语言的基础,以至于现代都市语言中“大锅饭”也源于乡村民俗语言。都市民俗语言中的“紧俏、围观、关系户”等也开始进入乡村民俗语言。
    乡村习俗相对于都市习俗来讲,是相对稳定的,是保守的,乡村民俗语言圈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乡村习俗主要表现在:由于传统的地缘关系和强烈的村境意识,使村落成员产生了严格维护村境的惯制,这也是从土地观念出发维护全村利益的惯俗。村落成员常常用一些固定或不固定的协力组织和活动,如红白喜事、耕作、修建等协力等来协同生活。用各种议事方式来协调和决定村里的大事,包括制裁、调解和制订乡规民约。在都市社会中,习俗的功能不如乡村那样强,由于都市经济文化的发展,移风易俗的步伐往往走在乡村前面。在乡村语言中尽管运用“彩电、包产到户、尼龙”等新词语,但它们常常用自己的语汇给未见的事物命名,如称“小汽轮”为“机拖炮”,称“小三轮”为“电驴子”等。由于都市社会的人口以及工商业、金融信贷等经济活动比较集中,生产消费活动活跃,文化生活丰富,形成了都市生活和都市语言的特点,如历史上形成的诸行市语,就是都市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语言习俗。
城乡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直接表现在民俗语言中,村落的地名往往是村落文化的反映,村落亲属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反映在亲属称呼中,“大锅饭”反映了乡村劳动组织的结构形式。都市语言往往是都市生活的写照,城市中人们的地缘观点、季节观点不及乡村强,交际视角扩大,都市和乡村在语言上差异较大,而且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敦厚俭朴历来是乡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人们以朴素为荣,以奢靡为耻,都市的繁荣也带了一些消极的观念,“乡下佬进城,少见多怪”,“满头高粱花子,土里土气”。农民进城不熟悉陌生事物往往被称作“刘姥姥进大观园”。这是城乡价值观念的体现,在苏北古城江苏省如皋市,市政府所在地在如城镇,镇上有一种都市语言现象:城里人n和l不分,如“三两”读成sānnǎng,“南门”发成láng mén,乡下的合同工进城做工不久,也渐渐学会并乐于这样发音,如皋乡下人发音时n和l是严格区分的,乡下人乐于像城里人那样发音,是城里人身份体现的心理使其然。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由于都市居民来自各自不同的方言区,同一方言区的人乐于用“土语”交谈,街道名、店名、产品名等有时还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乡村语言由于改革步伐的加快也渐向城市语言靠拢,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乡村语言习俗和城市语言习俗的差异也会渐渐缩小。
 
方言与地域文化
 
在汉语不同的方言中,名物词语也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名物也就是事物的称名。方言中称名的复杂性是由于各地方言与习俗惯制互有差异。名物差异主要表现在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称上。
同物异名。南方人所称的“面粉”在北方被称为“面”。“用小麦粉制成的条状食品”,在北方叫“面条”,而在南方一些地方称“面”。“稻米”在北方叫“大米”,南方只叫“米”。“粟”在北方叫“米”,在南方叫“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在北方称“米饭”,而在南方只叫“饭”。这些名称反映了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的不同饮食习惯,所以北方人吃稻米煮成的饭时称作“米饭”,以区别于日常的“饭”。南方以产米吃米为常,对“粟”称“小米”以示区别。又如“稻草”在江南水稻区称为“柴”,造纸场堆放稻草的地方称作“柴场”,这是因为太湖流域不产木柴,于是将稻草作柴烧,而浙南的山民终年和木柴打交道。南方的山区用木炭作燃料,“木炭”在口语中只说成“炭”,而山西的“炭”指煤炭了,并且将煤炭分很很细:煤(粉状的炭)、炭(块状的煤)、笨炭(块状无烟煤)、希炭(块状有烟煤)、蓝炭(块状焦炭)等等,因山西是产煤的地方,南方有的地方不产煤,就没有关于煤的详细称呼了。浙南沿海和舟山群岛的方言对蟹的称呼繁多,内蒙对牛马羊的称呼特多,在各类方言中,某些语汇的繁简,均反映着各地乡土文化特点的不同。
    同名异称。同名异称主要反映在亲属称谓词上。汉族人的亲属关系大致相同,但在各方言中,关于亲属的称呼却不尽相同,在广州方言中,“伯爷公,年老之男子须发苍苍者也。伯爷婆,年老妇人也。老公,正式之夫也,老婆,正式之妻也。……妹仔,婢女也。大妗,旧式结婚时所雇之伴娘,伺候新娘者也。婆妈,女仆也”(《清稗类钞·方言类》)。以“妻子”为例,沈阳、济南、合肥、南昌、广州等地口语均称“老婆”,西安、成都称“女人”,昆明称“婆娘”,扬州话里称“老婆、女人、堂客”。苏州话中称“女人”或“家主婆”,温州话称“老媪”或“老迎客”,如东话中有“爱人、女将、女的、堂客、老婆、娘子、婆儿、妈妈儿、奶奶”等,东北话中还有“屋里的、孩子他妈、做饭的、老伴、老婆子”等。据《如东县志》载,当地称自己的儿子为“我家伢儿、小伙、儿子”,而称他人家的儿子为“你家相公、你家小的”,个别地方称“少爷”,江苏如东人还称儿子为“侯子”,称自己的女儿为“姑娘、女儿、丫头,海边人则叫不下海的(旧时女人不下海)”。北方人所称的“媳妇”,在南方一律称“新妇”。“新妇”是个古汉语词,在《后汉书·周郁妻传》中,周郁的父亲将儿媳妇称作“新妇”,后来北方改称“媳妇”,而“新妇”这个古词语一直保存在南方方言里,“新妇”即家里“新来的妇人”,它反映了汉族长期以来妻子到夫家落户的婚姻制度。
地域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域文化是方言产生和发展的底座。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汉语的方言主要是北方话地域变体的产物,揭示其流变轨迹对全面认识方言的流变有其重要的意义。
    古人早已发现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方言这个概念在我国周代就有了,那就是所谓“殊方异语”。这“殊方”即指不同的地方,“异语”主要指词汇的差异。现代语言学着眼于它的地域性,把方言看成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远在部落语言阶段,就开始分化出方言,就产生了部落共同语和方言的对立。方言从属于共同语,是共同语的支脉。方言的发展有两种前途,一是继续分化成独立的语言。一是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
方言差异的形成因素主要有:
地理因素。山川、森林、沼泽等地理因素往往妨碍人们的往来,也可能导致方言的形成,如我国浙江省,东部山地交通不便,方言差异较大。北部是平原地区,因为交通方便,方言差异较小。又如江苏镇江以下江南地区是吴方言区,而江北地区则是北方方言区的江淮方言。但河流不一定都导致方言差异的形成,如在广东,韩江下游是潮汕方言(属闽方言中闽南一支)和客家方言的分界,而珠江水域的西江却又把方言带入粤西一带,进而跨入了广西。
人口的分布。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往往因人口的增长不得不扩大居住地的面积,久而久之,距离较远的人们,彼此交往越来越少,甚至互相隔绝,他们的语言出现了各自的特色乃至出现了方言差异。
人口迁徙。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使人类的生活共同体分割成不同群体,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方言,蒙古语的方言就是这样形成的。
异族语言的接触。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不同部族或民族的语言发生接触,吸收某些对自己有用的语言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方言差异的形成。如汉语西北方言(甘肃、新疆、宁夏一带)声调数目的减少(新疆乌鲁木齐汉语方言只有阴平、阳平、去声三个声调,甘肃天水和宁夏银川只有平声、上声、去声三个声调)与受西北地区其他民族语言(如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的影响不无关系。近代粤语吸收了一些英语的词语,东北方言吸收了一些俄语的词语,闽方言吸收了一些印尼-马来语的词语,这些方言词语是民族语言接触的产物。   
汉语方言是和汉民族共同语相对而言的。汉族早在汉代以前就使用着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这种古代书面语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后来,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渐渐成为一种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通常称为文言。到了唐宋,又产生了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白话。白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宋元以来,用白话写成的话本、戏曲、小说很多,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由此而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北京)以后,元、明、清三个朝代除明初短期建都金陵(南京)外,都建都于北京,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前后历时八百余年。自金元以来,由于北京开始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地位显著提高,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并发展成“官话”,以此作为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作品尤其是元明戏曲,也更多地受北京话的影响。本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由于白话文运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又由于国语运动在口语方面使北京话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这两个运动相互影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形成了普通话。
    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而形成的,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北方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南方的不同地域,逐渐形成南方的六大方言。而这六大方言内部,其差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南下之前的北方古汉语内部有差异;南方古越语在与北方古汉语接触前本身亦有差异;北方古汉语是不断发展的,北人南下的时间有先有后,带到南方的北方话自然也有差异;南方各方言内部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成分。
    历代移民是汉语南方六大方言的成因,从移民史可以追溯这六大方言的最初源头,反之,从六大方言的演变可以探测历代移民的情况。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以吴方言最为古老。吴方言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有萌芽了,先周时部分渭水中游的居民南迁到江南地区,所带来的语言奠定了吴语的最初基础,到六朝时吴语已发展成了与中原地区的北方话很不相同的语言变体了。吴语三千年来一直受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中。湘语的形成晚于吴语,湘语源于古楚语,而楚人溯其源也来自中原移民,古吴语与古楚语比较接近,今天的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粤语晚于秦代才形成,战国时的楚国南疆只到五岭,后来秦国花了很大力气进攻越人占领了岭南,为防止得而复失,遂留下五十万人戍守岭南,这些戍卒所使用的语言就成了日后粤语的先声。闽语的形成比粤语更迟,西汉后期有少量移民由北南来,汉末至三国晋初,来自江南浙北的移民分别由海路和陆路大批拥入福建,沿海地带新设福州、泉州等五县,闽西北出现了浦城、建瓯等六县,古闽语的基地业已形成,这时的福建方言是当时的吴语,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路线,又由于沿海和内地的隔离,使闽语最重要的差异存在于沿海与闽西北之间。赣、客方言形成最晚,江西古称吴头楚尾,是古吴语和古楚语的交汇处,东晋南朝时期,有部分北方移民进入赣北、赣中地区,他们带来的北方话成了赣、客语的前身。
方言与移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土著语言,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移民的旧地方言和新地方言相融合,移民远距离转移仍保持其固有方言,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移民造成民族错居并引起方言更替,移民引起毗邻地区方言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移民的方言冲淡了土著方言的特征,移民的双语现象。
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关系表现为:占据式移民和方言内部大面积的一致性,墨渍式移民和蛙跳型方言的传布方式,蔓延式移民和渐变型方言,杂居式移民和掺杂型方言,闭锁型移民社会和孤岛式方言,板块转移式移民和掺杂型方言,方言和移民关系的研究,为研究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北方话南下的地域流变提供了依据。
方言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开发语言的资源,促进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这三大语文运动,加深对现代汉语特点的认识,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活素材,还在于将为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提供借鉴,有助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方言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的分化、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等原因促成的。研究方言势必要联系社会的历史文化,从这一点上说,方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化石。通过方言的研究可以透视方言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心理等。方言中的谚语、惯用语、歇后语、谜语、行话、俚语、称谓、名物、禁忌以及民歌、戏曲、小说等在方言中均反映了各地的文化风貌。
 
外借词与外来词
 
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文化的输出表现为汉语词的外借,通过外借词可以看出汉文化交流的印迹。
中国的物产早在张骞通西域前就传入中亚,当时主要是四川一带的特产经云南、印度辗转到达中亚。中国的丝绸、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对其他文化影响最大。养蚕业在中国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比西方早三千多年。公元六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曾派两个僧侣到中国刺探这一秘密,他们将几只蚕茧藏于竹杖里,带回君士坦丁堡。中国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世界。许多语言中“丝”字读音非常相近,似乎来自同一个源头。英语中silk、俄语的sǒlk、蒙古语的sirgek、新波斯语的sarah等都含有“丝”的音。在许多文化中,常用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称呼来指称中国产品,梵语中cinapatta有“丝”的意思。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cina(支那即中国)和patta(“带”、“条”)都可独立存在。中国的制糖法从印度传入,现代印地语中,白糖、白砂糖叫cīnī基本含义是“中国”。阿拉伯人认识了中国制造火药的硝石,遂称硝石为thely-as-sin(中国雪)。英语中china兼有中国和瓷器两层意思。茶原产于我国西南一带,最初是作为药物兴奋剂,直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仍将茶看成是利弊参半的药物。十六世纪后半期,茶才开始传入欧洲,汉语的“茶”这个词被借入西方语言,现代英语的茶叫tea,法语叫thé,德语叫tee,都含有闽南方言“茶”的读音[te],说明这些国家的茶叶是从福建通过海路输入的。十七世纪初俄国人通过荷兰人品尝到茶的滋味儿,后来直接从我国西北地区进口茶叶,俄语中的“茶”叫Чaǔ,正是北方方言“茶”的对音,波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对茶的称呼也是从北方方言中的“茶”辗转音译的。这表明中国茶叶出口的另一条路线是经西北陆路西传的。有一种本色布原产于南京,英语叫Nankin。有一种白铜(一种铜、镍、锌合金),因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一直由广东进口白铜,因此一直按广东方音以Paktung称呼白铜。
    汉语作为汉文化的内容和载体,常常显示出很大的宽容性,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常常反映在汉语的外来词中。历史上对汉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文化,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亚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近现代欧洲文化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反映于汉语的外来词中。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两汉和西域的交流日渐繁盛。西域的语言、风俗、饮食、文物制度与两汉完全不同,而且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草异木、珍禽异兽、奇货宝物。当时这些东西在汉语中无恰当的词语可以称呼,于是就用中亚现成的语音来称呼,如苜蓿、蒲桃、安石榴、狮子、璧流离等。或者用类似于汉土原有的事物的名称,再冠以“胡”字,如胡桃、胡葱、胡麻等。苜蓿是大宛天马的饲料,汉武帝爱好天马,因爱屋及乌而种满了苜蓿于离宫别观旁,后渐渐传至民间。但人们很少知道苜蓿源于伊朗语的buksuk,更不知关于苜蓿与汉武帝的这段轶事趣闻了。蒲桃源于古大宛语(即伊朗语),被音译成蒲陶、蒲桃、葡萄,明代名医李时珍误以为葡萄是“人脯之则陶”,不知它源于伊朗语中的budārra。安石榴是从中亚的安息国传来的,安息即帕提亚古国,帕提亚古国的王朝名为Arshak(安石),安石榴即为今天的石榴。狮子原产于域外,狮子舞亦产生于域外,狮子是从西域以外的外国传来的,它是在中亚文化和汉文化交流达到高潮的唐代以后盛行于全国各地的,成为传统民间舞蹈。其他如琥珀、箜篌(拨弦乐器)、木偶戏、抓饭、菠菜、鹦鹉等都源于中亚文化。(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佛教文化最初是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的,南北朝由于统治者的信奉和扶持,佛教文化得到迅速的传播,北方寺院从七千多所增至三万多所,僧尼人数由七万多人增至二百万人从北魏永明年间到魏末的半个多世纪,唐代佛教形成体系,处于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经翻译的繁荣,其中的译员多为北方人,因此由佛教文化带来的外来词往往体现了北方音。由于佛教文化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译词只好用音译,如佛、塔、罗汉、夜叉、沙门(按戒律出家修道的人)、和尚、魔等佛教用语作为外来词进入了汉语的词汇库。佛经译文和古文相比,前者不用“之乎者也”等语气词(个别译本除外),倒装句很多,名词的修饰语很长,这可能影响了一般古文的语法。
    十六世纪利玛窦等来到中国传教时,就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只是涓涓细流。在清代“天朝大国”固步自封的时代,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加快吸收西方科学文化。日本人对外来词的吸收,往往采用以下方法:第一,借用古汉语词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如文化、博士、革命、艺术、自由、法律、改造、环境、经济、财政、教授、主席、铅笔等。第二,用汉字的组合去意译欧美词汇,如辩证法、共产主义、历史、干部、突击队、世界观、下水道、电报、超短波等。第三,模仿汉字字形创造的新字即“当用汉字”。如癌、瓦千。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如巨流并以外来词的形式注入了汉语词汇库,这时期的汉语外来词直接从西方各语言中引进的占少数,更多的是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即从日语的外来词输入的。日本明治维新(1868)的成功和鸦片战争后清帝的落后挨打,使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寻求救国之道,仅在1901年—1906年间,留日学生就达12909人,日语中以汉字表达的源于西方语言的外来词通过他们迅速涌入中国,并反映在汉语的词汇库中。
    汉语直接从欧美语言中吸收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其吸收方式:一是书面输入,一是口头输入。口头输入的外来词只流行于方言区并带有方言特征。近代以来上海和广州是对外开放的两大门户,许多外来词首先在这两大门户的方言中流行,然后再进入全民语言,“沙发”源于英语sofa,上海话的“沙”字读成[so]。“太妃糖”源于英语方言toffee或taffy,上海话的“太”字读[tha]。“加拿大”英语作canada,上海话“加”字读作[ka],这三个外来词的读音只有用上海话念才能与外语原词对应,可以断定,沙发、太妃糖、加拿大这三个外来词是从上海登陆的。在广州话中最先定型的外来词有鸦片和三明治等,“的确凉”也是从广州输入的,最初广州人称它为“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它是英语Decron的译音,其他地方的人模仿广州译音就称作“的确良”或“的确凉”了。近年来,有一种进口的纺织品fiber(快巴),广州话将“快”读作[fai],“快巴”是广州话的音译。又如“唛”是英语mark(商标)的音译,广州话中“唛”读作[mak],所以在广州话中“梅花唛”就是“梅花牌”。
    有的外来词只流行于方言区,有的已开始为其他方言所接受,如上海的拍[pha](传球,英语叫pasa)、罗宋汤(一种俄式羹,英语叫russian-soup)、水门汀(混凝土,英语叫cement)等,它们只流行于方言区。而粤语中的一些外来词如,的士(英语taxi)、巴士(英语bus)、菲林(胶卷,英语film)、恤衫(衬衫,英语shirt)等外来词已渐渐为其他方言区的人采用。
汉语外来词与汉语社会的共变主要表现在:汉语吸收外来词有其阶段性和地域性,它们是社会生活变化的产物,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外来词的吸收,在外来词的吸收过程中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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