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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发布时间:2013-01-10  来源:原创  作者:孙汝建教授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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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离经叛道”现象
 
语言是由语音与语义相结合的符号规则系统,在运用语言规则时,经常会出现偏离语言规则和思维常规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离经叛道”。这需要现代语言学作出合理的解释。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规范性,结构语言学注重语言的描写性,现代语言学注重语言的解释性。
我们不能不去关注语言生活中的“离经叛道”现象:
老师考学生,让学生填空:“鲁迅是______人。”答案五花八门:“鲁迅是中国人”;“鲁迅是浙江人”;“鲁迅是绍兴人”;“鲁迅是男人”;“鲁迅是死人”;到底哪个是标准答案?老师也说不清了。
老师教小朋友唱《四季歌》:“郎呀,咱俩本是一条心。”一个小朋友站起来反驳:“老师,不对!狼是坏东西,我们不能跟它一条心!”老师没有考虑到小朋友的年龄特点,他们只懂“大灰狼”的“狼”,而不懂“郎君”的“郎”。
郑和航海600周年的时候,家长问孩子:郑和是谁?孩子答道:郑智化的哥哥,也可能是郑少秋的弟弟。
老师让小朋友用“难过、如果、天真、十分、从容”造句,小朋友造出的句子令人惊讶:
我家门前的小水沟难过。
罐头不如果汁好吃。
今天真热,是游泳的好日子。
妹妹的数学只考了十分,真丢脸。
我做事情,都是从容易的做起。
老师没有交代它们是短语还是词,也没有交代是什么词性,学生造出这样的句子也不能算错。
女老师让学生用关联词语“不是┈┈就”、“如果┈┈就”造句,学生“见识颇广,精于世故”,造出来的句子油腔滑调: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如果你是茶,我就是水,然后我泡你。
句法上没有大问题,只是思想性不太健康。
老师让学生默写成语“默默无闻”、“依依不舍”、“天长地久”、“莫失良机”,学生写出了下列广告用语:默默无蚊(推销蚊香)、衣衣不舍(推销时装)、天长地酒(推销酒类)、莫失良鸡(推销炸鸡)。显然,由于广告看多了,学生信广告,懒得查词典。
小学一年级有篇课文《祖国的森林》,其中有一句话:“你看,黄莺在愉快地歌唱”。有个小学生问老师:“老师,这里为什么用‘愉快’而不用‘高兴’啊?”老师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一时慌了手脚,就反过来问学生:“同学们,你们说这里用‘愉快’好呢,还是用‘高兴’好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用‘愉快’好!”教师对提问的小朋友说:“你看,大家都说用‘愉快’,还是用‘愉快’好吧!”教师本身没有讲清道理,而是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小朋友,《东郭先生和狼》这篇课文,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一个小朋友举手问:“这只狼也真是的,干吗一定要追着吃东郭先生呢?驴子的肉不也好吃嘛!”老师被问住了,只得把皮球踢给学生:“其他同学有没有不同意见?”几只小手纷纷举了起来。有的说:“也许狼觉得东郭先生的肉比驴子的肉嫩”。有的说:“驴子是东郭先生的,狼先吃了东郭先生,再吃驴子不就容易了嘛!”。有的说:“如果狼先吃了驴子,课文的题目就不能叫《东郭先生和狼》了,应该叫《东郭先生和驴》”。有的说:“这是一则寓言故事,里面肯定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老师,能不能问问作者本人?”老师对这些提问,慌了手脚。
练习课上,老师说:“现在默写30个字,全写对了,得100分,看谁能得满分。但是写错一个字要扣5分,所以,要特别细心。”一个学生说:“老师,不对吧,按你的算法,如果写错了一个字扣5分的话,满分应该是150分吧,怎么会是100分呢?”老师说“识字是阅读的基础,也是写作的基础,写错了一个字扣5分,是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这样扣分也比较方便。识字重要,分数有什么重要的?”学生反驳说:“识字重要,算术也很重要,比例不对,要实事求是。再说,分数对老师可能不重要,但是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分数要给爸爸妈妈看的,考得不好,爸爸妈妈要怪我们的。”请问,老师是不是要按客观规律合理安排分数呢?不然怎样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呢?
学生写作文乱用“而”字,老师给他写了这样的批语:“该‘而’不‘而’,不该‘而’而‘而’,而今而后,而已而已!”学生感到很吃惊:“我不到一百个字的作文才用了21个‘而’,老师的批语一共只有17个字,就用了9个‘而’,他到底是我的老师啊。”
督学到学校巡视,与学生交谈,随口问道:“你知道阿房宫是谁烧的吗?”学生一脸惶恐,连声说:“不是我烧的,不是我烧的。”督学把此事通报了校长。校长虽不懂“阿房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他很平静地说:“鄙校学生一向诚实,既然那个学生说不是他烧的,就一定不是他烧的。”督学盛怒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教育局局长,禀明原委。局长即刻复函说:“烧掉就算了,再拨经费重建阿房宫。”“学生”、“校长”和“局长”都不理解“阿房宫”为何物。
大学校园流行这样的公式:
大学生=吃饭+睡觉+谈恋爱
猪=吃饭+睡觉
所以:大学生=猪+谈恋爱
以上推出:大学生—谈恋爱=猪
即: 大学生不谈恋爱的都是猪
同理得出:猪只要谈恋爱就可以变成大学生
所以: 大学=大型猪圈
老师=养猪专业户
一项在1395名大学生中开展的调查显示,59.1%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没什么感觉,约21.6%的大学生只是勉强就读,而3.5%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十分不喜欢”。
“例不十,不成律”,这足以说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确实会出现“离经叛道”的现象。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思考一:到底谁在培养谁?
教师是培养学生的,但是,学生有时也可以培养教师。
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是“人人眼中有,人人心中无”的,有时是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有时是幼稚无知的。问题是教师如何引导,如何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生也可以培养老师。   
思考二:教师对语文现象要加以认真研究。
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来说,教学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是培养教师的。讲到科研,很多教师有畏惧感,认为研究是学者的事儿。其实不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今天的饭没有煮熟,是火候不到,还是水放少了,可以思考一下,这就是研究。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研究。如果能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语文现象进行研究,那就更好了。要研究教材,研究学生,要激发和保护学生的创新思维。要把语文现象放到社会文化中去研究。
中小学语文教师不同于大学教师:
中小学语文教师科研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能不能“吃”,要学会“吃”,做到“三吃”,就是吃透教材,吃透学生,吃透语文现象;
大学语文教师科研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四高”: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档次的科研课题,高层次的科研奖项,高频度的影响因子。
但是,只要是语文教师,不管是大、中、小,都要会执笔写文章,写文章就如同住宾馆,住宾馆讲究“星”级,文章也讲究“新”级。这个“新”就是创新的“新”,假如一篇文章有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角度、新语料,就达到了五“新”级,就如同住进了五星级宾馆。当然,这是严要求高标准,但是不管怎样,总得有一“新”。文章有大、中、小之分,小文章是练笔的,大文章是扬名的,中文章既可以练笔又可以扬名。写文章总得由小而大,搞研究也是如此。
思考三:因势利导,加强创新思维训练。
学生出现“离经叛道”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加强创新思维训练。例如,学习拈连,可以让学生做一个游戏,用成语去对应相应的题目。有的学生这样写道:
最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
    最荒凉的地方:不毛之地
    最悬殊的区别:天壤之别
最反常的气候:晴天霹雳
最昂贵的稿费:一字千金
最宽阔的胸怀:虚怀若谷
最绝望的前途:山穷水尽
最高的巨人: 顶天立地
最难做的饭: 无米之炊
最短的季节: 一日三秋
最困难的恢复:万劫不复
最长的寿命: 万寿无疆
最有学问的人:博古通今
最长的腿:    一步登天
最快的速度: 风驰电掣
冲得最高的气:气冲霄汉
最吝啬的人: 一毛不拔
最艰难的争辩:理屈词穷
最快的流水: 一泻千里
有的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写下这样一段运用拈连手法的话语:
课堂提问:《哑女》《哑姑》
    老师来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班主任:《垂帘听政》
    教学课:《R4之谜》
    化学课:《精变》
    语文课:《老北京的叙说》
    外语课:《天方夜谭》
    美术课:《赤橙黄绿青蓝紫》
    生物课:《血疑》
    自习课:《大闹天宫》
    考试前:《顾此失彼》
    考试后:《莫斯科不想信眼泪》
    宣布成绩:《悲惨世界》
    家长会后:《今夜有暴风雪》
转学后:《勿忘我》
我们除了对学生进行正规训练之外,也可以进行“叛经离道”的训练。《恶魔的辞典》对所有词条的解释几乎都是“离经叛道”的,但充满着智慧,因此在词典史上独树一帜。再如,林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老师问他:“林肯,你是愿意考一道难题呢,还是考两道容易的题呢?”
“考一道难题吧。”
“好吧,那你回答,”老师说:“蛋是怎么来的?”
“鸡生的呗!”林肯答道。
“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老师,这已是第二个问题了。”林肯说。
这种“离经叛道”充满了智慧。
又如,“交通安全周”期间,学生为某市交通部门写了这样的交通标语:“阁下驾驶汽车,时速不超过三十里,可以欣赏本市的美丽景色;超过六十里请到法庭作客;超过八十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新的医院;上了一百里,祝您安息吧!”与通常的交通标语相比,这样的标语“叛离”得艺术,是上乘之作。
思考四:学会探究性学习。
学习是从“未知”到“知”,从“不会”到“会”,从“没有”到“有”,从旧的“有”到新的“有”的过程。
“未知”“不会”和“没有”,可能是所有人都“未知”,都“不会”,都“没有”。也可能是别人已经“已知”“已会”“已有”,只是我“未知”“不会”“没有”。
长期以来学生所习惯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教材、教师把别人“已知” “已会”“已有”的东西传授给自己,通常的做法是,在教师的训练下一步一步靠近现成的答案,或者干脆等教师把答案告诉自己之后,花功夫背下来;再就是跟着教师按设定的模式反复操练,逐步掌握由别人设计好的技能和方法。这样的接受性学习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它产生的“被动性”,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和“简单重复性”等不利因素,也是需要加以改变的。
语文新课程改革积极倡导新型的学习方式,不就是要让学生在已习惯了的接受性学习之外,学会探究性学习吗?诚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所指出的那样:要“改变课程实施过程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叛经离道”的训练,难道与“主动参与、乐于探究,获取新知”的要求有矛盾吗?
 
                          言语交际的四种障碍
 
一、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表现为对语言规律的违背。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使用语言首先要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律。过去常说的“语病”,就是违背语音、语义、词义、语法的规范,如语法上的语病有词类误用、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颠倒等。
毫无疑问,语言病是言语交际的障碍。比如,“有些拙作,罗里罗嗦”(《语文报》),“拙作”是谦称自己的作品或文章,不能用于指别人的文章。一位政工干部作报告:“什么雷锋啊,什么王杰啊,什么欧阳海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政工干部对报告中的英雄是怀有敬意的,但选用的语言成分本身含有轻慢的语气。王力在《谈谈写信》一文中说,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一位领导干部,最后一句是:“敬祝首长千古。”后来王力自己也收到一位青年的来信,说在弥留之际给他写信。他复信给青年:“你在弥留,应该快断气了,怎么能写信呢?”这些都是犯了语言病。传统语言学从语言规律本身去分析语病的病理、病因、病类以及检查和纠正语言病的方法,并制定了相应的语言规范。这对消除语言病,扫除言语交际中的语言障碍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但它给人的印象是,语言使用中的障碍都在语言规律本身,因此制定无数的清规戒律让人遵守。这样做束缚了语言的使用,不利于言语创新。
二、言语障碍
言语病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不得体现象,即言语不适合说写者和听读者及其相互关系,不适切于言语环境,言语病是违背言语规律的结果。
    无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构成言语病。如“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这句话本身无语言病,但如果刷到火葬场的围墙上就构成了言语病,这是因为言语没有适切语境。又如:“你长得很苗条”是文从句顺的恭维话,用于年轻女性就很中听,如果对怀孕的女士说,对方会感不愉快。
有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是合理的。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人们都不愿意在言语交际中出现讨厌的病句。但在文艺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情感,作者往往在人物言语中有意地运用一些病句或不太规范的句子。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独具匠心地运用“飞白”手法。秦牧在《艺海拾贝》一书中说得好:“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这种“不合逻辑”的句子是作家将它作为某种艺术手段着意运用的,它完全服务于文学作品的需要。
言语障碍是否形成,主要依据于言语规律。袁鹰在《井冈翠竹》的原稿中有这样的句子:“当年毛主席带领队伍下山挑粮食,不就是用这样的扁担么?”该句的称呼不合当时的历史史实,因而改成:“当年毛委员和朱军长带领队伍下山去挑粮食,不就是用这样的扁担么?”这样一改,使言语更符合时代情境;1920年郭沫若在《笔立山展望》一诗中写道:“一枝枝烟筒都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诗中歌颂二十世纪大工业生产的景象,以表现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斥之为歌颂环境污染,更不能视之为言语病。因此,分析言语障碍不能无视时代背景因素;“奶奶,我要吃糖糖,我的肚肚饿了。”这样的言语由幼儿说出来,谁也不会见笑。如果出自一位老太太之口,那就不合适了。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说写者的主观因素;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的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齐天太圣”在汉语中无此称说,有人说是“齐天大圣”之误,应予更正。其实这是不了解鲁迅的言语目的,鲁迅用“齐天太圣”指比“齐天大圣”更有本领的人,极言其能。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言语目的;乘客在公共汽车上买票,说“南京路三张”是得体的。如果说成“我买三张从十六铺码头到南京路的票”,这种表述反而是不得体的。在法庭上审判员说,“把被告的同事带上来”是不得体的,应该说,“传被告的证人到庭”。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场合;
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言语环境。请看下列两段话语:
    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同时一定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知道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却不去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不能只去否定应该否定的,而忘记了去肯定应该肯定的。更不要去肯定应该否定的,而否定应该肯定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六届人大精神鼓舞下,在省教委的领导下,在农业局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具体协助下,在我校党政的领导下,我校的教学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从这两段话语本身看,都有“假大空”的毛病,但它们出现的语境不同,其语料性质会有所变化,前一段话语是伊方《听同义反复万无一失的演说》中的一段,它作为艺术语体,是讽刺与幽默性质的语料,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后一段话语是一所省属农校工作总结的导语,它出现在现实语境中,语料的性质具有消极性。因此,衡量言语障碍应该充分考虑语境因素。
要避免言语障碍,必须遵守言语规律。当然,还得考虑与语言相联系的规律。比如,言语要符合语流的顺畅。《王贵与李香香》中“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遭殃”,这里的“糟殃”在原句中是“遭糕”,因“遭糕”不押韵而改成“遭殃”。又如,清代文人胡正藻在《坚磨生诗抄》中写有“一把辛酸论浊清”,受到乾隆的训斥:“加‘浊’字于国字上,是何肺腑?”因“浊”在“清”前,被理解为影射清朝,因此,言语障碍与语言材料的选择有关。言语病是对语言规范的负偏离,而言语创新是对言语规范的正偏离,言语障碍的判定应该研究语言规范和偏离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障碍
    文化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正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是普通文化、指一个民族的社会习俗和惯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记载文化,传递文化,语义中还可蕴含文化因素。语言可以表达任何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障碍。主要的文化障碍有:
    1.问候语
    中国人友善的问候有时会被西方人误解为多管闲事的盘问。这是由于中国人见面时习惯于明知故问,用当时交际场景和行为方式作为招呼语:“上街啊?买菜呀?泡水呀?下班啦?吃了没有?修自行车?理发了?热了?”面对这些问候语,西方人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人的生活细节如此好奇,就连吃饭、买菜、泡水之类的小事也要过问。他们以为这是在盘问自己。也许是出于礼貌的缘故吧,西方人常常一本正经地对这些“盘问”作出回答,结果却发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答案的意思。
中西方在招呼语上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人一般不和陌生人打招呼,否则就以为你认错了人,甚至认为你动机不良。而美国人的习惯是不管认识与否,彼此见面时都打招呼,说声 Hi(嗨)!据语言学家C·弗格森研究,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招呼语和告别语通常是从祈祷神灵赐福的用语中衍生而来的。它们约定俗成,有固定的格式或习惯搭配。而汉语的招呼语和告别语是和双方相遇时的交际场景相连的。在中国人看来,交际双方相遇时,结合具体场景说一些有关饮食起居方面的问候语极其自然,它体现了一种对他人随时随地的体贴关心,反映了友好的人际关系。
    2.恭维话
    中国人的热情恭维有时被西方人误解为无礼的嘲讽。例如,中国学生见西方留学生买了许多食品,会说:“嗬,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在银行见西方留学生存款,会说:“你一定有不少存款吧?”如果见西方留学生烫了发,会说:“你今天真漂亮,比过去年轻多了。”西方人常常将这些恭维话误解成说话人是在打听和干涉自己的个人隐私,有时会认为是一种嘲讽和不友好的言语。西方人喜欢在公共场合谈论天气、新闻等公众话题,即使谈及个人也是谈论某人的个性、爱好等大众化的话题,比如“你喜欢集邮吗?”“你对演讲比赛有何看法?”而不会问及他人的家庭背景、工资收入、婚姻状况、年龄等隐私。相反,中国人喜欢在日常交际中询问他人的家庭私事,以显示双方关系的融洽。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言语交际障碍。上海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向日本电影明星栗原小卷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对方不无窘意的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这,这是我的秘密”。后来这段采访在正式播出前被删去了。
    3.自谦语
    中国人的谦虚礼让,有时被西方人误解为虚伪做作。请看下列场合的自谦语:
    外国游客表示感谢,中国导游谦虚地说:“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外国客人赞扬英语说得好,中国学生说:“不,差远了。”
    外国客人赞扬菜做得可口,中国女主人说:“哪里,哪里,我不会做菜。”
    外国客人赞赏所赠的礼品,中国同事说:“这不是什么值线的东西,一点小意思。”
中国人谦虚有礼的答谢,外国人不易理解,以为中国人对他们的赞扬不领情。如果被赞扬的一方是西方人,他们会直接感谢对方的赞誉,或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在上述四种场合,西方人会分别作出如下回答:
    “谢谢,我是上海的老导游。”
    “我的英语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的,那儿有出色的英语教师。”
    “这的确是我的拿手好菜。”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礼物。”
语言学家里奇认为,言语交际有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合作原则包括要讲真话老实话的准则,礼貌原则包括赞誉准则和谦虚准则,中国式的自谦语比较注重礼貌原则,特别是其中的谦虚准则,甚至于不惜以牺牲讲真话和老实话的合作原则为代价。中国人认为,在上述场合自我贬抑比讲真话和老实话更得体,更能维持一种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双方在交谈中能最大限度地合作并取得一致。而西方人比较注重讲真话和老实话,当然也并非无视礼貌原则,但是当二者难以相兼时,他们宁可牺牲礼貌原则,这可能与西方人重视自我价值的观念有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里奇对这两种原则的解释没有普遍意义。中国人认为谦虚可以维持合作,外国人则认为讲实话才是合作。实际上,在言语交际中,该谦虚时不能骄傲,该讲实话时,不能维持虚荣,双方真正的理解才能保持言语交际中的合作。
    4.委婉语
    中国式的委婉有时被西方人认为是莫名其妙。例如,两个中国人深夜交谈,甲委婉地向乙表示自己很累,想早点休息,便对乙说:“您很累吧,要不要早点休息?”乙回答说:“我不累,您呢?”甲为了表示礼貌只好顺应:“您不累,我也不累。”又如,中国学生请求美籍教师帮助他修改用英文写的小说,便说:“不知您是否有空,我是第一次用英文写小说,里面一定有许多错误。”在上述两种场合,中国人都不愿意直言真实意图,而是希望对方从自己的委婉话语中领悟真意。这也就违反了里奇所谓的合作原则中讲真话和讲实话的准则,而让礼貌原则再占上风,以达到双方减少分歧,增加共识的目的。而西方人对这样的交际策略不易理解,有些莫名其妙。这种种交际文化的障碍,容易引起言语交际的信息差,而降低交际效果。
四、心理障碍
    修辞活动中的心理障碍很多,从理解话语的角度看,主要有耳误和口误两种。
    1.耳误
    耳误是由于心理障碍对话语内容产生接受上的偏差。听是一种受心理支配的行为,分注意、接受和理解三个步骤,在每一步骤中均会由于情境的变化和听话人心理的变化而影响听话效果。当你对说话人的话语感兴趣时,就会由注意发展到接受和理解。如果注意力涣散、兴味索然,就会影响接受。另外,当你无法接受说话者的观点时,心理上也会筑起一道封闭的墙。
    说话者的说话方式也会引起听话障碍。如以教训、命令、强迫、指责、贬斥、谩骂、盘问等方式说话,往往会使听话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而形成耳误。
在言语交际中不加倾听而急于发言,或来不及听清、听完、听全对方的话,都会产生耳误。言语交际中,听话时只重事理不重情感,只考虑对方的话语是否合理,而忽略了情绪和情感所表达的言外之意,往往难以形成情感上的沟通,给对方以“话不投机”的印象。
    偏听极易形成耳误。这时听话人先入为主或带有偏见地听别人讲话,实际上往往听而不闻,不能客观地领会话语信息。
    分心也是耳误的主要原因,造成分心的客观原因是:讲话者声音太小听不清;讲话者的仪表神态不同寻常;讲话者的语速太慢;旁人催促、下课时间快到、别人的打扰、工作上的压力等等。分心的主观原因可以是:有重要的事心不在焉;情绪激动不能平静;受到批评或表扬等等。俗话说“一心无二用”,这些主观因素会导致耳误。
    误解是耳误的最直接的后果。由于偏听、分心等原因,会导致对话语信息的误解。当然误解还与文化水平有关,有人专心倾听,也会由于对词语不懂或知识欠缺而产生误解。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复述讲授内容,一种可能是没有认真听课,一种是认真听了,但无复述能力。
    2.口误
    口误是正常人在言语交际中不由自主地偏离想要表达的语音、语义、词汇或语法形式的失误现象。常见的口误来自于心理,可以说口误的主要原因是心误。大脑疲劳时,不能有效地支配词语的选择和话语的组合,口误于是产生。分心、怯场、心情紧张或激动时易于形成口误,认知困难或认知不明确的人在挑选字眼时容易出现口误。
 
汉语语病学的重建
 
王希杰教授在《病句生成学》(《汉语学习》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病句评改严格说,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一门学问,从未有人对它进行科学上的思考:对象、任务、方法,确定病句的标准,修改病句的原则……,这些重大问题从未有人认真讨论过。”建构汉语语病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一、语言病和言语病
从语言工具及其运用看,语病学要研究语言病和言语病。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它是相对静止的工具,而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它是一种动态过程。语言病是对语言结构规则的违背,言语病是对言语规律的违背。语言病可以从语言规则上去分析,并可以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去避免语言病的产生。言语病可从言语规律的角度加以剖析,并用相应的言语学知识去解释或防治。
语言上有病的句子进入言语交际可以成为无病的句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在特定语境中可以是合法的。韩复榘的演讲进入小品文构成了绝妙的讽刺。语言上无病的句子进入言语交际可以患上言语病。“还不将门关上”,语言上无病,但在言语交际中,用于儿子对父亲的发号施令,就显得不得体。语病学应该划清语言病和言语病的界限,同时研究两者的关系,并分析各自的病因,找出防治的方法。
1.语言病
语言病是对语言结构规则的违背。传统语言学习惯上所讲的语病就是指语言病。传统语言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上确立了各种规范标准,对避免语言病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抑制和矫治作用,它对语言病的类型、病因的分析形成了自身的系统。虽然它存在着注重语言忽视言语、偏重实用忽视理论、偏重规定忽视创新、偏重正常人的语病忽视非正常人的语病等缺点。
语病学可进一步充实和调整传统语病分析的内容,根据语言的发展和新的语言学理论,确定和修正规范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是文字上的,也可以是语音、词汇、语法上的。规范标准和语用实践具有游离性,几十年前确立的规范标准,有很多不适合今天的语用现实,五十年代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语文短评》一书,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规范标准大多不能适用。由此可见,语病学应在传统的语言规范问题上层楼更上,不应老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规范标准,应从文化、民俗、心理等不同的角度更多地解剖“约定俗成”这只语言的“杂物箱”。事实上“约定俗成”不是一种理论,它对语言单位的组合和搭配缺少解释力,如何在传统的语病分析基础上,确立和强化语言规范理论,使之具有理论上的解释性,这是语病学研究的一大课题。
2.言语病
言语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言语学有其自身的规律,言语病是话语对言语规律的违背。言语病的类型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
(1)根据话语是否适切得体
话语不适切于听说者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思想性格、文化修养、经历、处境、心绪、听话目的;
    话语不适切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言语与亲近关系相违,与长幼关系相违,与疏远关系相违。与上下关系相违等;
    话语不适切于语境,即话语不适切于时间、地点、场合、气氛、话题、社会文化背景等;
    话语不适切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为话语形式与思想内容不一致,话语内容不合事理等。
(2)根据言语单位
根据言语单位,言语病可分为:句病、句群病、篇章病。句子、句群和篇章都是言语的交际单位,它们各自的语病类型及病因是言语病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语言学界已有人对句群病理进行了研究,又有人提出创建文章病理学,这都为言语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3)根据言语能力
根据言语能力,言语病可分为:说话障碍(口吃、口误)、听话障碍(耳误)、阅读障碍(眼误)、写作障碍(笔误)、翻译障碍(译误),这些障碍的形成有生理、心理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口吃主要是生理原因,口误和耳误、眼误、笔误既有生理原因,又有心理原因。1970年,西德语言学家比尔维施发表《话语错误语言学》一文,1980年西德切鲁比姆主编《话语错误语言学》一书,以及国外《语言学专号》对口误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上海外语学院张宁博士在王德春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就口误的转换生成机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译误最常见的原因是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语言承载的文化不同,目前跨文化交际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耳误、眼误、笔误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语病学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二、语言规范与言语规范
1.语言规范
传统语言学对语言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学风格等方面确定了规范标准,它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对语言病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语言和语言学的发展,传统的语言规范理论在指导人们能动地运用语言上则显得苍白无力。
理想的语言规范理论应该确立以下五个不同层面的内容,并在使用中互为补充:
一是确立正式规范。指语言规则、语言文字政策包括语言规范条例,它是明文规定的规范。
二是确立非正式规范。群体中自发形成的规范,如朋友见面时的问候语,委婉语、流行语等包含的规范。
三是确立所属规范。个体所属的阶级、阶层所具有的阶级方言和阶层方言,个体所属的行业所具有的行业用语,以及性别语言和社会角色用语规范。
四是确立参考规范。个人往往以心目中的偶像作为自己运用语言的准则。偶像语言的影响力及仿效者的模仿度都是参考规范的内容。
五是确立地区规范。某个地区的群体所特有的语言规范,如方言土语对标准语的渗透程度。
这五种规范既包含了语言的规范,又包括了言语的规范。
理想的语言规范理论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规范的视角不仅仅是语言,同时也将视野指向言语,并能正确处理规范与创新的矛盾关系。
第二,应充分考虑到语言规范和言语规范的社会心理。语言规范受制于社会心理,一种新的言语现象的产生,它是语病还是属于言语创新,要看群体的心理接受程度。
第三,语言规范应该有一个适度。一种新的言语现象刚产生时,可能和原有的语言规则相偏离,但是后来这种用法渐渐普及并为人们所接受,量变引起了质变,使它成为一种新兴用法并补充到语言规则中去,以致引起某种语言规范的变化。
2.言语规范
    言语理论旨在揭示言语规律。言语理论的基本模式是:言语即说话,言语交际有五大基本要素,一是言语主体即说话人,二是听话人,三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四是言语环境,五是言语交际工具——语言。
语境是说话的环境,包括说话者、听话者、语言、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所进行的交际是具体可感的,而说——听者之间的关系以隐性的性质参与显性的言语交际。这五种言语要素均可以分别分解成苦干规则。
三、正偏离和负偏离
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言语必须符合语言结构规则,同时又允许出现偏离,这种偏离有正负之分,正偏离是言语创新,负偏离便是语病。言语创新是积极的,它是对语言结构规则的补充,语病是消极的,是规范对象,言语对语言规则的正负偏离从本质上来讲是言语创新和语病之间的矛盾,以往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只限于语法和修辞矛盾关系的研究,这与其说是语法和修辞的矛盾,还不如说是言语的正负偏离之间的矛盾。
“零度”是常规,就是一般的常规的规范的形式,中性的不带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形式。(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偏离是指说话人对已有的、人们掌握的语言常规进行改变,从而打破接受者头脑中已建立起来的对常规型的一种期待。偏离有正负之分,文学作品中有许多非常规的句子,但这些非常规的句子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艺术佳句,艺术佳句是对语言的正偏离,语病存在于语言的负偏离中。考虑一个句子是不是语病,当然有许多制约因素。我的研究生王芬在她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语病的三个平面分析》中提出:
人的思想情感具有无限性、具体性和复杂多变性,但语言的表达却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在常规中寻求突破,那么语言运用中产生偏离就在所难免。偏离有正负偏离之分,正偏离是出于特殊的需要从而打破传统常规,赋予事物以新的文化内涵的变异;负偏离则是一种不规范的语言,是各种各样的语病,它同人们的现实、文化和心理相矛盾,是表达失误造成的不真实、不合常规或对传统文化的偏离。
正负偏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负偏离的长期使用可能变成规范形式。区分正负偏离的标准是是否合乎语境,语境能使一些词语、句式突破社会习惯和语法规范的制约,超越常规,获得一种崭新的意义,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也能使一些负偏离转化为正偏离,实现语言的艺术性。艺术语言与语法病句在形式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但人们可以通过思维基础、表达模式、表达效果、语体风格去辨析。对于艺术语言,我们要用心灵去解读,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而对于语法病句,我们要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就会发现语病所在。
言语对语言规律的突破不是无限的,语言能对言语的变化起到一种制约作用,就是语言在受到相关因素的作用时,语言内部存在着相应的自我调适能力和向外延伸力。
句法的合格性因素。一个合格句的形成是许许多多的语言规范对之制约的结果,所有的语言规范都能得到满足的句子才是我们语言学中的句子,违反这一因素的语病是指从句子表面通过与语法规范的对比就可以发现的错误,包括两类:一是句法上的语病造成不准确甚至相反的理解,另一类是不影响句子的理解甚至能提高表达效果的偏离。
语义的情理性因素。违反语义因素的语病是句子成分之间超出了语义选择限制,也分为两类:违反情理性要求的同时造成理解失当的语病,虽违反情理因素却达到特殊效果的偏离。
语用的有效性因素。违反这一因素的表现是说话人言语交际中使用了语言符号正确的句子,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等,这种性质的语病就是语用上的语病。
语用是句子正误的终极标准。句法上的语病和语义上的语病并不一定全部是错误的,只有语用上的语病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在语用中消极地背离规范标准产生的语病,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违反语用规范的句法上的语病,二是违反语用规范的语义上的语病,三是违反语用规范的常规句子。
语言的发展中有这样一种情形,即曾经被判为不规范的语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如二十世纪50年代就受到批评的“恢复疲劳”、“打扫卫生”等等。又如:“泡桐是我国生长最快的用材树种之一”。有文章分析:“此句属于典型的不合逻辑的病句。既然是‘最快’,就不会是‘之一’,因为‘最’是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但这种用法现在已经非常普遍。
目前有些语言学家对广告中采用破坏固有成语的方式持有异议,认为这种广告会对人们,尤其对青少年产生误导作用,不利于成语的发展,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应当承认的是,这种对固化成语的偏离使用符合人们的认知特性,既然人们有能力理解广告的制作意图并且接纳它,说明它还是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这些足以说明规范标准和语用实践的游离性。
其实规范与不规范是相对而言的,他们处于变化之中,尤其是那些中间状态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变化可用下图表示
 
A C D   E   F B
 
A是规范的一端,B是不规范的一端,C—F处于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进入A系统,也有可能进入B系统。我们确定某些语言现象是否规范时不能全从语言学家总结的规律或一般的逻辑事理去衡量,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有发展就有变化,没有发展就会僵化,有许多变异可能代表语言发展的方向,不能一概否定;语言是客观的,不能用先验的“理想”去套;语言是复杂的,有些现象可能暂时解释不了,但不一定是错误的。新的现象的出现,往往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人开始使用,最初肯定是不规范的。”我们在研究汉语规范化时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灵活的观点去观察,判定语言现象。要把“合语法的句子”与“可接受的句子”区别开来。“可接受的句子”是个语感问题,而“合语法的句子”是一种理论推导的逻辑结果。
四、语病的外因与内因
1.语病存在的外因
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交际,但交际的进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还受文化、心理、生理、社会的影响。语言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所以语病的出现必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语病出现的外因有三大类型:
生理因素。这是在有关语言的生理机制受到破坏的条件下出现的语病,属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这种语病出现的原因是生理方面的,是脑局部损伤导致的言语障碍。比如脑干、大脑内侧皮层或边缘皮层组成网状结构,这一区域损伤边会降低大脑皮层的紧张度,使选择性心理活动难以进行;大脑左颞叶,左顶枕部的损伤使接受和加工言语信息遭到破坏,影响对信息的处理;大脑额叶的损伤影响言语信息的主动加工,破坏言语交际的调节与控制等。
非生理因素。这是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出现的语病,具体可以分为六类:①一般事理不明、专业知识欠缺;②心理因素:由于某种情况造成的说话人心情激动、紧张、恐惧等,常常容易出现与正常的言语表达失调的现象,比如在某人说“我不知说什么好”;③文化差异: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语言、文化、风格的差异,在语言运用上自然会出现不尽相同的情况,有的表意欠准确,有的辞不达意,甚至笑话百出;④思维因素:当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时,话语不是在表达者的大脑中完全考虑好以后说出来的,而是由语义初迹向扩展的线性的外部语言过渡,一边想一边检索一边说出来的,由于情况的突变而改变表达者原有的语言计划从而造成语病;⑤社会因素: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某些语言有其独特的社会语境,比如,中国古代只有天子死才能称为“崩”,如果一般人死了也说“张三驾崩了”,就违反了语言的社会性;⑥无意失误:比如编辑、作家、理论工作者、教师等,按理是不应该在书面语言的表达上出什么错误的,但在他们经手的文字里,仍然有不少语病(不包括他们的知识失误),大都是他们疏忽所致。
智力因素。青少年是出现语病最多的人群,语病出现频率相当高,并表现出独特性。一方面是他们的语言知识不够丰富;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常宝儒先生认为,他们的言语机制正处在初步适应言语交往的阶段,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维方法,对事物的好奇心和表现欲望,促使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以前的习惯和框框。(常宝儒《汉语语言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141页)强烈的表现欲与欠缺的表达能力之间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语言运用中便出现了语病。
2.语病存在的内因
偏离包括大偏离和小偏离,大偏离指明显地改变了交际效果的偏离,小偏离指不引起交际效果的大的改变的可容忍的偏离。“因为劳资纠纷,美国最大的‘灰狗’长途汽车公司6300名司机今天举行全国罢工”。这样一个“有语病”的句子,却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能接受,原因有文化背景的干扰,但句子的句式本身没有问题,使得语病更为隐蔽。语病存在的内因有二:
一是人们的容错能力。大多数语病的存在不影响人们对语句的理解,这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养成了一种对语言的容错能力。正如肖贤彬所说:“人们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语言信息的,而是在日常积淀的知识、经验和语言规范所营造的心理定势的驱动下,通过对某些局部的偶然不合乎语言规则的话语进行必要的整饰和再创造,补足某些缺损的语义信息和语言成分来主动接受语言信息的”。(肖贤彬《语言的“陌生化”与广告词创作》,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人们凭借这种容错能力,可以透过错误的语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
二是语义激活。许多研究表明,先出现的一个词可以激活紧随其后的与之语义相关的词语,这时这个先出现的词可以被称作“先锋词”,而这一激活过程则称作“先锋激活”(priming)。那些在语言结构上经常同时出现的语言单位在语义上具有很强的联系,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经常被作为一个整体经历着连续不断的固化过程。语言单位一旦在人们的头脑中固化,那么它就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激活,即使它的某一部分是以一种偏离的形式出现的,其余的组成成分也可以激活整个认知单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首先是对语义的认知,人们总是自动地将语言单位的意义与它所出现的上下文语境相整合,凭借对病句的上下文乃至全文的理解,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来获得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来意思。由于人们经常调动自己的语义消解能力,能大概理解语句的原意,语病将会永远存在,这是语病存在的内因。
五、正常人的语病与非正常人的失语症
从语言主体看,语病学应研究正常人的语病和非正常人的失语症。
1.正常人的语病
正常人的语病在话语中占的比例极小,据研究,正常人有95%—99%的话语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话语与三种人关系最密切:小孩子、语言艺术家、语法学家。(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小孩子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往往出现不合法的话语,这是语言社会化不可避免的,这和儿童语言习得的特点密切相关。
语言艺术家在言语创新时往往对语言结构规则有所偏离,正偏离的话语成为佳句,负偏离的话语成了语病。
语法学家往往难以从理论上解释正偏离的话语,而常常将负偏离的话语作为抨击的对象。此外语法学家本身为了说明语法规范,往往造出那些病得简单、病得明显、病得生硬,无病装病的病句供学习者去修改。以往的语病分析往往注重表层的语句,而忽视了深层的语句,它只注重生成合法句子的语法规则,而忽视了生成不合法句子的语法规则。
2.非正常人的失语症
失语症是神经语言病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失语症的类型主要有:言语形成的组合性装置障碍、言语形成的聚合性装置障碍、言语理解障碍。([苏]卢利亚《神经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神经语言学是处于心理学、神经学和语言学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研究言语活动的大脑机制及大脑局部损伤时言语过程的诸种变化。现代语言学进入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总的发展趋势是由描写转向解释,人们致力于探索人类生成和理解自然语言的内部机制,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产生、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使自然语言的生成和理解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同时各类脑损伤引起的各种失语症需要进行积极的治疗。神经语言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按理想的要求,神经语言学家必须在相关的诸多方面训练有素,可惜这样的通才并不多,这需要各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神经语言学的困难在于,语言学所获得的成果及所改进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正常人的语言为对象,而语言的神经学研究是以非正常人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因此,研究者曾对神志清醒的患者用电流刺激其大脑皮层来诱发暂时的失语,以确定语言不同功能在大脑中的部位。也可以根据病人失语症的不同特点(失读、失写或语音、语法、语汇、语义等不同层次上的障碍)来判定病人脑损伤的部位,进行康复治疗。
六、建立汉语语病学的价值
   汉语语病学的建立可以弥补传统语病分析的不足。传统的语病分析只研究语言文字病,它仅从语言结构规则本身确立语音规范、语汇规范和语法规范,比如在语法规范上,简单分出词类误用、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颠倒、句式杂糅等病类,这些病类病得明显、病得简单,并将语病限制在语言结构符号体系之内。而现当代语言学将言语也作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与此相应,语言规范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同时也包括了言语,顺理可推语病学应该既研究语言病又要研究言语病,这才顺应了现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汉语语病学拓宽了神经语言病理学的研究视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神经系统与人类自然语言的形成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方面的病理障碍。神经语言学中的神经语言病理学是研究与大脑神经系统相关的语言错乱现象,有人因此提议叫失语症学。我们所建构的语病学除了研究失语症外,还研究因违背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而产生的正常人的语言病和言语病。从这一点上讲,语言病理学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实用价值。
    汉语语病学从更广阔的语境中确立规范标准,为人们能动地利用语言规律和言语规律进行言语创新以及有效地防治语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特定的语境中,有语言病的语句有时未必有病,如“糕糕、糖糖”之类作为儿语,让小孩儿讲出就显得自然,让成人用来交际就有语病。有时无语言病的语句在特定语境中也可患上言语病,“你长得很苗条”这句话对青年女性来说是一句恭维话,并无语言病,但对孕妇来说无疑是一种讽刺,这种不得体的话语就患了言语病。又如,“麦浪”是新造词,而“矗耸”是生造词。语病学将语境作为语言规范的重要参考项,更多地从动态交际的角度衡量言语现象是否符合规范,为言语的正负偏离提供了理论解释,为人们能动地运用语言进行言语创新提供了依据。
汉语语病学跳出了传统语病分析的圈子,将视角指向所有运用语言的人(包括正常和非正常的人)。由于视野的开拓,研究内容的丰富,需要语言学、言语学、神经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在学科性质上,语病学是以上学科相接缘的产物。
由于语病学的研究对象是正常人的语言病、言语病和非正常人的失语症,与此相应,语病学的基础理论是:语言规范理论、言语理论、神经语言学理论,这三大理论奠定了语病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社会心理语言学理论、文章学理论都会程度不同地对语病学起作用。至于研究方法。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如对语言病可采用统计法对语病类型出现的频率进行研究;对言语病可置于动态交际的语境中加以检验。但从总体上来讲,语病学的研究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句法、语义、语用的层面上研究语病生成的句法规则、语义规则、语用规则,研究表层语病和深层语病的转换关系,这种研究是语言学因素的研究。二是研究非语言的因素,研究听说者的主客观因素以及语境因素与语病之间的关系。三是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失语症和听、说、读、写、译方面的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本书参考了作者以前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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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汝建 陈从耘 1992:《年代之交的修辞学审视》,《黄淮学刊》第2期。
孙汝建 1992:《度范畴:修辞学研究的新视角》,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六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孙汝建 1993:参编《写作与例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孙汝建 1993:《跨出系统:艺术语言的创建——评骆小所新著<艺术语言学>》,《云南师范大学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价》1994年第1期全文复印。
孙汝建 陈从耘1993:《注重人、机两用的汉语研究实践与理论》,《自贡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孙汝建 1993:《从符号本位走向人本位——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的困境与出路》,《师专教育》第1-2合期。
孙汝建、陈广德1993:《论黎运汉教授的语言学思想》,《鞍山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 1993:《接受修辞学的理论架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第6期。
孙汝建 1993:参编《习作引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孙汝建 1994:《接受修辞学》,《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1期。
孙汝建 陈从耘1994:《从语法比较走向比较语法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1994:《言语的冗余和语言的冗余》,《南通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咸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王德春、孙汝建、姚远1995:《社会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5:《“的”、“地”分合的利与弊》,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语文建设通讯》总49期。
孙汝建1995:《结构助词“的”、“地”的分合问题》,《扬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孙汝建1995:《汉语性别变异的社会心理探索》,《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第2期“首次文摘”栏目。
孙汝建1996:参编《中国民俗语言学》(曲彦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6:参编《俚语隐语行话词典》(曲彦斌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6:《关于量词“个化”论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6期全文复印;《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年第3期文摘。
孙汝建1996:《委婉的社会心理分析》,复旦大学《修辞学习》第5期。
孙汝建1996:《性别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梦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孙汝建1996:《与语音有关的性别差异》,《南通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1996:《中国古代人名的性别差异》,《江海纵横》第3期。
孙汝建1996:《茅以升〈中国石拱桥〉的一个悬案》,首都师大《中学语文教学》第4期。
孙汝建1997:《性别与语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孙祥斌 孙汝建 陈从耘1997:《建筑美学》,学林出版社(上海)1997年3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7:《言语的句子与人称代词的相互影响》,《南通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1997:《语气与句子的表述性》,《师专教育》第3期。
孙汝建1997:《社会心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修辞学会编《汉语修辞学研究和应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8:《语气和语气词研究》,1998上海师大现代汉语专业博士论文,导师张斌。
孙汝建1998:《现代语言学研究》,香港大名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8:《论“目的”、“用途”、“语气”的关系》,《南通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1999:《语气和口气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9:《与象声词有关的几个问题》,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语文建设通讯》总61期。
孙汝建1999:《句类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江苏省语言学会《语言研究集刊》(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孙汝建1999:《句中语气词的选择限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孙汝建1999:《三个平面理论在语法教学中的运用》,《深圳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师院教育》第4期。
孙汝建2000:《“之所以”起句的规范》,《语文建设》第6期。
孙汝建2000:《汉语语调的语气和口气功能》,《南通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1期文摘。
孙汝建2000:《现代汉语教学的困境与出路》,《师院教育》第1期。
孙汝建 陈广德2000:《论黎运汉教授的语言学思想》,曾毅平、刘凤玲主编《修辞 语体 风格——黎运汉教授70华诞纪念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0:参编高等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汉语》(上编、下编;马景仑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0:《异性交往中的语言表达差异》,上海电台2000年10月30日19时《推普乐园》节目中播出;2000年10月27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第二版。
孙汝建2001:《汉语语用学探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1:参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张斌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9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1:《汉语修辞中的暗示》,《修辞学习》第5期。
孙汝建2001:《从女旁汉字看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汉字文化》第3期。
孙汝建2001:《言语交际的社会心理基础》,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香港现代教学论坛杂志》第3期。
孙汝建2001:《语言的人际认知功能》,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香港现代教学论坛杂志》第5期。
孙汝建2001:《句子的表述性特征》,《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孙汝建2001:《社会化进程中的母语习得与外语学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5期文摘。
孙汝建2001:《精彩演说的秘诀》,哈尔滨师范大学《教书育人》第10期。
孙汝建2001:《委婉的社会心理分析》,中国修辞学会编《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1:《言语禁忌的社会心理观》,《教学研究》第1期。
孙汝建2001:《婉曲批评的方法与原则》,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第12期。
孙汝建2001:《塔布心理对汉语修辞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增刊。
孙汝建2002:《提升南通文化品味的几点思考》,《南通江海文化》第4期。
孙汝建2002:《修辞理论与修辞方法》,[韩国]新星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2:参编《汉语通论》(马景仑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2:《党派工作应正确处理几个关系》,南通市政协研究室《政协工作文摘》第2期。
孙汝建2002:《言语交际的四大障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疆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语言与翻译》第1期。
孙汝建2002:《句子分析的三个平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孙汝建2002:《塔布心理对语言修辞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民族语文》第4期。南通师范学院主办《师院教育》2003年第1期“学术前沿”栏目文摘。
孙汝建2002:《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南通师范学院主办《师院教育》第1期。
孙汝建2002:《语气词在复句始发分句句末的选择限制、口气功能和语用特点》,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主办《现代教学研究》第6期。
孙汝建2002:《文の分类基准问题再考》,[日本]日中言语对照研究会主办《日中言语对照研究论集》第4号(2002年5月),用日文发表。
孙汝建2002:《句子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教学说明与自学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2:《标点符号的语气、口气表达功能》,(香港)中国教育家协会主办《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第6期。
孙汝建2002:《把握“三新”“三走进”》,2002年12月14日《南通日报》理论专版。
孙汝建2002:《市政协委员孙汝建提出:城市品牌化 文化产业化》,2002年1月29日《江海晚报》头版。
孙汝建2002:《江海文化研究八人谈》,《南通江海文化》第3期。
孙汝建2002:《提升南通文化品味的几点思考》,《南通江海文化》第4期。
孙汝建2003:《现代汉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2009年1月第二版。
孙汝建2003:《把握“三新”“三走进”》,民进江苏省委员会主办《江苏民进》第1期。
孙汝建2003:《关于“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的再建议》,民进江苏省委员会主办《江苏民进》第1期;2003年2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简报》第1期《江苏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案目录(一)》;2003年2月28日江苏电视台“江苏新时空”频道“机会面对面”栏目专访;《再提“朝九晚五”》,2003年2月16日《扬子晚报》;《关键词:朝九晚五》,2003年2月16日《现代快报》;《商务南京之“朝九晚五”影响楼市?》,2003年2月28日《现代快报》。
孙汝建2003:《提升南通文化品味的几点思考》,《南通人大》第11期。
孙汝建2003:《民进工作应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民进江苏省委员会主办《江苏民进》第2期。
孙汝建2003:《劝说的理论与技巧》,《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孙汝建2003:《关于提升南通城市文化品味的六点对策建议》,2003年1月16日《南通日报》。
孙汝建2004:《答问策略六种》,《修辞学习》第6期。
孙汝建2004:《肯定与肯定焦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
孙汝建2004:《句子的否定与句子的局部否定》,《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刘相臣 孙汝建2004:《白璧之微瑕——〈说文解字〉不足之表现及原因》,《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汝建2004:参编《大学修辞学》(王德春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4:《关于南通方言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民进南通市委在南通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 《南通话,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2月24日《江海晚报》第三版。
孙汝建2005:副主编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5:《“X是X”的同语反复格式》,《汉语教学与研究文集——纪念黄伯荣教授从教50周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5:《何必在地狱门前才悟人生真谛——读〈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有感》,《南通人大》第4期。
孙汝建2005:《贪欲当遏 监督当严 惩罚当密》,《南通日报》2005年3月16日。
孙汝建2005:《句末语气词的四种语用功能》,《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孙汝建2005:《我的人生信条:知不足,不知足》,《中外影视文摘》第5期。
孙汝建2006:《修辞的社会心理分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6:《从言谈举止捕捉交际信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孙汝建2006:《现代语文观与语文素质教育》,景圣琪主编《大学语文》(素质教育版)序言,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6:《句中语气词对句法位置的选择制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
孙汝建2006:《语气词口气意义的分析方法》,《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
孙汝建2006:《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与重建》,民进江苏省委员会主办《江苏民进》2006年第3期。
陈丛耘 孙汝建2006:《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与重建》,《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期。
孙汝建2006:《修辞的Taboo心理分析》,王德春、李月松主编《修辞学论文集(第十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6:《中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研究》,教育部第25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论文。
孙汝建2006:《〈现代汉语〉黄廖本如何应对“三个平面”?》,2005年11月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收入《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内部印刷)。
孙汝建2006:《句子定义的三个平面解读》,2005年11月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收入《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内部印刷)。
孙汝建2007:《口语交际理论与技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2007年1月第1次印刷,2008年2月第2次印刷。
孙汝建2007:主编《江风海韵弹奏青春节拍》,群言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7:《语言的偏离与创新》,《时代文学》第12期。
孙汝建2007:孙汝建《你来了就不想走——品味南通文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办《民主》第2期。
孙汝建2007:《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与重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办《民主》杂志第5期;2007年9月11日《团结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办)以《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为题转摘。
孙汝建2007:《构建和谐社会与人大的五个“大有可为”》,《南通人大》第10期;2007年9月26《南通日报》。
孙汝建2007:《关于整合我省特殊教育资源的建议》,江苏省委党校《直通车》(省委领导内参;2007年4月)。
孙汝建2008:主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读本》(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8:《句子定义的三个平面解读》,《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孙汝建2008:《性别因素对人称代词的影响》,《开封大学学报》第3期。
孙汝建2008:《李杰﹤现代汉语状语的多角度研究﹥序》,李杰著《现代汉语状语的多角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
孙汝建2008:《参在关键处 议在点子上》2008年3月13日《人民政协报》。
孙汝建2008:《“纪念五一口号”是多党合作的里程碑》,《江苏民进》第2期。
孙汝建2008:《政治交接“交什么”?接“什么”?》,南通市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联合指导小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是在正道上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心得汇编》(2008年6月;内部编印)。
孙汝建2008:《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2008年1月29日《南京晨报》。
孙汝建2008:《百般红紫斗芳菲》,江苏省如东县马塘中学《晓塘风韵》(《南通教育研究》特刊)序言(2008年6月内部编印)。
孙汝建2008:《关于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建议》,《江苏省政协十届二次常委会议大会发言材料(二)》,江苏省政协办公厅2008年5月。
刘相臣 孙汝建2009:《也谈名词和名词短语的差异》,《时代文学》第2期。
于晓日2005:《现代汉语歧义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史彩霞2005:《与虚词有关的语序问题》,南京师范大学2005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王芬2005:《现代汉语语病的三个平面分析》,南京师范大学2005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刘相臣2005:《现代汉语名词和名词短语的功能差异略论》,南京师范大学2005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陈俐2006:《南通方言语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仇栖锋2006:《汉语焦点研究的几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2006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王文娟2006:《现代汉语“由”字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李媛媛2007:《文章标题的语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李媛莉2007:《口语广告和书面语广告的衔接差异》,南京师范大学2007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任小燕2007:《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泰国]林娜然2007:《与五官有关的汉泰成语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马来西亚]陈慧紫2007:《汉语和马来语双重否定句对比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周文进2008:《现代汉语多项状语语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葛宏伟2008:《现代汉语否定焦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孙苹2008:《<雷雨>语气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杨荣华2008:《“大\小”的对称与不对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刘庆华2008:《校训语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陈丛耘2008:《汉语与性别关系的几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郭立萍2008:《现代汉语外来词译音成分的词缀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朱培培2010:《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南通地名研究》,南通大学2010届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孙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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