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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语修辞的基本方法——选词炼句

发布时间:2013-01-12  来源:原创  作者:主编:钟敏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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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汉语修辞的基本方法——选词炼句

          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
                                                     ——刘琪《助字辨略·自序》
                                第一节  声律协调的音乐之美
各种文学作品既是给人看的,也是给人读的,读起来琅琅上口的作品,才能有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感染力。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强调,文章要达到“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词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其实不仅是文学作品,即使是在平时的交际中,注意自己言语的韵律,也会给交谈带来愉悦之感。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都十分重视词语的韵律美。李渔先生在《笠翁偶集》中写道:“宾白之学,首务铿锵。一句聱耳,俾听者耳中生棘;数言清亮使观者倦处生神。”连老外黑格尔也这样说:“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富于意象的富丽辞藻还要重要,”[1]p168  可见韵律的协调对于文章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一、汉语音节的基本特点
和印欧语比较,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自有它独特的地方。汉语是个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而一个音节在结构上,一般由声母(包括零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组成。如“xiàn这个音节的声母是x,韵母是ian,声调是去声。汉语音节这个特点,给汉语修辞关注“双声、叠韵、平仄及押韵创造了条件。汉语音节的声母(零声母除外)一般是由辅音音素来充当的,韵母一般是由元音音素充当,鼻韵母是由元音音素和一个鼻辅音音素组成。韵母在结构上又可以分解为韵头、韵腹和韵尾,如“xian这个音节的韵母是“ian”,其中“i”是韵头,“a”是韵腹,“n”是韵尾。汉语韵母的韵头、韵腹均由元音音素充当,韵尾由元音音素或者鼻辅音音素充当。汉语韵母有一个特点,即,一个韵母可以没有韵头,也可以没有韵尾,甚至可以既没有韵头,也没有韵尾,但必须要有韵腹,韵腹是韵母、乃至是一个音节的关键。除此之外,汉语还是有声调的语言,汉语的声调主要取决于音高的变化,形态高低起伏。因此,汉语的语音就具备了以下特点:
(一汉语音节结构以元音音素占优势。因为一个音节必须要有韵母,而一个韵母又必须要有韵腹,韵腹都是由元音音素充当的,因此,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必定有元音音素,有的还会有两三个元音音素。如“xiào”这个音节中韵母是“iao”它是由“i”、“a”、“o”三个元音音素构成。像这样的由两或三个元音音素构成的韵母还不少。元音有人也把它称之为“乐音”,汉语音节中元音音素占优势,因此,汉语音节乐音含量高,音乐性强,读起来既柔和协调又响亮动听。
(二)汉语音节没有复辅音做声母,也没有复辅音做韵尾。因此,在音节中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相连出现的情况。这样,就使得音节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明朗。说话时,音节组合也比较自由灵活。而且,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浊辅音较少,22个辅音中,只有“m、n、ng、l、r”等几个。古代的浊辅音“帮、滂、并、明”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清化,读起来清晰柔和,比较好听。
(三)汉语音节有四个声调,而且,大多数音节均有声调。世界上的语言,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语言时有声调的。但是,汉语声调的表现是在一个音节内的高低升降的变化,这是比较特殊的。汉语的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妈mā、麻má、马mǎ、骂mà,这几个音节声母、韵母均相同,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是声调。汉语的声调除了有表意的功能外,还具有潜在的审美作用。汉语的声调使用得当,还能使话语抑扬顿挫、起伏有致。如“山明水秀、花红柳绿”,“红军不怕远征难”就比“乌鸦高飞天空当中”,“我有五把纸雨伞”好听多了。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代汉语的四个声调是“平、上、去、入”。在平仄的归类上,大致是现代汉语的阴平、阳平归平声;上声、去声归仄声。古代汉语的平声归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归仄声。讲究平仄,是汉语诗歌的特有形式。
二、汉语韵律的文化特性
由于以上特点,汉语成为最具音乐性的语言之一。要让汉语的音乐性发挥到极致,要靠使用者对其声调、音韵、音节的调节上。
(一)声韵和谐悦耳
汉民族的传统观念是非常重视“和谐”的。汉民族认为,只有和谐,才能“天地住焉,万物育焉。”因此,在汉民族的价值观中,“和谐”至关重要。这个观念也在语言中得到体现。郭沫若先生就曾经在《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中说:“和谐是诗的语言的生命。”岂止是诗,一切文学作品,还有交际中的话语,都应当讲究声韵的和谐。汉语是音节文字,一个音节在结构上又可以分成声、韵、调三个部分,汉语语言的这个特点,使语音的调配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要做到“声韵和谐”,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恰当使用双声叠韵词
所谓双声,是指一个词的两个音节的声母相同;叠韵,是指一个词的两个音节的韵母相同。古人对双声叠韵有过这样的描述:“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取其婉巧”。从语音的原理上分析,汉语音节具有声短韵长的特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分析双声与叠韵的作用时曾说:“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恰当地使用双声词或叠韵词,能使语言或促节或荡漾,充满音乐之美。 
  ①“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中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诗》)
诗中的“廖落”“干戈”“流离”均为双声词。
  ②茫茫黑夜夜芬芳,闪闪灯光光宁静
(刘白羽《歌唱李仁杰》)
其中“芬芳”是双声词,“宁静”是叠韵词。双声叠韵间杂使用,把人们带入一幅和谐、静谧的夜景图中。
  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其中“惨淡”叠韵,“淋漓”双声,它们所表现的哀婉、凄切之情,深深地感染了读者,时时向人们发出“不能忘却”的警示。
现在,一些精明的商家,为了使广告语更广泛地为大众接受,广告语也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的用法。
双声:喝了喜洋洋,人生更辉煌。           
    (喜洋洋酒广告)
叠韵:脆嫩芳香,泡菜之王。          
         (四川新繁泡菜广告)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汉语古今语音的变化,有的字的声母或韵母改变了原来的读音,在考察古代作品的双声或叠韵时,应该注意这些变化。
2、重视押韵合辙
讲究声韵和谐,不能不重视押韵合辙。所谓押韵,就是指在诗文中,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叠韵字)放在句尾。这样,相同或相近的音韵有规律地在文中出现,渲染了作品的气氛,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同时,由于音韵有规律地回环往复,就使语言音调和谐,充满节奏感和音乐美。所谓合辙,是押韵的通俗说法,意指用韵好比前轮碾过,后轮轧上,辙迹完全重合。在写作时,押韵合辙能使语言前后呼应,并形成语音音调的和谐之美。在汉语修辞学中,合辙押韵就是语音层面的同义手段。如:魏巍《依依惜别的深情》:“在那山径上,碧水,姑娘们飘着彩色长裙,顶着竹、水,走回开满波斯菊的家。” 其中“边、篮、罐、园”押“寒”韵,合“言前”辙,符合语音层面上的规则,读来顺口,听来悦耳,给文章增添了不少韵味。
另外,不同的押韵方式,还能形成不同的音响效果。若合“江阳”或“中东”辙,则有阳刚之美;若合“遥条”或“人辰”辙,则有柔和之美;若合“一七”、“姑苏”辙,则有凄婉之美。虽然在写作时,对作品的合什么辙,押什么韵没有硬性的规定,但韵、辙运用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表情达意的效果。
杜甫《闻官兵收复河南河北》:
剑处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
 “裳”“狂”“阳”押唐韵,合江阳辙。江阳辙唐韵声响宏亮,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喜欲狂”的状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解说词:
灵车,万众心相。哭别总理心欲,八亿神州泪纷
红旗低,新华门前洒满。日理万机的总理啊,您今晚几时
其中“队、随、碎、飞、垂、泪、回”的韵母相同或相近,合辙押韵,且押“微”韵,合“灰堆”辙,开口度小,声音细微,读来哀婉悲凉之音回环绕耳,不绝如缕。人民群众哭送总理时悲痛欲绝之状,宛然可见。
一些广告语为了使广告琅琅上口,也非常注意押韵。如:
康师傅方便面,好吃看得见。    
(天津顶新国际集团康师傅方便面广告)
要食人间美味,唯有漯河双汇。           
(双汇火腿肠广告)
谁说只有妈妈好,爸爸当然有一套。    
(广州喜乐食品广告)
食龙丰,万事通。          
        (山东龙丰集团龙丰方便面广告)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些古代作品,在今天用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来读,已经不完全符合押韵合辙的要求了。有的是韵母发生了变化,有的是声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入派三声的变化。因此,在考察古代作品的合辙押韵情况时,要考虑到这些变化。
3、叠音运用,充满乐律感
叠音,又叫叠字,就是指音节的重叠。用这种方式构成的词叫叠音词。通过叠音来构词,也是汉语里具有民族特色的语法现象。如:朗朗、灿灿、轻轻、弯弯等。写作时恰当地使用叠音词,可突出词语的意义,“用以表情达意,便显得更为情深意切;用以拟声状物,则显得传音尽态;用以渲染气氛,描绘意境,则气氛更加浓郁,意境更加深邃。”[2]p97同时,又赋予文句特殊的音乐美感,收到音意兼美的效果。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用六个叠音词,声情文情并茂,传神地勾画了一幅少妇赏春图。美景美女、美不胜收,且音节和谐悦耳,格调清新柔美。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戚戚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李清照《声声慢》)
以一连串的叠音词开头,且大多为齿音,发音清细而柔弱,表现出作者凄苦的心境,别具匠心。这首词无论在表情达意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抑或是审美情趣上,都无愧为千古绝唱。
 ③他(宋朝义)本来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为了不做夸夸其谈的浮躁知识分子,为了与农村的人们打成一片,他学得常常木木讷讷,有时候故意把话说乱,丢三落四,吭吭咳咳咹咹
(王蒙《高原的风》)
“木木讷讷”、“吭吭咳咳咹咹”一连串的叠音,把宋朝义为摆脱知识分子形象,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④陈年的腐叶在它的脚下沙沙地响着;凤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
(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沙沙、飒飒、嘤嘤、笃笃”,四个摹声的叠音词一起使用,构成了一曲美妙的森林交响乐。
    ⑤我背着黄灿灿、松软软、香喷喷的锅盔离开了家,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头看,母亲还站在路边。
               (依娃《锅盔  煎饼  石子馍》)
“黄灿灿、松软软、香喷喷”这些叠音词不仅写出了“锅盔”的香美,也写出了母亲对儿女的感情及女儿对母亲的依恋。
更妙的是,居然有人用叠音的方式组成了一首小令:“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姣姣嫩嫩,停停当当人人。”(乔吉《天净沙·即事》)苏州网师园也有一幅由一系列叠音组成的对联:   “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朝朝暮暮”非常有趣。
在广告用语中叠音的现象也比较多。如:
 香浓滴滴……情意绵绵           
   (喜来福速溶奶茶广告)
 小别意酸酸,欢聚心甜甜             
                   (台湾酸梅汁广告)
  你一口,我一口,酸酸甜甜小两口    
 (小两口软糖广告)
  皓齿莹莹,款款深情      
             (速白牙净广告)
 潇潇洒洒雪梦莱,年年岁岁有风采
      (雪梦莱皮装广告)
 艳艳浓水绿,鲜鲜玻璃绿,纯纯宝石绿,娇娇鹦毛绿,嫩嫩青葱绿,浓浓菠菜绿,条条丝瓜绿,明明阳俏绿,点点梅兰绿,静静荫花绿,闪闪祖母绿                     
(上海龙凤金银珠宝商店广告)
  (二)平仄抑扬跌宕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汉语同印欧语言在语音上的区别之一,就是汉语存在着非音质音位——四声。汉语与汉语的声调不仅可以区别意义,还可以用它的抑扬起伏,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美。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分析说:“凡声有飞沉。”顾炎武在《音论》中也说过:“平声最长,上声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余音矣。”通过声调的合理组合,来达到语言的最佳的审美效果。老舍先生在《小花朵集·戏话浅论》中曾说过:“在汉语中,字分平仄。调动平仄,在我们诗词形式发展上起过不小的作用。……其实即使写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应该考究。”
平仄是声调的问题,也是汉语特有的音调的修辞方式,同时也体现了汉民族阴阳二元化的哲学观念。“平”指平的调子,“仄”指不平的调子。平声平直而高昂,仄声婉转而低沉。古人写诗作文,非常讲究平仄的交替。在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分为平仄两大类,“平”指平声,“仄”指上、去、入声。古代的平声到了现代分化为阴平和阳平,古代的入声字也有近一半现代读成阴平、阳平。一般来说,平声读起来平缓一致,仄声读起来曲折多变。古代的诗词文赋非常讲究平仄,平仄必须中规中矩。现代文对平仄的要求没有古文那么严格,但在写作时,如果能有意识地适当调整句子的平仄,也会给文章增添音律的美感和情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登鹳雀楼》)
整诗的平仄是这样分节的:“| | - - |- - | |-| - - | || | |- -。句中平仄相间,句与句平仄相对,读来抑扬起伏,听来和谐悦耳,的确如歌一般。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江南》)
上面词的平仄规律如下: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抑扬,起伏有致,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乐曲。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
                            (鲁迅《秋夜》)
“离去人间”,平仄平平;“避开枣树”,仄平仄仄。每句平仄相间,两句平仄相对,读起来抑扬顿挫,有波澜起伏之感。
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郁达夫《故都的秋》)
“芦花”平平,“柳影”仄仄,“虫唱”平仄,“夜月”仄仄,“钟声”平平,形成“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的节奏,抑扬有致,柔美和谐。无论是读出来,还是听起来,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有时,为了满足平仄的需求,可以调换固定词语的顺序。如: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粉骨碎身”若换成“粉身碎骨”则平仄就不合声律要求了。
(三)音节错综匀称
汉语的语音大多数为单音节语素,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的词以双音节为主。应该说,汉语词的双音节化,是人们对物理世界客观事物认识深化的一个结果。同时,双音组合更能给人以平稳匀称的听觉与视觉效果。另外,汉民族在重和谐的心理作用下,还有着很浓重的尚偶心理,喜欢成双成对。这些,大概也是词的双音化的原因之一。汉语的词汇在双音化的同时,还保留了相当多的单音节词。由于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是词序,因此,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功能灵活自由,单、双音节词语或错综排列,形成长短相间的语义节奏;或单、双相对独立,形成整齐划一的语音节奏。一般说来,讲究音节的匀称,讲究搭配,就要在遣词造句时,单音节词与单音节词搭配,双音节词与双音节词对应,多音节词与多音节词相匹。这样就使各个句子的音节数相同或相近,具有节奏和谐之美。音节匀称,读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易记易传。但也要注意“同”和“异”两要素的交替出现。有时,为了是话语或文章产生活泼的效果,也可以音节单、双参差使用。因为人类心理都爱好富有变化的刺激,汉民族也不例外。这样,单、双音节配搭使用,就避免了行文的单调呆板,从而产生一种错综变化之美。但是,不能以追求节奏美而损害意义的表达,汉语的声音节奏与意义节奏是相对统一的。
海客│淡│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句式上“五言七言相间”差落之中见齐整。音节上反复使用二一二,二二一二音节,同时,音节单双交错,整齐上见错落。
 (我们含泪)伫立│桔子洲头,漫步│湘江峭岸;回│清水塘,登│岳麓山;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
(毛岸青、邵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先二四相间,又一三相间,再二二二整用。既注意参差错落,又相对整齐匀称,使句式在错落之中显示匀称之美。
 (不是有许多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
(秦牧《土地》)
三个偏正短语,都是四二音节(助词“的”不算),节奏感强烈,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优美悦耳,大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表达效果。
秋已至,天渐凉,鸿雁正南翔。
  红花谢,寒气涨,冷时添衣裳。
  看枫叶,看菊黄,霜重色浓更清香。
  送如意,送吉祥,飘飘洒洒送安康。
               (手机短信)
 有时,为了音节的和谐对称,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无足轻重的字词。如李文瑞《水边拾零》:“朱元璋特令常州军区司令汤和,以溧阳羔羊,金坛封缸美酒,送往前线犒劳三军。”这句中“溧阳羊羔”是二二音节,若对“金坛封缸酒”是二三音节,读起来比较别扭。于是,作者在“封缸酒”这个专有名词中嵌入“美”字,使之变为二二二音节,与“溧阳羊羔”形成和谐。
有时,为了协调音节,甚至可以把复姓“司马”压缩成一个音节的“马”姓。李延寿《北史·崔挺传》:“崔昂上书写道:‘屯田之设,曹魏破蜀,业以兴师;马晋平吴,兵因取给。’”其中“马晋”中的“马”是复姓“司马”的压缩,为了与上下文的四字格构成和谐,压缩了姓氏字数。
以上,字数的增加也好,压缩也好,都不会影响文章的理解。这些,都是音节上同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的技巧。
三、韵律专题研究——汉语成语中的平仄之美
  修辞学家王希杰先生说:“对语言美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微观得体性首先就表现在对语言美质的追求。对语言美质的追求又首先表现在对语音美质的追求上。”[3]p353华夏民族是个极爱美,且审美能力极独特的一个民族,而这种独特的审美能力又被其独特的哲学观所左右。即使是在创造语言时,也处处渗透着华夏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汉语的“四声”,就可以略窥汉民族喜波澜起伏,而不喜平淡无奇的性格。然而,波澜起伏也决不是无节制的,无约束的胡乱起伏,而是讲究一定的格式,一定的规则的。因此,就有了以讲究平仄的格律诗词。作诗作词时,决不能一味地平或一味地仄,必须是平仄相间,形成抑扬。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记》中说:“一简之内,韵尽殊。”就是说,平声同仄声应当交错使用,不得连续运用,这也体现了古人“阴阳合德,刚柔有体”以及“阴阳相倚,刚柔相推”的哲学思想。比如成语“不知肉味”就体现了这种美感。
“不知肉味”语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说的是孔子在齐地偶听《韶》这首乐曲,深深被其美仑美奂,至善至美,优雅动听,如泣如诉的旋律所感动,竟痴迷到三个月之久,吃什么美味都味同嚼蜡,连肉的滋味都分辨不出的地步。我们无法体验《韶》乐到底如何动人心魄,但使人难忘的曲子一定是具有抑扬之美的曲子。一味地昂扬激奋,人的神经难以承受,同时,一味地柔软靡靡,也易使人昏昏欲睡。成语“不知肉味”同样也使用了抑扬手法,使语词的音响起伏有致,充满美感。“不知肉味”四个音节,“不”是去声,古入声,归入仄声;“知”是阴平,归入平声;“肉”、“味”皆为去声,“肉”古为入声,归入仄声,组合起来形成仄平仄仄的格式。(1--11)第一音节与第三、四音节为仄声,用普通话来读都是去声,调值51,起音高收音低,在音标线上,从高一直降到最低,幅度较大。第二音节是阴平调值55,起音高高一路平,比较平缓。把它间夹在三个仄声中,起到调节缓冲的作用,读起来,波澜起伏,抑扬有致,朗朗上口。优美的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工作之余,能听上一首好的曲子,确能使人身心愉悦,困乏顿消。孔子听“韶”,三月不知肉味,不仅说明“韶”乐的优美动听,同时也把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与他的对事业的专注,执着是分不开的。能写出使听者“不知肉味”的曲子固然不易,然而能听出其中的妙处而“不知肉味”者,更是知音难觅。“不知肉味”其实就是忘我、无我,把我与追求融为一体,因此,“不知肉味”又形容专心学习,以至吃东西辩不出味道。后来,又有人把“不知肉味”,用来形容生活困难,久无肉吃,而竟忘却了肉的滋味。现在,“不知肉味”的最初意义以及后来引申出的两个意义,三义并存,都可使用。只是前两个意义,含有褒扬之意,后一个意义具有贬抑之感。
综观《中国成语词典·A部》中成语共114条,平仄搭配格式共16种,其中平起8种,仄起8种.
平起的八种格式为:
平平平平(――――)                
如:哀丝豪竹,安如磐石等共3条
平平平仄(―――1)
如:哀裂燕食,换肩擦背等共11条
平平仄平(――1-)                 
如:哀而不伤,安如泰山等共4条
平平仄仄(――11)
如:哀兵必胜,哀鸿遍野等共23条
平仄平平(-1――)                 
如:安富尊荣,安马劳神等共4条
平仄平仄(-1-1)
如:哀感顽艳,安堵如故等共6条
平仄仄平(-11-)        
如:安步当车,安不忘志等共7条
平仄仄仄(-111)
如:哀毁骨立,安分守己等共5条
仄起的八种格式为:
仄仄仄仄(1111)         
如:爱不忍释,爱远恶近等共5条
仄仄仄平(111-)
如:按部就班,按甲寝兵等共5条
仄仄平仄(11-1)       
如:矮小精悍,爱莫能助等共6条
仄仄平平(11――)
如:爱富嫌贫,按甲休兵等共11条
仄平仄仄(1 — 1  1)             
如:爱才好士,爱才若渴等共7条
仄平仄平(1  — 1 —)
如:爱毛反裘,黯然销魂等共3条
仄平平仄(1— — 1)              
如:爱财如命,爱民如子等共8条
仄平平平(1 — — —)
如:爱国如家,爱屋及乌等共6条
平仄搭配格式各种所收词条,分布不均,其中平起以平平仄仄(— — 1  1)格式为最多,约有23条。仄起以仄仄平平(1  1 — — )为最多,约11条。平起则以平平平平(— — — —)为最少,仅有3条。可见,先人在创造成语时,也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了平仄的调节,使之互补。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说话、作文时一直是一个调值,无抑扬起伏,说者费劲,听者乏味,更无美感可言。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M](第三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王占福.古代汉语修辞语用美感形态简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0.96-102
   [3]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思考与练习二
1. 汉语的音节的哪些特点为韵律的协调创造了条件?试着与英语比较一下。
2.怎样才能做到声韵和谐?在手机短信中找出例子说明。
3.结合英语的语音特点,谈谈汉语“平仄”在修辞上的作用。
4 .找出你家乡俗语中符合韵律协调的例子,并加以分析。
5.下列这些句子在音韵的协调上有什么特色?
   ⑴陕北高原山连着山,
     一层层枣林红上了天。
     一阵阵秋风过山梁,
     一阵阵甜来一阵阵香。
   ⑵这个枪法实在惊人,落时如乌龙摆尾,举时像鸾凤朝阳,枪风阵阵,冷风飕飕………。
   ⑶一走近“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来飞去,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7.分析下列文字中的韵律锤炼体现了汉语的哪些特色?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厣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帮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折[叨叨令]
第二节  词语恰切的意蕴之美
一 、汉语词汇的基本特点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建筑材料,语言这座摩天大厦不会从天而降。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词汇系统是反映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同时,词汇系统又是受到民族文化制约与影响最为明显的部分。词汇一般是指一种语言里所有词语、包括词和固定短语的总汇,因此,词汇又叫语汇。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积累中,汉语的词汇库中,储存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词语。如“看”,在语言世界里属于显性同义的就看得五花八门:瞧、瞅、视、见、睹、望、眺、瞭、瞻、瞰、顾、盼、窥、觑、盯、瞄、瞋、瞪、瞠、瞥、察、相、觐、观、阅……,如果加上双音节的,或者再加上潜性同义的则更多。再如,在物理世界中人的自然生命消失“死”,在语言世界的词语就有:去世、过世、逝世、谢世、长眠、安息、仙逝、登仙、亡故、老了、走了、遇难、丧身、夭折、牺牲、捐躯、殉国、殉职、圆寂、坐化、示寂、示灭、升天、驾崩、大薨、大行、登遐、断气、完蛋、赴黄泉、回老家、见阎王、上西天、翘辫子、一命呜呼、寿终正寝、香消玉陨、见马克思……。如今,汉语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着新词新语,如:酷毙、帅呆、做秀……使人目不暇接。
(一)汉语词汇有以下的特点:
1、词汇丰富多彩
汉语词汇库里有多少词,恐怕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数字,仅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就有六万之多。词的类别丰富多样,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仅从词义上看,词就可以分为同义词和反义词;单义词和多义词等。汉语的词之所以有这么多,关系这么复杂,原因很多。数量众多的同义词,是词汇库中的宝贵财产。如前所述的“死”就“死”得五花八门,各得其所。“看”的成语就有“熟视无睹、东张西望、左顾右盼、高瞻远瞩、察颜观色、面面相觑、登高远眺、鸟瞰全貌”。这给修辞上的同义选择有了施展的空间。另外,汉语中量词的丰富多彩,也是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如,表示实体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口猪、一只鸡、一口井、一条河”等;表示虚拟的“一丝希望、一缕愁思、一片幸福、一线渴望”等。这样就使人们状物画人、表情达意更为精密。
2、组词灵活多产
汉语词汇的能产性很强,这得益于汉语组词语素中,自由语素和半自由语素占绝对优势,因此,汉语的构词非常灵活。同时,因为汉语的潜性同义手段也非常丰富,因此,汉语词汇的组词灵活而且多产。例如与“别”组的词就有:分别——分手离开;离别——长久分开;辞别——临行告别;临别——将要分开;暂别——短暂分开;送别——送行分开;赠别——临别赠礼;挥别——挥手告别;留别——临别留言;永别——永远离开;阔别——长久分开;告别——离开辞行;揖别——拱手告别;惜别——难舍告别;握别——握手辞别;拜别——叩拜辞别;饯别——设宴送别;谢别——致谢辞行;话别——交谈告别;诀别——不易再见的分别。仅举一例,一叶知秋。
3、词义复杂多变
汉语词汇不仅同义词多,多义词也毫不逊色。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义,马虎不得。有一则笑话说:
汉语教师教留学生学习“东西”一词。教师对学生说:“东西”泛指事物。凡是物质的和精神的都可以称作“东西”,有时还可以指人。第二天上课,老师问学生:“什么是东西?”留学生初学汉语,弄不清“东西”的指代范围,更不知道它的感情色彩,就回答说:“桌子是东西,椅子是东西,我是东西,你是东西。”老师忙提醒说:“不对,不对!人不能说成是东西。”学生忙更正道:“啊,对不起!你不是东西。”老师哭笑不得,再次提醒说:“这更不对了,不能说你不是东西,这是骂人的话。”学生愕然,问道:“那你到底是不是东西?如果是东西,那你是什么东西?”老师连忙说:“你是什么东西也是骂人的话,不能说。”学生更是茫然不解。老师耐心地向学生解释:“‘东西’这个词,一般指非人的事物,指人时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不说肯定句‘你是东西。’。否定句和疑问句则带有贬斥的意味,如‘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什么东西?’有时加上一些词,贬斥的意味更重,如‘你这个狗东西!’‘你这个老东西!’但有时又可以表示诙谐和幽默的意味,如‘你这个鬼东西!’有时还可以表示喜爱,如‘你这个小东西!’”学生惊叹道:“这太复杂了!”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所以,语言这东西不是很容易就学好的,非下功夫不可。”学生更加惊讶了,问:“语言也是东西?”老师说:“是啊,语言也可以称为东西,前边再加上‘这’,表示强调。”学生感慨地说:“东西这东西,真是个怪东西。”
这就是汉语,词义的复杂,有时连汉民族都感到头疼,何况老外?
但是,巧妙地运用词的多义现象,也能增加语言的情趣。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
同学们说的“算了”,说的是“计算”;而老师说的“算了”是“作罢”。多么有趣的画面,多么可爱的孩子,通过“算了”这个多义词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另外,由于汉语基本音节的有限性,带来汉语同音词过多的现象,而同音词恰恰又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利用字音构成的双关,就是一种富有情趣的修辞格。
(二)汉语词汇是一个系统
汉语词汇是一个立体交叉的系统网络,而且是一个开放型的、在不断变化生成的系统网络。这个网络主要有三个系统组成:
一是本体系统,包括多义词和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上下位词和类义词。
二是来源系统,包括古代词语、方言词语、外来词语、行业词语和新造词。
三是熟语系统,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1]p111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同时也是修辞的重要材料。修辞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活动就是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创造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词汇,为我们选词炼句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
二、汉语词语锤炼的技巧
    在语言的体系中,没有什么比词汇更活跃的了。只要社会一有风吹草动,词汇就会望风而动。因此,它的社会痕迹、民族烙印最为明显。如何选择适合题旨的最佳词语,非常有讲究。词语的选择和锤炼,古人称之为“炼字”。贾岛曾感叹过“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见,“炼字”之艰辛。所谓“炼”,就是词语的锤炼,主要是指作者有目的地对语言的词语进行选用和调配,力争收到较好的修辞效果。词语选择和锤炼的总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简练。我们在选词时,要反复推敲,以求能深刻缜密地表达思想感情。
如,说到《红楼梦》里凤姐,大家的评价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提到凤姐见风使舵,无原则地迎合、讨好“老祖宗”这一点,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林黛玉初到贾府,凤姐与林黛玉初次见面,直夸林长得好,夸着夸着,话锋一转,说:“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接着,她用手帕拭起眼泪来。可是当贾母说“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时,曹雪芹对凤姐的描写是:(凤姐)“忙转忧为喜”。悲喜之转化用“忙”来过渡,讽刺之味,不言自明。
有一个故事“苏小妹出题作对联”中说:
有一天,苏东坡的好友黄庭坚到苏家作客。东坡的妹妹苏小妹给两位诗人出了一个对联:“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要求他们给上下联各加一个动词,仍成对联。黄庭坚添了“舞、隐”二字,成“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苏东坡添“摇、映”二字,成“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苏小妹看了都不满意,换“扶、失”二字,成“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
这两个字可谓匠心独具,令人耳目一新。轻柔的风有情有义地呵护着娇弱的柳枝,一幅可人的古代娇女图。而一个“失”字,更是神来之笔,朵朵梅花融没在淡淡的月光之中,失去了自我,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美妙静谧、充满朦胧美的艺术境界之中。
马致远的《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许守白评价:六字句节短而韵长者,当首推元马东篱《天净沙》一曲。明人最喜摹仿此曲,而终无如此自然。妙在枯字老字昏字瘦字,将一片苍凉景象,一一绘出,而断肠人在天涯一语,自有无限神味。(许文雨《文论讲疏》)
这几个例子深刻地说明了词语的锤炼在修辞上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辞文化背景下讲词语的选择,不得不注意到文化对其的影响。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名字的推敲就充满了汉文化特色。《阿Q正传》中说:“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他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阿Q名字的为什么有这些选择,这是根据汉文化背景下的同义关系决定的。过去,汉民族在起名字时往往要起个“名”,还要有个“字”,“名”和“字”又具有某种同义关系,兄弟姐妹间的名字也往往有意义上的关系,因此才有了阿Q名字的上述推敲。这在外国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对词语的锤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同义词的推敲与选择
    所谓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同义词的同,是同在理性意义上,而理性意义之外蕴含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由“异”表现出来的。如,“剃头店——理发店——发廊——美发厅——时尚沙龙”说的事物的理性意义基本相同,但是这些词之间的“异”,恰恰反映了语言的历史和文化。同义手段的修辞价值主要就体现在“异”上。同义词的选择,其实就是使用同义手段,对“词”这个语言单位的同义选择。“所谓同义手段就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的一切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形式的总和,或者说是它们所构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关系网络”[2]p219汉语是一种表现力较强的语言,它的表现力,是与它的词汇系统中有大量的同义词不无关系。这些同义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色彩,表现出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中的细微差别。王安石《泊船爪洲》中对“绿”字的锤炼,就被传为美谈。在大量的同义词“过、到、入、满”诸字中,王安石选择了“绿”,这不仅仅是泛泛地写春天来了,而且把作者的悠悠乡思及江南美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在交际中,交际活动的场景,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都制约着同义词语恰到好处地选用同义词,可以使思想感情表达得更为准确、细致,同时也可使语言活泼、富于变化。如,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悠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关雎》)
诗中“流、采、芼”是一组同义词,都是“采”的意思。但是这三个“采”的方式不尽相同。“流”是顺水而采,“采”就是采摘,“芼”是边采边选。三个同义词的运用,将“窈窕淑女”采摘荇菜的动作情态,表现的细腻生动。
① 刘姥姥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
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道西的。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
  
曹雪芹《红楼梦》)
 这儿一个“溜”字,一个“蹭”字,就把刘姥姥那种唯恐惹人讨厌的心理和小心翼翼的情态传达出来。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书不能算……书!……读书人的事,能算么?
(鲁迅《孔乙己》)
这里“偷、窃”是一组同义词,只是“偷”的口语色彩重些,“窃”的书面语色彩重些而已。小店的人们用“偷”来取笑刺激孔乙己,而孔乙己用“窃”来辩解遮掩。一个“窃”字写尽了孔乙己的迂腐、无聊。真是可怜、可悲、可叹。如果把这儿的“窃”一律换成“偷”,那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就会黯然失色,显现不出个性来。若换了阿Q,他既不说偷,也不说窃,他会耍着无赖说:“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另外,在同义词选择的同时,同义手段也重视同义词的组合。如,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贾谊《过秦论》)
“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三组同义词组合连用,秦之心迹暴露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同义词的选择,除了表情达意上的需要,在意义上做出选择外,在形式上还要注意音节的搭配。如:
 ①“花、花朵”的选择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 儿童是祖国的花
    你是太阳我是花 —— 你是太阳我是花朵
②“风、风儿”的选择
    你是风儿我是沙 —— 你是风我是沙
    你是大树我是风 —— 你是大树我是风儿
③“刚、刚刚”的选择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春分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伤心事刚过去,伤心事又来了 —— 伤心事刚刚过去,伤心事又来了
 以上例子中的前后句子,孰好孰差,一目了然。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还有一类是同词反义的现象,尤其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要注意分辨。如:
   ①二里路外有那市井, 何不去些酒来吃?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求善价而诸?
(《论语·子罕》)
 这两个句子中都有“沽”这个词,但例①中的“沽”是“买”,而例②中的“沽”却是“卖”,意义正好相反。
愿为鞍马, 从此替爷征。
(《木兰诗》) 
 ④一人去为
(《童区寄传》) 
这两个句子中的“市”这个词,也是两个意义相反的词。例 ③ 的“市”作买讲,例④中的“市”作卖讲。两句中的“市”一作买, 一作卖, 意义正好相反。
(二)反义词的对举与搭配
反义词就是词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汉民族古老的哲学观点中有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这样的辨证观,而物理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现象,这些,反映到语言世界中,就是以反义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反义词的“异”主要是语义成分上的异,在汉语中有大量的反义词。修辞上对反义词的运用,除词汇意义上的反义词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根据反义关系的原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所组成的临时反义词。正确地使用反义词,可以深刻地提示客观事物某种尖锐矛盾或对立现象,强烈地抒发作者的主观感受,把事物的特征表现得更突出,有时还有很深刻的哲理意义,甚至还能增加话语的幽默感。例如:
   ①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举头”“低头”一对反义词,寄托了作者思乡的愁绪。
者不能至而者至焉。
(彭端淑《为学》)
“富”“贫”相对,提示了事物间的对立现象,指意明确。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鲁迅《故乡》)
闰土见到童年伙伴迅哥,自然是欢喜;但几十年的沧桑,闰土与迅哥又都不是当年的闰土与迅哥了。再加上度日的艰难,怎能掩住凄凉的表情。反义词“欢喜”和“凄凉”的对用,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闰土见到儿时伙伴的复杂心情。
 嗬!好一个壮丽的海!既古老又时髦,既陈旧又崭新的广州全
淹没在灯海里了
(关夕艺《家庭教师日记》)
“古老”又“时髦”,“陈旧”又“崭新”这两组反义词连用,形象地描画了广州这个大都市,改革开放后,在深刻的历史积淀基础上所焕发的朝气。
王林辉感到那一刻世界仿佛失去了声音,眼泪、鲜血、绝望、
死……一切都变成了黑与白,黯然却醒目
(张木《我心中只有彩虹》)
“黑”与“白”,“黯然”与“醒目” 这两组反义词淋漓尽致的刻画出,此时此刻的王林辉刻骨铭心的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词在语言系统中构成反义词,而在物理世界或心理世界、文化世界中却变成了相同的意义如:
①大 —— 小
巴掌大的地方 —— 巴掌小的地方
②上 —— 下
地上铺的是高级的羊毛毯 ——地下铺的是高级的羊毛毯
胜 —— 败
中国队大胜美国队 ——中国队大败美国队
④好——坏
你真好——你真坏(谈恋爱时女孩常用语)
(三)词性的活用与转移
现代汉语的词基本上都有定类,一般情况下不能误用。但有时为了修辞的需要,也可以有意识地把某一类词转为他用,使词性发生变化,这就是词性活用。汉语之可以做的词性的活用,大概是由于汉民族在修辞艺术上有一条“虚实相生”的艺术原则,这个原则又是源于汉民族“实中求虚,虚中寓实”的辨证思维。这种思维,使词性的活用有了可能。这种活用反而能使语句变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产生良好的修辞效果。冯景元《玩》中的一段描写:    
“这是一生走过后,血过,泪过,名过,利过,沧桑过,荣辱过,沉浮过,进入一种境界,一种诠释,一种了知,抑或也是一种彻悟。”
其中“血、泪、名、利”是名词活用为动词,“沧桑、荣辱”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这种活用,把文中主人翁一生的“玩”的经历及主人翁的命运,像一幅浓缩的画卷,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再如董玉洁《孪生》:
“弟弟没有回答,他没法给一个答案,给我一个未被孪生掉的答案。”
这里的“孪生”的词性也转移了,非常风趣。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有很多。
  ①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欧阳修《醉翁亭记》)
“翼”名词活用作形容词,将醉翁亭的情、景、境形象地奉现给读者。
  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粪土”名词活用作动词,生动形象地刻划出革命青年意气奋发,视反动势力如粪土的豪迈气概。
 ③这天塌下来,有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可是志气了一辈子。
(梁斌《红旗谱》)
“志气”原是名词,这儿活用作动词,并且与“穷”对用,提示了朱老忠人穷志不穷,人穷骨头硬的气概。
  ④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
(曹雪芹《红楼梦》)
“猴”字原为名词,活用为动词,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宝玉在凤姐面前撒娇的可爱状态。
可怜可悲的是,一些人,一旦,教授了,博导了,X长了,Y总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个了。
(王希杰《贾政的口才与耳才》)
“教授”、“博导”、“X长”、“Y总”是大家熟悉的名词,这里用作动词,就深刻而又生动地提示了某些人的本质,同时又增加了语言的幽默、讽刺意味。
有些对联也使用了这种手法,如:
泉声咽危石;月色冷青松。    
(杭州西湖冷泉亭对联)
   “冷”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而且在这儿是动词的使动用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今词性的变化和古代词性兼类在古代作品中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分析为“词性”活用。如:
  ①公将鼓之。
 
(《曹刿论战》)
    “鼓”,很多人认为是词性活用。其实,它原本就是动词,只是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词性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而已,着从字形和造字方法上可以看出。“鼓”的造字方式是会意,像一只手拿鼓锤在击鼓。在分析古代作品时应该考虑这个因素。
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
(《韩非子》)
“臣”在古代汉语系统中既作名词,也作动词使用,是兼类词。像这种情况,在阅读古代作品时,也不宜看成词性活用。
(四)特殊词语的特殊功效
  除了上述同义词选用、反义词对用和词性活用三个方面外,对特殊词语的选择和锤炼更是增强修辞效果最不可缺少的方面,
1、方言词的使用
汉语有八大方言之分,每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词语。这里说的“方言词”是指经过作者精心提炼的,并且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的。通俗地说是观众一听就能懂,而不需要反复揣摩才能弄懂的方言词。这些词必须用得精当,用得得体。
如,老舍《茶馆》中王大栓听小二德子说教党义的教务长上课先把手枪拍在桌上时,说:“什么教务长啊,流氓!”小二德子接着说:
“对!流氓!不对,那我也是流氓喽!大栓哥,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
“绕着脖子”是北京的方言词,就是拐弯抹角,绕来绕去的意思。
又如,康顺子离开裕泰茶馆时对老掌柜王利发说:
“老掌柜,你硬朗朗的吧”
“硬朗朗的吧”,是指祝愿王掌柜活着健健康康,手脚利落,不聋不哑的意思。
再如,老舍的《龙须沟》中四嫂和赵老头的两段对话,
四婶:
“我听您的话!要是您善劝,我臭骂,也许更带劲儿!”
老赵:
“那可不对,你跟他动软的,拿感情拢住他,我再拿面子局他,这么办就行啦!”。
“善劝”,“臭骂”,“拿感情拢住他”,“拿面子局他”这都是地道的北京话,但又不是外地观众听不懂的土话,这些方言词表现力特强,用在作品中,使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同时也与观众的距离更近一步,使观众能在观看的瞬间产生共鸣,得到最佳的欣赏效果。
还有一些作家在作品中用了吴方言的一些词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鲁迅先生《吃白相饭》:
“但‘白相饭’的朋友倒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地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其中“吃白相饭”就是吴方言词语,指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靠家产或不正当来源生活。
常州籍作家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专业》:
“‘牛吃蟹’吴楚骂了一句,这又不是河泥,猪灰,能随便要吗?”
其中“牛吃蟹”也是吴方言词语,表示瞎搞、胡来,像是牛吃螃蟹,十分形象。
再如,矛盾的《子夜》:
“你是老门槛,你自然明白这笔借贷实在只有五十万,不过放款的银团取得继续借与二百五十万的优先权。”  
其中“老门槛”也是吴方言词语,表示精明老到,工于算计的人。
又如,程乃珊《父母心》:
“他‘说了算’的次数好像也越来越少,可怕的是连他自个经常‘老“居”失匹’”。
“老居失匹”在吴方言中指“聪明人做了不聪明的事”,或“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这些方言表现力很强,用在作品中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气息。
近来涌现出的小品,甚至是电影,其中人物语言,往往也愿意使用方言,大概作者的意图也出于此。但使用太多,太滥,观众大都听不懂,甚至在给中国人看的中国电影银幕上要打上汉字,这就有悖于作者的初衷了。在某种程度上,也侵犯了观众的权力,这是我们不敢恭维的。
2、网络语言的兴起
在人们的心理深处,都有着一个求新、求变、求刺激的需求,网络语言的出现并被广泛运用,正使人们这种需求得到满足。所谓网络语言是先由网上使用,后逐渐渗透到人们的语言生活中的语言。网络语言的种类较多,常用的有谐音和谐义两种。
谐音的如“美眉、水母情话、斑竹、菌男、霉女、台独粪子、青筋、美眉、竹叶、木油、驴友,偶”等;
谐义的有“青蛙、恐龙、造砖、楼上、楼下、菜鸟、灌水、水母、”等。
更妙的是用字母和数字谐音的网络语言,如“GG(哥哥)、JJ(姐姐)、MM(妹妹)、BB(宝贝)、1314(一生一世)、886(拜拜喽)、520(我爱你)、745(气死我)、3399(长长久久)”等,表现力非常强。
在写作或交际中恰当地使用网络语言至少有两个优点:
(1)可以使语言生动形象。如,用“造砖”指“写作”形象地展现了写作过程及写作的艰辛;用“恐龙”指“丑女”,“青蛙”指“丑男”也十分形象逼真;用“楼上”指“上一个帖子”,用“楼下”代“下一个帖子”再现了网上交流的格式。
(2)操作简单快捷。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在网上聊天,使用字母和数字表示内容的网络语言,更显示了这个优势,如,用数字“886”代表“拜拜喽”,用字母“MM”代表“妹妹”,要比原字要快捷得多。
有时,用于电脑的词语临时用来指人,如:这人内存不足,说不了几句话就卡壳了。再如:他虽年轻力壮,却还是个286,奔腾不了。不仅新潮,而且生动。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 王希杰.汉语修辞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俗语在现代戏剧中的作用
老舍先生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写道:“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那么,俗语,在现代戏剧中便义不容辞地,并且当之无愧地承担了这样的作用。我们知道,俗语之所以与别的词语不同,就在于它的“俗”字上。“俗”是属于大众的,无论文人雅士还是村姑野老,都熟悉它,都乐于接受它,甚至能不假思索地使用它。俗语以它特有的优越性,在现代戏剧中起到了不同凡响的作用。  
(1)展现人物性格,生动幽
戏剧创作的核心是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千千万万,但绝没有相同的“这一个”,正如“全世界上没有两粒沙,两个苍蝇,两只手或鼻子是绝对相同的”(福楼拜语)一样。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戏剧,无不有一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而这些挥之不去的人物形象,又使这出戏剧大放光彩。在戏剧中恰当地使用俗语,能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茶馆》可以说是老舍先生的“剧本”力作。他的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茶馆》曾经震动欧洲大地,这大概也是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至理名言的验证吧。而老舍先生剧作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老舍语言的“俗”字上,有些土得掉渣,俗不可耐的词语,被老舍信手拈来,却充满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
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五十几个人物形象,他们都有属于自己“这一个”的性格特征,决不雷同。而其中王利发,刘麻子,这两个角色,只要提到《茶馆》,甚至只要提到老舍,都会活生生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么,使他们具有如此显赫地位的是什么呢?恰恰是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语言。
王利发在茶馆中最初与我们见面,才二十来岁。他年轻、精明,虽然有些自私,但心眼不坏,为了维护祖上留下的“茶馆”,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大改其良”,费尽心机。尽管这样,到头来还是“顺民不行,悬梁自尽。”因此,决定了这个人物的语言也是“低眉顺眼”的语言,而使用的“俗语”也是低声下气,打躬作辑式的。在第一幕中,阔少秦仲义来茶馆喝茶。秦仲义是“茶馆”的房东。在第一幕时,还可以称得上财大气粗,与王利发说话也是居高临下式的。王利发开茶馆用的是秦的房子,与秦说话自然是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小心翼翼的。因此,当王利发问:“您的事情都顺心吧?”秦仲义回答:“不怎么太好”时,王利发马上就奉承上了“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粗!”“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粗”,是“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腰粗”这个俗语的变用。小手指头与腰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对比的双方,再粗的小手指头也敌不过再细的腰,而这儿,老舍让王利发作比,真是在王利发卑小细微的人物形象上增添神来一笔。
《茶馆》的第二幕“已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1]p20用曾作过国会议员,干过革命的崔久峰的话来说是“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而且都是洋人指使的。更值得让人惊讶的是,崔文峰知道“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作亡国奴!”这对以“卖中国茶”为生的王利发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国存则茶馆存,国亡则茶馆亡,这个道理,对于王利发来说,就好象卖一碗茶收一碗茶钱那么简单明了,因此“国”对于王利发来说是万万亡不得的。于是便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作过国会议员的崔文峰“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作亡国奴”。然而,崔文峰的回答很干脆,“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急得王利发不得不苦苦哀求:“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死马当活马治”这是早在晋·天宝的《搜神记》中就有记载的俗语,后常常用来比喻事情明知无望,还要作最后努力。“死马当活马治”,用在这里活画出王利发自己无力回天的无可奈何,又希望有人能为他的“茶馆”代代相传,做个依靠的心理,真是可悲、可叹、可怜、可哀。
刘麻子在《茶馆》中是个说媒拉纤,心狠手毒的人物。老舍给他的速写是“贩卖人口,一世缺德。别人落泪,他吃他喝”。也是一个属于龙门能跳,狗洞能钻,为了赚钱,太爷能做,孙子能当的皮狗。老舍给他选用的俗语也十分符合他的个性。在第一幕中,刘麻子想骗康六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仅十五岁的黄花闺女康顺子卖给四十多岁的庞太监做老婆,身价仅十两银子。而实际上庞太监给刘麻子却是二百两银子,渔利之丰厚,使刘麻子不得不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说服康六。康六总觉得把女儿给老太监做老婆,怎么说也对不起女儿,而逼他出此下策的是自己家里又穷得没法子混了,真是左也难右也难。刘麻子急于促成这笔生意,从中大捞一把,但又要装出一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慈悲好人的面孔。在康六拿不定主意时,他假装关心:“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这个俗语,可谓一石双鸟。表面是为康六着想,实际是为自己,而与其说康六把女儿嫁给太监做老婆,能换几两银子,是机不可失,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的话,不如说,刘麻子做成这笔生意从中大捞油水,才真正是机不待我,才真要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既是刘麻子对贫困有加的康六的劝诱和威胁,又是对阴险毒辣的刘麻子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碑坊的真实写照。
同一个刘麻子在第二幕中,遇见了当年被他卖给太监做老婆的康顺子。康顺子如今虽死了丈夫,但毕竟在太监那儿长了些见识,添了些胆量,在茶馆与刘麻子再次相遇,指着刘的鼻子大骂“都是他(刘麻子)作的好事,我今天跟他算帐!(又要打,仍未成功)”。这时的刘麻子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只是躲,并口口声声“你敢!你敢!我好男不跟女斗!(随说随往后退)我,我找人来帮帮我说说理!(撒腿往后面跑)”分明是做贼心虚不敢与眼前这位气急了的女人斗,却还不失体面地用上一个俗语“好男不跟女斗”,然后逃之夭夭。这样,刘麻子既逃过了一顿打骂,又未失“好男”的身份,流氓无赖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大致说来,俗语是属于“俗”的一类的,但相对来说,俗语中也有偏雅偏俗之分,因为俗语的出处既有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也有典籍中流传而来的。民间口头流传的相对来说口语化些,也就俗些;典籍中流传下来的相对来说书卷气重些,也就文些。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由于人物所处的地位不同,身份才识各异,因而使用的俗语,也就雅俗各偏。因此,作者在选用俗语时,也必须兼顾到人物的职业、爱好修养等方面,才能更好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沙叶新先生的剧本《陈毅市长》写的是上海解放初期,陈毅作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为争取方方面面人材的支持,而走访各种上层人物的史实。在这个剧本中由于出现的人物知识层次较高,因此使用的俗语相对来说也较为“文”些。如陈毅市长所用的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无事不登三宝殿”、“英雄无用武之地”、“清官难断家务事”、“一闲对百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看僧面看佛面”、“一将功成百骨枯”等,都是属于俗语中较“文”气的一类。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将功成百骨枯”等俗语,也与陈毅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将帅气质相吻合。
何冀平先生的《天下第一楼》,写的是北京福聚德烤鸭店的兴衰存亡史。唐德源是福聚德老掌拒的,因此,出现在他口里的俗语就比较俗,而且与买卖货物有关。如在讲起福聚德的名声时,他说:“福聚德有名声,全凭东西好,还是那句老话儿,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在讲起罗大头为抽烟卖老婆的事儿时,他说:“怎么也是他的结发之妻,老话说,好女不嫁二夫,好货不卖二主。”他选用的俗语“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好女不嫁二夫,好货不卖二主”均与“货”沾亲带故,很符合他买卖人的身和习惯。
老舍先生的《龙须沟》中的“王大妈”,是个五十岁的寡妇,住臭水沟边,没有文化,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做针线活为生。因此,在她嘴里说出的俗语,俗的成分更浓些,甚至还有些粗俗,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好死不如赖活着”、“新鞋不踩臭狗屎”等等。
综上这些俗语风格不同,雅俗各异,用在不同的人物身上,独具风韵,出神入化,使作者笔下的人物个性更加鲜明,形象更加逼真,读来确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入其境之感。
(2)丰富语言内涵,含蓄蕴藉
戏剧是个舞台艺术,她必须在有限的时空内,展现出一个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同时,通过这些冲突,把戏剧情节推向高潮,而一个个高潮又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从而最终完成创作任务。换言之,就是戏剧必须在有限的时空内完成十倍于、百倍于甚至千倍于这个时空内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戏剧是社会生活的高度浓缩品。因此,戏剧的语言,它的内涵必然是丰富的,它的寓意必须是深刻的。俗语,虽看起来字面很浅显,表层意思似乎能一目了然,但由于它的结构高度紧缩,深层意义却丰富多彩,有的寓意还是非常深刻,耐人咀嚼回味的。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有个庞太监,是宫中总管,侍候太后。此人老奸巨滑,阴险狠毒。第一幕中,他去茶馆买媳妇,碰上年青气盛,目空一切并且还有些财产的秦仲义。唇枪舌箭,你来我去,被秦仲义抢白了两句:“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最使庞太监受不了的,是秦最后的“哈哈哈”。于是庞慢腾腾咬牙切齿地说:“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又写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道教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各人都有一套神奇的本事。现在常用来比喻各有各的一套办法,并且还有各自施展本事,互相比赛,或者互相比试比试的意思。这个俗语用在这儿,从庞太监的嘴里吐出不仅有比试比试的意思,还包含了轻视、蔑视和敌视的意思。用在这里充分显现了庞太监“等着瞧,有你的好结果”的狠毒心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八个字,即蕴含了那么多深层的寓意,真是平中有奇,平中出奇,读罢不能不让人击掌叫绝。
老舍的《龙须沟》中有这样一个小人物──狗子。说他是小人物是因为他在《龙须沟》中的地位不起眼,可他也不简单,因为他是当地恶霸黑旋风的狗腿子,他常狗仗人势,在老百姓中耀武扬威,作恶造孽。解放后,龙须沟的老百姓们也扬眉吐气翻了身,尤其是为人正直好义的泥水匠赵老头,更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他积极投入各项活动,被选为当地的治安委员,协助政府抓了不少恶霸黑旋风的狗腿子们。有一天,狗子奉黑旋风的旨意来游说赵老头,软硬兼施,皆说服不了赵老头,于是狗子恼羞成怒,面露凶相,威胁道:“好,就算你是好汉,黑旋风可也并不是好惹的!记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有眼不识泰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眼不识泰山”,狗子连用两个俗语,乍听不过是劝诫之词,细细分析,含义颇深。狗子借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来影射被打败的国民党势力虽已衰落下来,但它比胜利的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这样一个被歪曲了的“事实”。意在威胁赵老头要认清形势,调整方向,不要投靠错了人,自食其果。这个俗语用在这儿可是份量够重,淫威够大,一般的人定会想想后怕,压得喘不过气来,吓得掉了魂儿,可在赵老头身上,却不起丝毫作用,直叫人拍手称快。
马中骏,贾鸿源先生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中,有一个农村去上海纺织厂打工的妹子叫阿香,这个阿香家中很穷,嫂子又得了癌症。但阿香很要面子,生怕自己是乡下人,又穷,被人瞧不起,于是就空造出有个很有钱,能买到很多内地买不到的东西的香港哥哥来。厂里的小姐妹常常请阿香让香港的哥哥买些东西,开始阿香也能想办法满足小姐妹们的需要,哪怕自己贴些钱,也要想方设法给弄来。可久而久之,小姐妹的需求越来越高,阿香的花销也越来越大,收了小姐妹的钱,却办不成事儿,小姐妹渐渐起了疑心。这时董行其,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劝阿香“你也不用脑子想想,拆东墙补西墙,总有一天要“穿崩”的吗?”阿香说:“莲子心中苦,梨子腹中酸,你以为我不晓得?我就怕这一天……”。拿别人的钱而不能办好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可阿香为了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城市生存,为了能在小姐妹们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明知是苦酒,也要强行往肚里灌。俗语“莲子心中苦,梨子腹中酸”,表面上是讲莲子与梨这两种东西的客观特征,而实际上道出了阿香心中吐不尽的酸苦,说不出的委屈和莫及的后悔,读来不免叫人一掬同情之泪。    锦云的《狗儿爷涅磐》中有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冯金花,刚刚死了丈夫,经别人撮合,与爱地如命,却又封建,又固执的狗儿爷结婚。狗儿爷很喜欢冯金花,但爱不得要领。晚年又因土地要入社而整天疯疯颠颠,神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可偏偏这样一个人却艳福不浅,娶到了尚有几分姿色的冯金花。村里的另一位壮年汉子李万江,思想进步,年青力壮,当了合作社的干部,可是这样一个人才,偏偏单身光棍一个。冯金花心中暗暗仰慕他,却奈何不得。一天李万江从县上开会回来,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冯金花看到了,不免发了一通议论:“那天见他打县上开会回来,穿了四个兜的制服,还真象个大干部呢!帽子底下露出一圈儿青脑瓜皮儿,大眼睛呼扇呼扇的,挺精神,怎么就……(忘情地)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是俗语“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仙女”的变用。赖汉指长相,品行都不好的男人。好男儿娶不上好妻子,而赖汉反倒娶上了好媳妇,常指婚姻违情悖理。这儿用这个俗语,是冯金花对李万江的同情?还是对自已的叹惋?是李万江这个好汉无福娶好妻?还是自己这个花技无缘嫁好汉,抑或是对那个不公平的社会发出的苍白无力的反抗?读来确有言尽意不绝之感,耐人玩味无穷。
综上,可见在现代戏剧中,俗语的深层含义对深化戏剧的主题,丰富语言内涵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贴近观众生活,平实活泼
戏剧是一遍过艺术。有人又称之为瞬间艺术。观众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领会演员的表演意图并产生共鸣。换句话说,观众的思维必须紧跟舞台,因此,要求戏剧语言必须平实易懂,贴近观众生活。而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既然是通俗的,就必定来自于人民大众之口,那当然是极明白易懂的。既然是广泛流行的,那便是村姑野老耳熟能详的。俗语既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在平实活泼、贴近观众生活这个方面,俗语应该比其它词语更胜一筹了。如
老舍《茶馆》中用的俗语“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好男不跟女斗”“隔行如隔山”“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事情”“死马当活马医”。
老舍《龙须沟》中用的俗语“一日夫妻百日恩”“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好死不如赖活着”“新鞋不踩臭狗屎”“拉不出屎来怨茅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眼不识泰山”“井水不犯河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给脸不要脸”“破家值万贯”。
曹禺《北京人》中用的俗语“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丑媳妇也得见公婆”“眼不见为净”“树倒猢狲散”。
 曹禺《日出》中用的俗语“请神容易送神难”“上天不负苦心人”“冤有头,债有主”。
马中骏的《屋外有热流》中用的俗语“有捞不捞猪头三”“好人不发肚脐眼”“秃子打伞,无法无天”“手胳膊总要朝里弯”。
刘树纲《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中用的俗语“捆绑不成夫妻”“男儿有泪不轻弹”“打是疼,骂是爱”“强扭的瓜不甜”。
沙叶新《陈毅市长》中用的俗语“脚踏两只船”“狡兔三窟”“百闻不如一见”“无事不登三宝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清官难断家务事”“一闲对百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看僧面看佛面”“一将功成百骨枯”。    何冀干《天下第一楼》中用的俗语“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好女不嫁二夫,好货不卖二主”“船多不碍江”“买卖不成仁义在”“破船上还有三千钉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丈夫敢做敢当”。
锦云《狗儿爷涅槃 》中用的俗语“狼肉贴不到狗身上”“五道庙的神仙,没受过香火”“蛤蟆不长毛,天生的那道种”“揣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逮不住和尚”“一层肚皮一层山”“金粪银粪,不如人粪”“猫不脏天,狗不脏地”“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爹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有,自有不如怀里揣,怀里揣不如手里攥”。
高行健,刘会远的《绝对信号》中用的俗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跨过死人”“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小口子不堵,大口子难保”“人心隔肚皮”“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好汉做事好汉当”。
刘树纲《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用的俗语“人死如灯灭”“无事不登三宝殿”“大鱼吃小鱼”。
马中骏、贾鸿源《街上流行红裙子》中用的俗语“湿手捏干面粉,沾上手洗不清”“拆东墙补西墙”“莲子心中苦,梨子腹中酸”。
以上,仅以一斑窥全豹,现代戏剧中确实大量使用了平实易懂的俗语,这些俗语有些取自老百姓经常接触的事物,或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和经验,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井水不犯河水”“好男不跟女斗”“隔行如隔山”“死马当活马医”“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在家千般好,出外一时难”“百闻不如一见”“无事不登三宝殿”“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女不嫁二夫,好货不卖二主”“船多不碍江”“破船上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狼肉贴不到狗身上”“金粪银粪,不如人粪”“猫不脏天,狗不脏地”“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大鱼吃小鱼”“莲子心中苦,梨子腹中酸”“手胳膊总要朝里弯”“百闻不如一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
    有些是取自人们在生活中悟出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如“一日夫妻百日恩”“树倒猢狲散”“冤有头,债有主”“强扭的瓜不甜”“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拿”“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小口子不堵,大口子不保”等。虽然这些常识,这些道理有的不一定正确,有的也许不很科学,但这些俗语却蕴藏着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潜藏着我们祖祖辈辈的创造力。因此,这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俗语,它的表达力特别强、可接受性也特别强,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在戏剧中,可平添戏剧语言的亲切朴实之感,使戏剧语言更亲近大众。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名剧丛书·茶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 王政红·语体语言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三、词汇专题研究——俗语文化
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俗语是一种以极少的文字反映极多信息的语言形式,言简意赅是它的优势。它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1]p1203因此,它又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拥有了一大批使用者和传播者。它不是某个专家学者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产物,而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用集体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朵奇葩。因此,在俗语这个简洁的形式里面,就蕴含了丰富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宝藏。
王希杰先生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手段,是社会的窗口,是个人心灵的镜子,是古代生活的活化石。[2]P64
俗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活化石的重任,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人们思想的镜像作用。透过这些在民间流行的通俗而定型的语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该是我们的先人遗留给我们,并顽固地盘踞在我们头脑中的形形色色的烙印。这些烙印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决定着我们汉民族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及取向。
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    
显然,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价值观都会在各自的语言中留下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痕迹。
(一)从汉语俗语看汉民族的本土文化特征
1、俗语语言形式的选择就是一种本土文化的折射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积淀。[3]P64汉语俗语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哲学思想等,都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留下了或隐或现的烙印。
(1)俗语重形象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汉民族偏重表象的思维模式。汉民族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偏重表象的思维模式,这种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是一种近乎“形象思维”的模式。这不是说汉民族的思维品质不好,或者说汉民族的思维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而是汉民族的原始思维模式就是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的,汉民族习惯于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去体会领悟天、地、人、事的联系。因此,在汉民族的思维结构中,感性的成分就占了优势,而理性的成分就显得薄弱了些。这种思维的模式体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就是:强调形式的完整性,语义的形象性。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在结构形式上,俗语具有比较完整的句子结构。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主谓宾齐整;“吃了砒霜药老虎”,是个连谓谓语句。甚至还有紧缩复句和复句形式的俗语,如“上梁不正下梁歪”“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俗语在语义的传递时,特别注意语义的形象性,俗语的形象性往往是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实现的。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是通过比喻手法,比喻不管什么地方的坏人,都是一样的坏。用“乌鸦”来比喻黑心黑肺的坏人,再形象不过。“大丈夫顶天立地”是通过夸张的手法,形容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形象高大,气概豪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旧时佛家劝告人行善改恶的口头语,它通过对偶的形式,告诫人们做好事就有好报应,做坏事就有恶报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臭皮匠、诸葛亮又是使用的借代手法,臭皮匠代平常之人,诸葛亮代足智多谋者。其余如使用比拟手法的“庄稼不认爹和娘,功夫到了自然强”顶真手法的“林多水多,水多粮多”;使用摹状手法的“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使用双关手法的“要打当面鼓,莫敲背后锣”。又由于俗语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因此,俗语在词汇的选择上,也颇具平常心,大多选用朴实无华,平实易懂的词语,这样就使俗语更具平民风格,更平易近人,这也是俗语千百年来得以常兴不衰的原因之一。
(2)汉民族这种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在汉语的俗语中,词的独立性极差,词的意义,就词本身而言,在俗语中不能很好地独立展示,有的词义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一条俗语的意义要用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目光去审视,而决不能用1加1等于2的思维方式套用到俗语的理解上。如果肤浅地用1加1等于2的模式去看俗语的话,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俗语,仅仅是几个词义的迭加,而几个词义的简单迭加后所得出的俗语的含义,有时与俗语真正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充其量也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等,这些俗语中词的个体符号意义在整条俗语的表现上,已显得微乎其微,读者必须用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甚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方能悟出其真谛来。
(3)汉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汉民族喜爱四平八稳,以对称为美,喜欢成双成对,两两照应。表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俗语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的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千尺有头,百尺有尾”“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等。在语音形式上,俗语讲究音律美,讲究顺口,便于一气呵成。俗语虽在平仄及韵律的要求上不如作诗作词那么讲究,但广大人民在创造它时,由于大多数是口头一代一代相传,于是传来传去,留下顺口的,去掉拗口的,无意之中,就使得俗语音韵和谐,平仄有致,琅琅上口。如“祸到临头再念佛”仄仄平平仄仄平;“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又如“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见东南阵头发”,押花韵,合发花辙;“死了张屠夫,不吃浑花猪”押模韵,合姑苏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押痕韵,合人辰辙。
(4)汉民族性格较为含蓄,说话不显山不露水,因此在俗语中,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也广为运用,如:“爪儿只拣软处捏”是比喻那些专门欺侮弱小的事;“狗改不了吃屎”是比喻坏人改不了做坏事的本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使用双关手法,表层的意思要打开天窗透着光亮说话,实际上指不要遮遮掩掩地,要说明明白白的话。“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含蓄地告诫人们看问题要看实质,而不能只看外表。在诸多修辞方法的使用上,比喻又占绝对的优势,因为比喻既能满足语义通俗易懂的需要,又不失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表达的性格特点,两全其美,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5)汉语俗语的用词也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特征,有些俗语,你不用去考证它是出自江南水乡,还是来自黄土高坡,俗语本身就外泄了它的春光。如“车到山前必有路”和“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两条俗语,其意义是一个指向,但从俗语的词语的选择上,前者是“车”与“山”,后者是“船”和“桥”,这些事物都带有明显的乡土地理特征,不用考证,便可知前者来自山区,后者出自水乡。再如“心急吃不了热馒头”与“心急吃不了热汤圆”,二者的意义指向也是一致的,但所选的事物一是“馒头”,北方人的主食;一是“汤圆”南方人的爱物,特征鲜明。再如:“深山里出鹞鹰,众人里出高人”“大海里藏珍宝,群众中有英雄”;“哪样亲戚哪样待,哪样馍哪样菜”“看风使舵,就水弯船”,这些俗语的意义指向大同小异,然而,所选事物却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定是出自渔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约出自樵夫之口;“大官吃大馍,小官吃小馍”是北方平民对为官者的评论。这些,正好说明了俗语的平民性质,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在创造时无不打上独特的本土文化印记。
    2、俗语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语言负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也创造着文化。”[4]P102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语言,文化就像无根的浮萍,无法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也是文化的忠实奴仆,它忠实地记录着为之服务的这个民族的一切。因此,从语言,尤其是被人民大众广为接受与流传的俗语中,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出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1)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从原始的奴隶社会起,在人与人之间就竖立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残酷无情的阶级关系,这个屏障尤如人们心理上的万里长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无人可以跨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要下功夫去研究,去协调的。因此“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秀才说书,见屠夫说猪”这种圆滑的处事哲学便千古流传。“多栽花少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朝中有人好作官”等。这些俗语,都是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几代人的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代代相传,并不断总结、完善、发扬、光大,以至于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汉民族也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周围的人,去研究如何与上、与下、与同仁们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常听人感叹:活得真累,这个累不是生理上的累。生理上的累,中国人远不能和日本人相提并论。这个累,是心理上的累,这比生理上的累更来得累人,更不能自拔。这是汉民族特有的“墙”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麻将”文化使然。
(2)汉民族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价值原则,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观念的,而且特别强调礼,这就使汉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以德抱怨”“自谦自卑”为心理基础的处事方式。“以德抱怨”一直是正人君子们不倦追求的美德,而“自谦自卑”这种心理特征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古人“谦受益,满招损”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俗语中如:“强中更有强中手”“三人行必有我师”“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等。
(3)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又使汉民族的性格中增加一个颇具特色的“自足”性,其心理基础就是“知足常乐”。“人比人,气死人”,就看你怎么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若这一样一比,就心满意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就是在没法与上相比时,为给自己的心理寻找一种平衡而使用的自我安慰法。这种自我安慰法若再向前跨上一步,那就是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是“被儿子打了”,比不上别人,就“我的祖宗比你强”,被人欺侮了,而无力量对抗时,便“君子不记小人过”,这样一来,就使自己永远处于自我劝导、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胜利的良好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即使是碰上天灾人祸这样的大事,也能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推了之。然而正是这种“知足常乐”的小农文化,造成汉民族在某些时候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惰性。
(4)“在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直是把‘和谐’或‘和气’当作最高的目标,以自然之和谐为真,以人人之和谐为善,以天人之和谐为美。[5]P74俗语“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两人和好,不用愁恼”“家不和,外人欺”“将相不和,国有大祸”“夫妻不和,奸人作怪”,就充分反映了这一传统思想。汉民族崇尚天人合一,但更崇尚人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而人和又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和谐”的境界,并非易事,尤其在接人待物时,方式是不可不考虑的。汉民族寻找人和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庸”,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因此,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便成了汉民族检点自己言行的规矩。然而,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是重要的,争斗却也是难免的,舌头有时还会跟牙齿打架呢,在这种时候,君子们就必须牢记一个“忍”字,“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忿,终身无烦恼”,“忍”之后便是退,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之后,便独善其身,修身养性。“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6]P143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人。
(5)与“忍”很不和谐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处,时不时地闪烁出“面子”二字,这两个字常常使人们处于忍无可忍的二难境地。明明有些事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然而一旦退了一步,便失去了面子,失去了面子便无脸面见人,这对耻文化弥漫于整个身心的汉民族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人的名,树的影”两者相依为命,缺一不可。因此,“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甘心情愿的事。更有甚者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碎玉的作用有时远不如全瓦的作用大,何苦呢?争面子,从某个角度看是争虚名,争虚名是为了一时的虚荣,一时的痛快,这对一个务实的民族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然而这却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或者说这是汉民族的一种“气质”,为了保住“面子”,可以舍弃一切,甚至丢掉性命。
3、汉语俗语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汉语俗语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壤中的,因此,它散发了浓郁的民族气息,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1)汉民族在道德观的取向上是“宁死不下道”,德被汉民族列为教化之首。当然,对于不同的人群,其道德取向是不一致的,君有君德,臣有臣德,民有民德。即便是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时代,对德的要求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妇女的德在封建社会是“三从四德”甚至是“无才便是德”,而在新时代则要求妇女的德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2)在义利观的取向上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是可贵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有些人便见利忘义“心为黄金黑,鳃为白酒红”,然而这些是为君子所不齿的,君子们认为“钱财如类土,仁义值千金”,君子要舍利取义,“宁可饿死,决不失节”,其精神可歌可泣。但广大的既非君子又非小人的老百姓对义利的取向还是“害人之事不为,非义之财不取”,只要取之有道,钱财总不是个坏东西。
    (3)在家乡观的取向上,汉民族是异常地依恋家乡,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若在异乡碰上家乡人更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汉民族对家乡不仅是依恋,对家乡人更是倍加关照,“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有时,这种关照甚至置原则于不顾,“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裙带关系”这样的词语大概只有汉民族的理解最为深刻。
    (4)在处事观的取向上,汉民族讲究方圆。方既正,人要有正气,“不怕人不敬,就怕已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甚至“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然而一味地正,一味地方,难免锋芒毕露,得罪的人多了,做事难免到处碰壁,于是不得不在方之外,包裹上圆的外衣,这样,“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出门看天气,说话看脸色”“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些人处事的座右铭。
(5)对于美的价值取向上,汉民族崇尚人格美,崇尚对内在品格的塑造,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褶子再多、再美,没有与之相称的内涵,这种包子是假大空。而内涵如若丰富多彩,那么外在褶子多少,美丑都是次要的东西。“与其修辞容貌,不如修正胸怀”,这正符合汉民族求真务实的特性。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1年7月
 [2][3][4]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5]武 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
[6]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
[7]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二)从汉语俗语看汉民族的义利取向
通过俗语这个载体,来分析汉民族的义利取向和形成这种取向的背景根源,及这种取向得以在我们头脑中延续的依据。
1、俗语所反映出的汉民族的义利取向
俗语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所谓经验之谈。因此,俗语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意蕴,是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观念的镜像反射。东方的黄色文明孕育的汉民族向来重视位置的排列,这也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义利的位置,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排列方式,这些在民间流传的俗语中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粗略分析有关俗语,汉民族的义利观大致可列为以下三种:
(1)利之可贵,可用,因而见利忘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利看得高于一切。钱是什么?钱是万能的上帝,是凌驾一切的如来。它可以通神使鬼,呼风唤雨,“有钱一时办,无钱空自喊皇天”,“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有钱十万,可以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鬼亦摆脱不了金钱的诱惑,何况有血有肉,要吃要穿的人乎。因此,在人们心目中钱是万能的,没有钱可万万不能。即使是威武雄壮,身怀绝技,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英雄壮士,也在劫难逃。“一钱难倒英雄汉”,“一钱争死英雄汉”,“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英雄汉,壮士他们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笑傲江湖,可偏偏只需要一个小钱便可将他们难倒,急死,也可让死神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他们,脸上不红不白,没了颜色,岂不悲哉!哀哉!就是被婚姻这根绳子牢牢栓在一起的患难夫妻,若囊中羞涩,便洞房花烛,虽人生一大乐事,也免不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与其穷苦贫贱,事事悲苦哀伤,整日凄凄惨惨戚戚,倒不如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来他个无家一身轻的痛快。这时候,钱真是个万能的上帝,“有钱千里亲,无钱隔壁聋”,“有钱人遍游天下就是家,没钱人海走天涯无居处”,床头有箩谷,勿怕无人哭。那么蝇头小利而嗡嗡不息者,为家富而不择手段谋财者,“得了金马脚,还想要她娘”者,反倒可怜得令人同情.“儿多尽惜,财多尽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美饵”,也是死得其所。即使是对勇夫,其勇也源于金钱的激励机制,钱因勇果,钱勇共变。“钱是人之胆,财是富之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勇夫之所以勇,之所以“宁舍命,不舍钱”是基于千百年来积累的经验“人不谋财家不富”,火不烧山地不肥”,“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金钱如此重要,令凡夫俗子利令智昏,为贪图蝇头小利,“心为黄金黑,鳃为白酒红”,什么仁义道德,“富易交,贵易妻”也是天经地义,大富大贵之时,定然是糟糠之妻下堂之日。儿女情长,必定英雄气短,卿卿我我,干不得大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仁不统兵,义不聚财’这也算是先人义利观的“于古绝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于是出现了“富贵有亲朋,穷困无兄弟”,“贫来亲也疏”,“有财有势即相识,无时无势同路人”,‘有酒有肉多兄弟”,“有奶就是娘”,“有钱的王八大三辈”,“财尽不交,色尽不妻’,“钱尽情义绝”之怪现状。出现了“何知仁义,已飨起其利者为德”的青红皂白不分,是非颠倒的价值观。
(2)舍和取义,做人的最高境界
利与义,何者为重?在君子的心平上,当然是义重于一切。“对黄金百斤,不如得秀布一诺”,“黄金有价人无价”,“钱则如粪土,仁义值千全”,“黄金不改英雄志”,英雄之所以能在黄金面前坐怀不乱,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自然是因为“义动君子,利动小人”,利为君子而不齿,君子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心中有义,自能拒腐蚀,永不沾,自能弄清“富润屋,德润身”的道理,自能“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见利而不心动,并为义而能舍之,这恐怕是做人的运高境界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令千千万万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君子的本色,君子自当“宁可饿死,决不失节”,“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其精神,可敬可赞。可惊天地,泣鬼神。人要是能修炼到如此地步,那便是真君子。翻开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这样的真君子,比比旨是。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为者何?义也。因为“义”是我们祖先立命之本,是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追求的最高境界。义字当头,才能永葆江山万万年,而利,却有很大缺陷,在很多场合,很多时间黯然失色。“有钱难买不死方”,“有钱难买灵前吊”,子孙不贤不孝,乃家门不幸,子孙不能光宗耀祖,亦乃家门不兴。自古贤孝子孙,忠义之士都偏偏大多出自寒门陋室,你说怪也不怪“人才出在贫寒家,荷花开在浅水池”,“家富小儿骄”,“将相出寒门”。历史是一面公正无情的镜子,它不为人们的意志而转移,不以人们的好恶而调节自己的光圈,任你要缠万贯,耀武扬威一时,到头来还不  是“荒冢一堆草没了”。我们的祖先真是英明,他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人们悟出一个道理:“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于是总结出“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这样的石破天惊之句。遗子万贯黄金,仅害得他们骄纵跋扈,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拌衅斗欧,不如教子一经,给他些做人的道理,没准能弄个无心插柳柳成荫。
千万年的追求,千万年的探索,使我们的祖先得出一个结论,“义”是立国之本,永恒的,是值得为之而贡献一切的,而“利”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不齿于人类的尤物罢了。因此,舍利取义,也是仁人志士的唯一追求,自觉的行为。
(3)取之有道,便问心无愧
见利忘义是小人,舍利取义是君子。然而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既非小人,亦非君子的老百姓,他们不会饿着肚子空谈义,也决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出卖朋友。他门要生存,要繁衍后代,要光宗耀祖,他们是非常实际的。他门非常明白“大丈夫万死敢当,一饿难挨”的道理。在以物易物的原始商品流通方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时,作为中介物的“货币”应运而生,人们必须拥有货币,并通过货币来获取生存的必需品。这个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君子不齿的“利”。然而,在历史的航船还未抵达“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港口时,任何商品的流通,都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物。可见作为中介物的钱,其作用不可低估.“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万万不能。“这是一些智者悟出的“真理”。因而凡夫俗子,更不能免俗,对于利,人人欲得而有之。关键在于取的手段,若取之有道,便天经地义。取之有道,要讲究使用合乎道德规范的取法,是别人的不要,是自己的便不必客气。“仁者不乘危以邀利”,“害人之事不为,非义之财不取”,“他财莫要,他妻莫爱”,“万两黄金容易得,钱财无义应难守”。乘危邀利,落井下石之事,世人不齿。取之有道,就要讲究既取之,又不失仁义二字,这样的利,揣在怀里,即便半夜鬼敲门,也不惊,不怕,问心无愧,扪心亦安。善良的老百姓只求粗食淡茶,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大富大贵,灯红酒绿与百姓无缘,“外财不富命穷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里的“天”,大概是指一种天道,天理,是不可违之的,若违之,取了不明不白的不义之财,天理不容。
2、形成这种取向的背景根源及这种取向得以在我们头脑中延续的依据
分析上述俗语中大量有关“义利”之争的语句,我们的先人对义利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是“见利忘义,舍利取财,取之有道”三种。而这三种又很难泾渭分明地断言我们的祖先对“义、利”的取向。孰亲孰疏,孰取孰舍。似乎在这个世界上自从有了“义”与“利”的概念时,两者就是互争互斗,而又互相利用,交织缠绵在一起的一对宝贝。在这一对宝贝之间进行的争辩持续几千年,给一代又一代的探讨者带来了困惑。那么,形成这种时而对峙,时而又成统一战线的“义、利”之观的根源何在?如此势不两立的矛盾体又如何能在我们的头脑中长期存在,和睦相处的呢?
(1)重视伦理的价值取向引导人们舍利取义
翻开中国的文化史,从中寻找先人对义、利的评点,不难发现,我们祖先对义利的价值判断总是与伦理道德关紧紧挂钩,契合为一,甚至以伦理道德为原则来论义利。这样便顺理成章地让人民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当然不仅仅指义利观)心甘情愿地纳入“伦理”所制定的框架中去,而不愿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圣贤者说为证。孔圣人给义利定下的基调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子看来,道德水准的不同导致其对义利好恶、取舍的不同。荀子的“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其实就是提倡舍利取义。孟子则过犹不及的诠释:“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崇义尚义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可见在伦理思想家的裁判下,人的道德需求是以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为最高境界的。这种“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评价模式,则把人的多元化的行为方式仅仅归结为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道德评价”。好恶、取舍均以伦理道德为唯一尺度,绝不允许第二者插足。因而世人视利为洪水猛兽,不祥之物。曾国藩曾痛心疾首地分析道:“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瑾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处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可见“利”这东西,“丧心病狂,生于热极”,一旦沾上,便意志薄弱,不可重用。明·徐学漠在他的《归有园尘谈》中名名白白地告诫当局“见十金而色变者,不可以治一摅邑;见百金而色变者,不可以统三军。”须是面对金山银山坐怀不乱者,方可给他个小官当当。“受不得穷”则“立不得品”。可见“利”这面镜子面前,坦露无疑。道德修养锤炼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才算是大丈夫、真豪杰。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有了虽是上马“金”,下马“银”,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就有了宁可饿死,耻食周栗的伯夷、叔齐;就有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就有拒斥嗟来之食的朱自清先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子自当“忧道不忧贫”。“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因而孔老夫子得意门生颜回能在只“一箪食,一瓢饮”的艰苦环境下,仍念念不忘“言忠信,行笃敬”。因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层出不穷。遂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石破天惊之言,遂有了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呕心沥血,虽困苦有加,却其乐无穷的可歌可泣可叹可颂的故事。这些,皆缘于一个“义”字。
(2)封建统治者的言行相悖是导致人们见利忘义的原因之一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哪个皇帝上台,上台的方式光彩或不光彩,都要标榜自己是“仁义”之君,并要求大小官们要做“仁义”之臣,老百姓们亦要做“仁义”之民。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仁义”叫的最响的人,往往是最贪利的人。历史上轼父杀兄夺位者不乏其人,夺位为何?当真是要为平民百姓做主造福吗?非也。妇孺皆知的是:做了皇帝,便金满堂银满堂,就三宫六院美女三千,就好酒任我喝,美肴任我尝。“仁义”只是快遮羞布而已,掩盖的,才是皇帝老爷们拼着性命也要争来夺去的“利”字。自己不干净,当然对大小官们的义利取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臣子进贡皇上,皇上恩赐臣子,金银财宝,土地美女,任意挥霍,彼此彼此,偶尔斩了一个陈世美,也是迫于无奈,该他倒霉。如此此昏君贪官,上行下效,乌烟瘴气,只剩下几个包大人,让人千年等一回。衙门本是问民请命的地方,即“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却有了“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警世之言。这样就迫使人民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义利的取舍。通过大量的事实,通过权衡,许多善良的人们终于对“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而对“利”却产生了一定的占有欲。“人穷理短,有钱的气粗”,乱世起盗贼,非盗贼不义也,实在是肚子不答应。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亦非不义,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没有了生存的权利,何不抗他个你死我活,找一条生路。就是潘金莲随了西门庆,弃贫投富,被千人唾,万人骂,也无非是经受不住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的引诱,跌在了一个“利”字上了。然而,细细想来,“人为利名牵”,你皇帝可以轼父杀兄,夺位抢权,一个弱女子出此下策,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虽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3)十年浩劫留下的后遗症“见利忘义”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
十年浩劫对于我们来说,虽已是昨夜恶梦,然而,它的阴影却像幽灵一般,萦绕在我们的体内体外,几乎无所不在。而最难以治愈的创伤是人民道德观念的堕落。炎黄子孙上下几千年的求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花了十几年光阴培养成的优良传统,被“文革”轻而易举地从人们的头脑中和言行中抹去了。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崇高理想,只是海市蜃楼,水中月,雾里花。而“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丰屋美眼,厚味姣色”却成了很多人向往与追求的目标。于是“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成了天经地义。而“舍利取义”“舍己为人”却成了傻冒,甚至被视为别有企图。于是就出现了原来是救死扶伤,最讲仁道、人道的医院,也可因为求救的病人付不起费用,而拒之门外见死不救。崇高的医德被红包代替;神圣的法官变成了吃了原告吃被告。就连上下关系,也需“利”出面做个润滑油,走亲访友,也计较个利重利轻。于是,就出现了与传统道德相悖的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价值观,为谋蝇头小利,不择手段,大造假货。假烟假酒假名牌,就连救人性命的药品,也有人为了谋利不惜害人性命地拼命造假。其良心何在?仁义何在?残酷的事实无庸置疑地告戒我们:尽管文革之后,党中央花大力气在“人”的身上,拨乱反正,但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见利忘义”仍大有市场,大有气候。教育工作者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4)道德追求及生存需要使人们对“利”采取取之有道的态度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要求人们以义当先,舍利取义。然而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饭要吃,衣要穿,而且饭还想吃得好一些,衣还想穿得美一些,这就不得不迫使人们在讲义的时候,留出一块空间,给利一个避风港,况且人本来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组合而成的矛盾体,其精神世界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上,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当你腰缠万贯,住在前有花园,后有游泳池的洋楼里,吃着日本料理或西餐大菜时,你尽可甩出十万八万救助弱小,买到一个“义”字。然而,当你在贫困线之下挣扎,三餐不济,衣衫褴褛时,便觉得哪怕是一个小钱,一片面包,一袭布衫,是多么重要。其实,“义”“利”兼得,并非不能,只要取之有道,便不失义字。孔夫子算是重义轻利的楷模,但他也并不反对用政党的手段来的利。他仅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只是若富与贵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视如过眼浮云的“富且贵”也只是指“不义”取来的。若“义,然后取”来的利,也不是不可享受。孟子也认为:“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义,利,都是我们的内在需求,不可拉一个,打一个。而管子的“仓廪足而知礼节”可以说是把“义”“利”辩证地排了一队。荀子则认为:“节本裕民”是“足国之道”,“不富,无以养民情。”看来,即使是“义”字当头的先圣,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也渗透着义利可以契合的观念。如今,在商品经济越来越猛烈地震撼着华夏大地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超越义利对立的界线,使义、利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和谐的统一。只要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使用正常手段的,付出自己劳动的“利”,变可以理直气壮地取为己用。这就是利的“取之有道”。只要取之有道,不光自己取,还要帮助别人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在自己富了以后,千万不能耀武扬威,大肆挥霍,持钱自傲,目空一切,还要念念不忘造福国家,造福人类。这就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
(三)从汉语俗语看汉民族的家族观
    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民族;也无论他是帝王将相,还是村妇野老;甚至无论他是一个闯荡江湖的七尺须眉,还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云游和尚,对“家”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依恋,对“家族”,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但是“家”和“家族”对于汉民族来说,又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情感需求,而且,还不仅仅停留在情感需求的层面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令汉民族之外的民族不可理解,望之兴叹。
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那么作为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下来的俗语,就理直气壮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了。本文拟以俗语为载体,来分析探讨一下汉民族对于“家”和“家族”的价值取向。当然汉民族的家族观也不是一旦形成就一尘不变了。本文论述的汉民族家族观主要是指古代、近代乃至现代汉民族的家族观。当代的汉民族由于接受多方文化的影响,很多观点已与“国际接轨”,本文就不作论述了。
家是什么?家族又是什么?这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对它们的诠释又各自带有自己学科的特有的色彩。那么作为一个“人”,处于汉文化氛围中的社会的“人”,他们如何看待“家”、“家族”呢? 
他们把家庭看成人生在世的精神支柱,看成社会秩序得以安定的社会支柱,看成传统文化不致毁坏和湮灭的文化支柱,看成保证农业自然经济不致衰亡的经济支柱。因此,他们为着这家庭的存在,简直就担够了惊,害够了怕。”[1](p180)
的确如此,汉民族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家族的存在和发展,维护这个家庭、家族的荣誉和声望,他们想出种种法子,立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规矩条文。
1、 等级森严的家族秩序
    我们汉民族在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时,有一个怪现象,往往不是根据某人的才能与品行,而是根据他的等级和身份。甚至同一句话,同一个观点,在不同身份和等级人的嘴里,其含金量也大相径庭。因此汉民族对等级和身份的重视胜似生命,尤其重视“长幼有序、君臣有别”。人生下来,始终处在家族的严密的等级身份关系中,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绝无平等可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等级森严,不可错位,更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就形成了汉民族视身份重于生命的价值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争上一个“君”,熬上一个“父”,不得不是汉民族的追求之一,当然,求之不得又另当别论。汉民族家族秩序的等级森严主要体现在对继承权的重视上和对关系的重视上。
    (1)对继承权的重视上。中国传统家庭属于宗法家长制家庭,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要基础,因此,无论是国,还是家,争夺继承权恐怕也是其成员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主题之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一国不容二主”,谁来做主,至关重要。在“国”方面,继承权获得者首选“纯龙种的嫡长子”;在“家”方面,继承权获得者首选“大房的嫡长子”。如若大房不幸而无子,那么继承权按血统的亲疏以相对“纯种”为标准,顺推至选出继承人,其继承秩序决不能紊乱。血统如此之重要,以至帝王的私生活也必须有详细的记载,即所谓“起居注”。在这种格局下,于是演绎了一出出子弑父,弟杀兄的悲剧,可叹、可悲,然而可以理解,只有如此,才能跨越森严的等级秩序,登上“主子”的地位,也只有如此,才有权力享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快感。当然从大局看“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在“主子”、“家长”的继承权上“慎重”选择,竭力争夺。如若落得臣子的地位,就只能低眉顺眼地听其“主人”吆五喝六,必要时还必须“臣为君死,妻为夫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对关系的重视上。汉民族对家族内各种关系非常讲究,对家庭的要求也非常理想化。父慈子孝,妻贤夫贵,兄弟和睦,儿孙满堂是中国人理想的家庭模式。俗语“家多孝子亲安乐,国有忠臣世泰平”。“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也是这种家庭理想的极好佐证。“家不和,被人欺”要使家庭不“乱”不“散”和睦平安,就要理顺家庭人员中的各种关系,使之井然有序地、千年万年地运转下去。“三纲五常”可以说是一个准则。其中“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明确规定了一个家庭的“家长”应该由谁来荣获。家长一旦确定,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其管理,不能有个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即使家长领导无方,也要遵循“子不言父过”的原则,掩饰过去,甚至受到了家长无来由的斥骂与责打,也不能有任何不满的情绪流露出来。尤其是妇女,地位之低下,身份之卑贱令人同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更可悲的是,嫁到别人家里就成了“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无论你在家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爱女受苦受累而爱莫能助,也爱不敢助。即使“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也终究“熬”不出个“女”流之辈。当然除了妇女之外,家庭中除“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员,也都要根据身分、地位,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地过日子,“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长兄为父,长姐为母”。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力量能扭转的,谁企图扭转,哪便是反了,若反了,天和地就颠倒了,那还了得。“家”的秩序演化到“国”,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最小的“官”,在“民”面前总是“衣食父母”,百姓必须服从,若有不满也只有忍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天经地义。像秋菊那样一定要讨个“说法”的百姓毕竟不多见。可是这些官若碰上更高一级的官员,“他们的‘气焰’就会降温。他们也可能忧虑由于不知情而杀死或打伤一个属于更高一级官吏家里的人。这时,他们会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2](p192)事实上,这个人也许会以此一蹶不振,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为官。难怪贾雨村上任后,首要的任务是掌握“护官符”,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也难怪有些人看到同级别的同行一跃升官在自己之上时,一股无名怒火便不禁冲冠而起。
2、 至高无上的家族利益
    汉族人家族的意识与外族人,尤其是西方民族截然不同,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家庭与朋友一起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最大限度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相互帮助,对城外的世界则采取一种冷漠无情,一致对抗的态度。[3](p185)这种以家为轴心的小团体主义特点的家族观,被称为“麻将”文化。人们最大热情地关心、维护围墙内的一切,却抱着漠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窥视围墙外的风吹草动。汉民族对家族利益的重视主要表现在汉民族认为光宗耀祖是一种追求,互相提携是一种义务,一致对外是一种责任。
    (1)光宗耀祖是一种追求。汉民族不仅仅把“家”看成是温暖的港湾,而且对“家”及“家族”的荣誉有着不可比拟的浓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也是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给子女起名也大多寄托这种美好的愿望。如:耀祖、祖新、祖光、世荣、世禄、宗盛、家兴等等。这是家长对“家”及“家族”光荣的企盼、希望的寄托。表现在行动上,光宗耀祖则更为实在。有训条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把无后放诸不孝之首?道理很简单,没有子孙,何以延续家族,何以光宗耀祖。在古代,汉民族视婚姻、家庭的意义就在于祖宗血脉的延续,没有后代,婚姻与家庭就失去了光彩。因此,男人娶妾的最好最充分的理由,是大房或二房三房乃至N房不会生育。不会生育,这对把生儿育女看成是家庭首要功能的封建社会,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便是理直气壮排为老大。在古代诸多残酷刑法中,宫刑恐怕是用心最险恶的一种,这种刑罚取消人做人的权利,使之断子绝孙,何其残酷。然更重要的是这种刑罚不仅是对人肉体上的摧残,对心理的摧残更胜于肉体──这种刑罚不仅祸及自身,还殃及家庭的荣誉。所以受了宫刑的人是生不如死,又求死不得。像司马迁那样受辱而不惊,甚至受辱而发奋成大家者,毕竟凤毛鳞角。除此之外,汉族人对光宗耀祖的追求还体现在“家丑不可外扬”上。家丑其实也是一种家耻,是有辱祖宗颜面的事情。有家丑就示意了家族的不团结,这绝对只能在内部解决,而不足向外人道说。若外传了,就会被外人戳脊梁骨,就会被外人利用。因此,汉族人的家族内部再怎么矛盾重重,再怎么闹得鸡犬不宁,打得鸡飞狗跳,但只要一有“外事”活动,总是步调一致的笑脸迎客,一旦与外族人有矛盾,也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2)互相提携是一种义务。“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荣誉感,促使他们要相互提携”。[4](p185)“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虽是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但在现实的中国“亲望亲好”是必然,“邻望邻好”却未必。只有具备了“砸断骨头肉连筋”的血缘关系,那么“提携后进”才真正是一种责无旁贷,而且是心甘情愿承担的义务。不知是什么原因,汉民族对“家庭”总有一种不可理喻的,近乎神圣的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支撑着整个人生的精神世界,个人的存在,似乎就仅仅是为了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存在而存在。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不应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有的只是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利益。顺应了这一“天理”,那么你就是一个被人称道的孝子贤孙,如《家》中的觉慧,为了“大家”而舍“小家”,甚至舍了自己媳妇的性命,于是,被这个大家称为孝子。逆这种天理而行就被斥为逆子而被家人唾弃,如徐志摩先生,他为了追求真爱,一纸休书,休了媒妁之言的原配妻子,其结果被斥为不肖子孙,有辱门风,被家庭的最高长官所不容。其结果是,“最高长官”宁愿认那个被休的儿媳妇,也不认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为家庭做牺牲仅仅是一种小小的义务,更重要的义务就是要“一荣俱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才是最理想的境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家族中如若一人做了官,哪怕是乡间小吏,那么他的亲属,无论是贤才或是蠢才甚至不才都可捞个肥缺当当,如若原有官位一时容纳不下,也会想出种种名目,立个只拿薪水不干活的闲职做做。这样长此以往,肥了家族,瘦了国家。当然也有很多胸襟伟大之人,他们心里装的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厌恶并摒弃这种陋习,以天下为公,这就不免要被家族人乃至家乡人所不理解了。
    (3)一致对外是一种责任。汉民族对家,对家族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责任感,那就是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家庭和家族中,个人是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个人的利益就在家族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保护家及家族的利益不受损害,保护家及家族的成员不受外来人欺侮,这是家族中每个成员的共同意愿。一旦有谁,那怕是老天爷,胆敢侵犯这种利益,只要是一点点,那么全家族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你的能力大小,职位高低,都不会等闲视之,都会不加思索地闻风而动,挺身而出,争先恐后,群起而攻之,并不怕流血牺牲,家破人亡。境界更高者会视之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无论与谁“斗”,都要以“我族”为中心,一切均围绕“我族”的利益。在中国的乡村,就常有为了一口井,甚至为一句口实,村与村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人们凭着人多士众,手持最原始的武器,疯狂地向同样疯狂的对方挥舞扁担,锄头。这种冤仇如若在一代人身上得不到了断,那么这笔冤仇也会传宗接代,世世相传,莫名其妙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交往和友谊,甚至活活拆散一对对美满姻缘。谁叫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同一家族的血液呢?汉民族坚决相信:同一家族的成员,血管里是流着同一种血液的,因此,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全家的错误,就是全家族的错误,既使是八杠子也打不到的“亲”,也必有牵连。因此,中国历史就有了,“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一人犯罪,殊灭九族”的残酷律法。
3、 割舍不掉的家族情结
    有人曾形容汉民族对家族的情结,像是“割不断的脐带”。这话一点也不过份。汉民族,如果对家族没有深仇大恨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受到过本族刻骨铭心的伤害的话,那么,要他脱离自己的家族,忘了自己的家乡,那简直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这是汉民族特殊的审美眼光。汉民族割舍不掉的家族情结主要体现在汉民族对家族的热爱,对家族的依恋和对家族的思愁上。
   (1)对家族的热爱。“亲不过父母,近不过夫妻”“兄弟如手足”这些俗语折射出汉民族对家、对家族的浓重热爱之情。无论你的家是“金窝”还是“草窝”,无论你的家族是名门望族,还是无名小族,汉民族不须任何理由地选择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族。而且爱得痛心疾首,爱得不分青红皂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有些爱简直是一种虐待,难以让人接受。比如,挨打受骂,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总不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先人自圆其说的功能特别优秀,哪怕把你骂得不辨东西,哪怕把你打得鼻青眼肿,皆以一个“爱”字了得,“打是亲,骂是爱”,既然是源于一个“爱”字,那么“爱”的方式方法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对家,及家族的爱还体现在“和”字上,“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炎黄子孙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兴旺发达,要发达就要同心协力,就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家人没有两样心。”一家人就要相亲相爱,夫妻爱,父子爱,母女爱,兄弟姐妹爱。不仅如此,汉民族还有个“爱乌及屋”的心理爱好,由热爱自己的家庭,到爱及自己的家族,到爱及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一种浓厚的乡土之情弥漫于整个身心,挥之不去。由于这种扩大了的对“家”的爱恋,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同乡会”。在国外,有××省的同乡会,在国内各省有××市的同乡会,甚至在一些大学里,还有××学校的同乡会。同乡会的成员来自于比家要大得多的“家庭”中,在更大的家的环境里生存、发展,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倾诉对家的热爱之情。当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但这“一方”与“八方”的范围,也是相对于一定的圈圈而言的。
  (2)对家族的依恋。家是人生之方舟,家是人生旅途上的安全绿岛。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只要能遮风避雨“破家也值万贯”。因此,汉民族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决不肯离开家、离开家乡的,尤其是“父母在,不远游”。像徐霞客的母亲那样独具远见的妇女,在那样的时代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如果“父母在”姑且作为“不远游”的理由的话,那么即使父母不在了,离乡背井这种生离的痛苦,对于一个汉民族的人来说,也无异于甚至更甚于死别的悲伤。死别是“天意”不可违,是一时之痛,而生离却是人为的,活活拆散的,其不可接受的程度更甚于死别。屈原缠绵悱恻的伤别对象是故乡故土,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惨苦,是源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总而言之,中国人无论走到那儿,都忘不了自己的家;而在封建时代,干脆就应该一时一刻不离开自己的家;所以天下最悲惨的事,莫过于妻离子散;天下最绝望的事,莫过于家破人亡。[5](p 181)就算是嫁女求学,“洞房花烛”“金榜题名”这样的喜事,也免不了哭哭啼啼,难舍难分。即使像元春那样被皇上相中,做了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妃子,这本应是个好去处,但作为皇亲国戚的贾母,无论是在迎接元春省亲之时,还是送别元春回宫之日,总免不了老泪纵横,而元春更是要半骗半哄地才肯离家,去享受那人人羡慕的荣华富贵。有道时“茅屋虽小能避风雨”, “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而一旦出了门,离了家,便变得无依无靠,无所适从。汉民族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认为,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甜,人是老乡亲,家是自家好。真所谓“穷家难舍、热土难离”“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因此汉民族的子孙,无论你的一生是如何渡过的,终了,还是要寻根问祖,讲究叶落归根,即使叶落归不了根,也要狐死首丘。当然若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上上签了。
    (3)对家族的思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描绘了一幅多么感人的“执手相看泪眼”图啊,这图之所以感人,全在于“泪眼”的摧人泪下,揪人脏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在外省或外域,天涯飘萍,偶逢乡亲,偶听乡音,应是一件欣喜若狂的事情,但在大喜的表层下,深层的,埋藏在内心的对家族,对家乡的思愁也随泪水一起涌上心头,也借泪水一起爆发出来。其实,有些老乡,即使在家乡,一辈子也未必能见上一面,有的在家乡时,或许还有过一箭之仇,然而在异国他乡便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宽容。“吃遍天下盐好,走遍天下娘好”,这是多少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遍尝了多少甜酸苦辣后,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汉民族的情感细胞也似乎特别丰富,特别敏感,特别脆弱。人在异乡,虽大红大紫,大富大贵,甚至可吆五喝六,呼风唤雨,然而对家族,家乡,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对家乡的思愁也一点也不因地位的悬殊,境遇的差异而因之或多或少,或强或弱。乡愁一视同仁地困扰着每一个汉族人。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乡愁便不失时机地纠缠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月到中秋分外圆,明明是天理使然,然而,乡愁人便责问明月,何事长向别时圆。当然也不仅仅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遇到挫折磨难,“对案不能食时”,更是憧憬“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鲍照)这种“胸无大志”的天伦之乐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在所有的“愁”之中,乡愁是一种最难打开的锁,是一种最难解开的结,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
4、无所不能的家族关系
    俗语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虽然外族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汉族人有窝里斗的嗜好,但在汉民族的价值砝码上,家、家族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有时甚至会超越国家的利益。因此,当家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时,当家族的人情和法律的制度相违背时,汉民族会不加思索,而且不须思索地选择前者。在汉民族看来,家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这个家族的人抱成团,心往一快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就会无所不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所以,汉民族坚定地相信“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维护这个家族的利益,保护这个家族的人员不受伤害,就是保存了这个家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力量。这种家族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与之抗衡的,即使是“王法”,在“家族”的力量面前也变得无缚鸡之力了。家族关系之所以无所不能,体现在“对利益共同体的关注”和“人情重于法律条文”上。
    (1)对利益共同体的关注。“朝中有人好做官”和“朝中无人莫做官”这两句具有哲理思辨色彩的俗语,揭示了“根基”在人生仁途上的重要性。这句俗语中所指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特指家族内部的人。换句话说,在你的家、家族中,有这么一两个人在“朝中”供职,领取奉禄,那么,就可以接二连三,牵丝攀藤地在本家族中挖掘出许多“人才”进入仁途,共同“保家卫国”。“朝中”的本族人及扩大到与本族人有瓜葛的人多了,就织就了一张疏而不漏的裙带网,在这个网中央,网民的思想极其容易统一,行动也极其步调一致,要办的事情,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均一蹴而就,易如反掌。这个网的能量之大,能呼风唤雨,混淆黑白,甚至使国家的行政机构,乃至法律条文都失去功能。这样的事例很多,曾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有些人,工人或农民,或居民发生了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人莫衷一是,不可开交,这时只要权威人士一出现,或是这个族的族长,或是这个村的村长,抑或是“德高望重”者,往他们面前一站,亮开嗓子乱吼一气,便雨过天晴,孰是孰非,全在这个“权威”的口中。那么,这个“权威”是属于哪一伙的,那伙人便占了上风,甚至依风作邪也无人敢管。“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这个道理是汉族人都不会不明白。因此,在本族人中,倘若有人在朝中立住了脚,就是这个家,这个族的大幸,族中其他人的也因此鸡犬升天,飞黄腾达。反之,倘若你家族中无一人入仕,而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任劳任怨,即使混上个一官半职,单枪匹马,也难成气候。没准哪一天为一件针尖大小的过错,便被口诛笔伐,拉下马来,岂不悲惨。这正应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句俗语。因此,共同的利益,使家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内部长幼有序,尊卑分明,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墙”,这道墙保护着墙内的一切,防范着墙外的一切。这就是汉民族的“墙”文化。
   (2)人情重于法律条文。汉民族有个令外族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的怪现象,即“人情大于王法”。“人情”的魔力如此之大,足以使人神魂颠倒,不辨真伪。在一些大官小官处理公务时,若加上“人情”这个砝码,便可以大事化小,也可以小事夸大,这时公正就消失了,良心就倾斜了,其所做的结论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了。人情为何对于汉族人来说,有如此神奇的功力呢。“俗语说‘识破人情便是仙’,神仙是无所不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可见人情这门学问是多么艰深!的确,在中国,人情是一件宝物,谁得到了这件宝物,谁就得到了整个世界。”[6](p44)   这还得了,简直不可思议:人情能征服整个世界。难怪外界评论汉民族是个充满“人情味”的民族,人情可以代替一切,甚至法律条文,这就不得不使汉民族的法治,掺和了些许人治的色彩。自古以来,汉民族的“法”就被称为“活法”,据说,中国古代法还是世界著名的五种活法之一。之所以称其为活,恐怕与其在制订时,或在使用时掺和着些许“人情味”不无关系吧。当然,汉民族对“人情”也不是一视同仁的,这要看关系的亲疏,面子的大小,“是亲三分向,是火热如碳”,而关系越近的人,地位越高的人,面子越大,面子大,说的话也掷地有声,对“法”的影响力也极大。“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实并非乱判,而是“金陵好大雪”的面子实在是大,给他这个人情,对于初上任的贾雨春来说,是值而又值的。其“乱判”是深思熟虑的“乱判”。“无事留人情,后来好相见”汉民族就是这样,好像生活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就看个人抵抗力的强弱,来决定他执法的公正与否。因此,“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7](p223)颇具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学会了用法律的眼光看事物。我们呼唤公正公平,我们向往民主法治,我们就不得不用犀利的手术刀来剖析无所不能的家族关系,来破坏超越法制的裙带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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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5.1
[6]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7][德]洛伊宁格尔著.王山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思考与练习三
1.说说汉语中锤炼词语应从哪几方面入手?
2.请找出在你家乡的方言中表现力特别强,而在普通话中却找不出相应词语的例子若干。(若找不到相应的汉字表示,可用同音字代替。) 
3.比较下列句中带点的词,说说哪个用得好,并就汉语的特点作出解释。
     ①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毛泽东《送瘟神》)
②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
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觅小诗。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⑵  ②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觅小诗。
①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泊船瓜洲》)
⑶ 
②春风又江南岸。
①蜂王是黑褐色的,……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②蜂王是黑褐色的,……每只工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①动人的事迹说不,丰收的喜讯到处传。
②动人的事迹说不,丰收的喜讯到处传。
4、分析下列句中同义词的文化因素。
①这是我妻子。    ②这是我爱人。   ③这是我夫人
④这是我太太。    ⑤这是我老婆。    ⑥这是我那口子。
这是我贱内。    这是我内人。    这是我的贤内助。
第三节  句式适宜的起伏之美
一、汉语句子的基本特点
   句子是汉语五种基本语法单位中,从小到大的第四级单位,是语言使用的基本单位。句子是由短语和词构成的。汉语的词缺少形态变化,构成句子的主要手段是语序和虚词,这是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个主要特征。
   汉语语序的安排对句子的结构和意义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做人难,难做人,做难人,人难做”就是“做、人、难”三个词,利用词序的调整构成了不同意义的句子。据说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屡战屡败,当他向朝廷要求援兵时,却把“屡战屡败”写成了“屡败屡战”。词的顺序一变,意义全然不同。常败将军倒变成了顽强奋战的英雄。某电话机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一机在手,天涯咫尺”。“咫尺天涯”这个成语原是指近在眼前,却很难相见。而这个电话机广告只改变了一下成语的语序,成为“天涯咫尺”,就巧妙地宣传了电话机的独特功能。汉语的这个特点,这给语言的修辞,带来了很大的、自由的活动空间。
   汉语的句子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类。根据句子的结构特点分出来的叫句型。根据句型,汉语的句子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两大类。而单句和复句内部又可以分为若干类。根据句子的语气分出来的类叫句类,现代汉语的句类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四类。句式可以分出常式句和变式句。
   另外,由于汉民族的思维特征式偏重具像的,讲究意会。因此,汉语的句子的成分可以忽略不计,有些甚至是主要成分也可以省略,这些都不影响听、读者的理解。如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朋友》的歌词,细细分析,没有几句是符合语法规范的,尤其是“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两句,就很难确定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但,无论是演唱的人,还是听唱的人,都明白它的含义,而且被深深地感动。
二、汉语句式使用的选择性
    在汉语中,存在着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但由于句式不同,因而表达效果相去甚远的现象。汉民族往往在不经意之间,使句子的长短与现实生活的节奏相配合。比如,在紧张、慌乱的时候,一般用短句,而不可能用结构复杂的长句。《生命线》中写一个小朋友得了重病,必须立刻送进城里的大医院治疗,但等他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开往县城的火车已经没有了。这时,主人公有一段心理活动的描写:“等?不行!不等?又没有车,怎么办?”由于情况非常紧张,心理活动快速活跃,反映到字面上,就全是短语。因为,心理上的紧张、兴奋、慌乱和愤怒,会使人在心理上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状况,这时,语速自然会加快,句子就要短促。如果语速过慢,句子冗长,那就会有呼吸不畅的感觉。
相反,需要阐述一种观点时,又不可能用简短的句子说清楚;而抒发一种感情时,语速也会变慢,句子会拉长。如沙汀《闯关》中的一段描写,原来是这样写的:“他就要抓住那缰绳了,但那畜牲又跑开了。”后来改成:“他就要把缰绳抓住了,但那畜牲一惊又跑开了。”两个句子的话题都是“他”,而“抓住”是话题的焦点,用“把字句”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在交际时,句式的选择要切合语境,要选择表情达意最贴切的句式,以提高交际效果。汉语的句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为交际中选择最佳句式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长句和短句体现的思维特色
相对常规句而言,长句是指较长的句子,它的结构较复杂,所用的词语较多。相对常规句而言,短句是指较短的句子,它的结构较简单,所用词语较少。长句和短句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从表达效果看,长句、短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使用时必须各得其所,才能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
1、长句
长句表情达意比较严密、精确、细腻。长句一般用于书面语,但是,汉民族不太喜欢使用长句,尤其是欧化了的长句。曹禺先生在《日出》里有一段文字是这样修改的:
[原句]这是在一个星期后的夜晚,约莫有十二点钟的光景,在各种叫卖、喧嚣、女人诟骂打情卖笑的声浪沸油似的煮成一锅的地狱的宝和下处。   
[改句]这是在一个星期后的夜晚,约莫有十二点钟的光景,在地狱的宝和下处,充满着各种叫卖、喧嚣、女人诟骂打情卖笑的声浪。
句子太长,各种语法关系就不容易理清。这与汉民族形象思维较强,而逻辑思维较弱有关。但是,随着地球村的建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不断碰撞,“海龟派”越来越多,欧化的句子也渐渐被汉民族接受,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断使用。如,王莹莹《茶想》中就有一个较为典型的欧式句子:
然而,当我东施效颦般地集满两瓶梅树上的积雪时,当我盛情邀请朋友们一起品尝一道好茶时,当我在充斥着酒精、咖啡、冰淇淋、红牛的宿舍中端起一杯清茶时,当我在游玩途中,往矿泉水瓶中灌满一瓶山泉时,我分明看到同龄人脸上嘲笑的神情。
这个句子有一百多字,主干仅仅是“我看到神情”,其余均为修饰成分。再如,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
在他流下了一大缸咸涩的汗水而使他成了全公社赫赫有名的“亩产千元”的“种烟状元”,安哥拉长毛兔给他带来的一千多元进项又使他获得“养兔大王”的光荣称号之后;在他别出心裁地打破自西汉时代流传至今的“五脊六兽”、青砖到顶的传统设计,用钢筋水泥预制板盖起了使山民们叹为观止的三间新式平顶屋之后;在迎亲“炮手”李赖孩儿骑到树杈上点燃了千头火鞭,迎来了系着大红彩绸的汽车,媒人王大脚兜头盖脸地朝新娘身上撒了满满一升五谷掺和着硬币的“喜钱”之后;在从“响器沟”高价请来的“唢呐王”第四代玄孙鼓起腮帮、涨红脸庞,吹奏着《抬红轿》的古老曲牌,同从嵩阳街租来的三洋牌收录机里传出的“毛毛雨,啊,毛毛雨”进行了声嘶力竭的拼搏之后;在公社秘书兼主婚人、新郎的本家叔李兴福吸着带嘴儿的喜烟,向满院子喝着喜酒,嗍着喜糖的喜客们发表了“巧种烟塞过摇钱树,光棍坡飞来金凤凰”的长篇贺词之后;在麦收娘为她的从小没爹的苦孩子的一个迟到的婚配,用衣襟、用袖口、用头巾、用干涩的手掌抹去无数次辛酸的眼泪之后,二十八岁的李麦收终于有个媳妇了。
这么长的状语,在汉语中是罕见的。
长句一般有较强的逻辑性,相对来说,长句在政治论文、科技论著及说明文等书面语色彩较浓的文章中用得多一些。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毛泽东《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个长句的主语有四个并列短语,列举了各种类型的情绪,表述严密,说服力强,并给人以凝重的感觉。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茅盾《白杨礼赞》)
这个长句的第一个分句是个兼语句。其中兼语“人们”有五个定语,这五个定语把句子拉长;同时通过这五个定语,作者痛快淋漓的地把那些瞧不起民众的人们驳斥得体无完肤。
2、短句
短句短小精悍,在表情达意时,显得简洁、明快、活泼、干脆。汉民族比较喜欢短句,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表意文字创造的艰难,再加上远古文人书写条件的限制,自然形成汉语简洁的表达习惯。”[1]p52它直白而又简洁,一般适用于口头语言和文学作品中,尤其适合动作多,节奏快的辩论、对话中使用。短句在交际中可以省略一些成分,因此,短句中有很多是不完全句,由于汉语是孤立语,语法手段主要靠词序与虚词,这就给短句的存在和短句的交流扫除了许多障碍,例如: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杜牧《阿房宫赋》)
三个音节一句,简洁干练,语气急促,显示了当时形势变化的急剧突兀。
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那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
                           (田间《坚壁》)
 一连串的短句,使语言铿锵有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③“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摇!”
(孙犁《荷花淀》)
选用短句,渲染了异常紧张的气氛,描写青年妇女看见鬼子时的语言、行动和心理状态,写得声情毕肖。
当然,我们汉民族也是非常讲究辩证统一的民族。体现在审美上,就是追求一种错综的绚丽美,而长、短句的合用正满足了这一审美要求。因此,在写作中,长句短句不会截然分开地用,常常是长短交错搭配使用。这样,可以避免单调和呆板,增强语言的感染力。例如:
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
(《战国策·齐策三》)
长短句间夹,杂中见整,显得既活泼又庄重。
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十三人,已于二月
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段文字,作者先是叙述柔石等十三位革命青年被反动派枪杀的无情事实。由于用了长句,叙述的内容详实可信,不容置疑。然后,作者使用一个短句,并且自成一段,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痛恨之情和对他们凶残行径的强烈谴责。这段文字长短句交错使用,有缓有急,相映生辉。                                
(二)整句和散句体现的审美特色
整句是指结构相同或相近,形式匀称整齐的一组句子,散句是指结构不同、形式不一的句式交错运用的一组句子。金兆梓先生评价正散句的作用是“偶句之妙在凝重,奇句之长在流利”。整句和散句也是相对的概念,在运用中也是夹杂交错地使用。整句在形式上比较整齐,也体现了汉民族喜欢工整平衡的心态。但汉民族也是一个具有辨证精神的民族,汉民族认为,对立的双方只有相辅相济,才能维持整体的平稳。比如一个时髦的姑娘,若她的上衣左边的袖子长,右边的袖子短,裤子也是左边的裤腿长,右边的裤腿短,那就有失平衡;若她的上衣左边的袖子长,右边的袖子短,裤子却是左边的裤腿短,右边的裤腿长,那就在不平衡中保持了相对的平衡。反映到句式上,也只有整、散结合,才能保持相对的工整。
整句整齐匀称,严谨有序,语意鲜明,气势强烈,富有节奏感。例如: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
第一句中的两个分句,第二句中的两个分句,第三句中的三个分句,结构相同,字数相同,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散句句形参差,灵活自然,富于变化,节奏较为舒缓。例如: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地头树荫下坐着一群歇晌的人,忽然从大路上老远走过来一个人,大伙挺纳闷:是谁呢,顶着这么毒的日头赶路?
(柯岩《追赶太阳的人》)
这句话共有三个分句,三个分句的结构都不相同,构成错落有致的格局,自然活泼。
整句和散句各有各的优点,但是如若一篇文章,一段讲话,一律用长句,便显得语言呆板、单调、暮气沉沉;如若一律使用散句,又显得语言松散,缺乏整齐对称美,有时表达也会显得言不尽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整句与散句也常常交错使用,以使文章句型灵活多变,避免单调呆板。例如朱自清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几个分句,有整有散,参差错落。就像音乐的旋律忽高忽低,忽促忽缓,不拘一格,美不胜收。若都改成正句,变成:
燕子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有再青的时候,日子却一去不复返。
   就显得呆板,没有活力。再如季羡林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甚至姿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先整后散,形式活泼,体现了语言的变化美。
有些广告用语也十分注意整散句的使用。如:今日集团乐百氏奶的广告“乐百氏,好营养,鸡、蛇、猪肉味道香,纯牛奶,鲜草莓,酸酸甜甜喝完还想要。”
(三)主动句和被动句体现的表达需求
主动句是指在动词谓语句中,主语是动作或行为的施事者;被动句是指在动词谓语句中,主语是动作或行为的受事者。主动句强调主动者的动作、行为怎么样;被动句强调被动者受到动作后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同样的意思,既可以用主动句表述,也可以用被动句表达。例如:
小明打碎了花瓶。(主动句)
花瓶被小明打碎了。(被动句)
关键在于用哪种句式,表达效果更为好些。但是,汉民族似乎更偏爱主动句。一般说来,主动句能直截了当地表情达意,易于理解,因此,交际中用主动句居多。但在有些语境中,使用被动句则更为合适。使用被动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为了突出被动者,而主动者不必说出,或不愿说出,或无法说出。例如:
可是,我跟树木一样,被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做呢?
(叶圣陶《稻草人》)
“我(稻草人)”被谁“定在泥土里”?施事者很明确,不必说出。
门破了,几支枪对准了他,他被捕了。
(罗广斌《挺进报》)
“他”被谁捕了? 施事者也很明确,这里不必也不愿说出。
2、为了使叙述角度一致,语气连贯,也常用被动句。例如: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
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鲁迅《药》)
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均顺着老栓的视线叙述,因此前面用主动句,后面用被动句。
他躲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看,兴奋得连放风也忘了,被看守长发
现了
(罗广斌《挺进报》) 
前两个分句是主动句,最后一个分句是被动句,这样上下文语气贯通,角度一致。
主动句、被动句在表情达意时,各有千秋,有时夹杂使用,效果更佳。例如: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鲁迅《藤墅先生》)
前一分句为主动句,后一分句为被动句,双管齐下,对比鲜明,如果把后一分句也改为主动句,对比的作用就不突出了。
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前一分句为主动句,后一分句为被动句,重点突出。
静静旋转的鹤群,阵势立即崩溃,惊恐万分……说时迟,那时快,有一只鹤被苍鹰抓住痛苦地扑打着翅膀,落向下方。
                        (江口涣《鹤群翔空》)
主动句、被动句合用,强调了主语的一致性。
(四)肯定句和否定句体现的情感差异
对事物作出肯定的句子叫肯定句;对事物作出否定的句子叫否定句。但在交际活动中,同一个意思,有时可以用肯定句来表达,有时也可以用否定句来表达,但表达效果不尽相同。例如:
 我反对你的看法。(肯定句)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否定句)
表达的意思虽然相同,但语气不同。例⑴是肯定句,语气坚决,态度鲜明。例⑵是否定句,语气委婉,态度含蓄。汉民族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常常选用语气委婉的否定句。
但否定句中有一种是双重否定句,有时语气比肯定句还要强烈。例如: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不……非,双重否定表现了红军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否定之否定比肯定句更能表现出红军战士坚定雄壮、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
在实际运用中,肯定句和否定句两者往往并用,相互衬托,这样更容易把意思表达清楚,语气上也更有强调意味。例如:
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这个复句共有六个分句,分为三组,每组都由否定、肯定两种句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一正一反全方位地揭示出党八股的本质,作者的态度也旗帜鲜明地表露出来。
有时双重否定句还能表达一种委婉的感情。如“你不会不记得我吧?”“你不会不给他这个面子吧?”口气都非常委婉。
(五)常式句和变式句体现的灵活通融
语序是汉语的语法手段之一。汉语单句的成分有比较稳定的排列次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定语、状语在中心词前面,补语在中心词后面。这是经常用的格式,叫常式句。如:“我轻轻地走了”。但有时出于需要,改变了句子的常规语序,这样的句子叫变式句,有人又称之为倒装句。如:“我走了,轻轻地。”或者“轻轻地,我走了。”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用了倒装句式: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
汉语复句的分句间的排列顺序,也有一定的规律,如表示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复句,一般是表示原因、假设、条件等意思的分句在前。但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也会改变它们的位置,这些变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灵活通融的处事哲学。变式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句句子成分次序的改换
(1)主谓倒装。为了强调谓语所表示的内容,把谓语提到主语前
面,并在主谓之间用标点符号隔开。例如: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史记·鲁仲连传》)
主谓倒装,强调了谓语。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魏徵《述怀诗》)
鸣寒鸟是寒鸟鸣,啼夜猿即夜猿啼,这里主谓倒装是为了协调句子的韵律。
出来吧,你们!
(孙犁《荷花淀》)
谓语提到主语的前面,强调“出来吧。”言外之意是,我知道你们藏在里面,不要再藏了,表达了水生对这些离家寻丈夫的妇女们的一种特殊复杂的感情。
月哟,孤凉地注射着银光。消隐了,玉兔和金桂香。
                     (殷夫《幻想》)
谓语“消隐了”,提到主语“玉兔和金桂香”前,强调了“消隐了”这个谓语。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是题辞!
                                (鲁迅《野草》)
谓语“去罢”,提到主语“野草”前,强调了“去罢”,且使句子更为活泼了。
2)定语、状语后置。定语、状语挪到中心词后面,强调了定语、状语所表达的意思。例如:
 信至国,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中尉。
(《史记﹒淮阴侯列传》)
“令出胯下者”为“者”字结构,是“少年”的后置定语,在语意上是修饰的重点。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旬子﹒劝学》)
“利”和“强”分别是“爪牙”和“筋骨”的定语,这里加“之”形成定语后置。
荷塘四周,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定语后置,强调了“蓊蓊郁郁”的色彩,渲染了荷塘月夜阴森森的氛围。
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
应有所警惕了吧,当美丽的玫瑰花微笑时。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状语“当美丽的玫瑰花微笑时”倒装,置于句子之末,强调意味甚浓,似警钟长鸣。
⑤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
(鲁迅《白莽序》)
状语“淅淅沥沥”后置,突出当时的凄凉氛围和心情。
2、分句间次序的改换
分句间次序的改换,要服从于具体的题意、情境。用得好,不仅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并且,能起到强调主要内容,突出鲜明感情的作用。例如:
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
因果复句,因果倒装。他们之所以繁衍有福,健康长寿,是因为
他们是诚实国君的使者。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屈原《离骚》)
假设复句,内部分句的位置倒置。世人不了解我也罢,只要我内
心芳洁纯真。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峻青《秋色赋》)
表示原因的分句置于表示结果的分句后面,表示原因的分句得到了强调,突出了“喜欢”的原因。
……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之所以说刘和珍等被杀害、被虐杀的原因,放于结论之后,就更加鲜明、突出地,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
不是很有必要,如果你想淋一点雨的话。
                    (罗兰《雨的乐章》)
结论在前,假设在后,强调了结论,句子也显得活泼有变化。
参考文献:
[1] 揭侠.日汉语修辞的文化内涵[J].外语研究,2001,3:51-54
三、短句在现代话剧中的作用
戏剧必须通过演员的说、唱、打、做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说、唱”在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推进剧情发展上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演员必须在说、唱上表现出极深厚的功力来。当然这与剧本台词写得好坏有关,这里说的好、坏,只是指这些台词是否适合演员,适合观众,是否吻合戏剧“一遍过”艺术的特点。设想,若台词都写得长篇大论,且长句居多,演员说得吃力,观众听得费劲,对演员,对观众都是一种折磨。因此,老舍说:“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话总是要写得简明,有时想起一个长句子来,总想法子把它断成两三句。这样容易明白,有民族风格。”(老舍《文学创作和语言》)。
老舍这样说,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他写的剧本,人物对白大多采用短句,除非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不得不采用长句。其余都尽量使用简短、明白的短句,演员说得轻松,观众听得愉快。如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安排王掌柜说的一段话: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大凡出成就的作家都是这样,如曹禺《雷雨》第二幕中,周朴园在家中相遇当年的恋人鲁侍萍的一段对白:
周:你——你贵姓?
鲁:我姓鲁。
周: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你姓什么?
鲁:我姓鲁,老爷。
这些对白,都是家常对话,句子短且口语色彩浓厚。说来浅显明白,语流畅达。利于演员的说,也益于观众的听,并且还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音乐感,何乐而不为呢。再如周萍与四凤的一段对话:
 周萍:(回头、低声、热烈)凤儿!(拉着鲁四凤的手)
四凤:不,(推开他)不。(啼听、四面望)看看,有人!
周萍:没有,凤,你坐下。(推她到沙发前)
四凤:(不安地)老爷呢?
周萍:在大客厅会客呢。
四凤:(坐下,叹一口长气,望着)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萍:嗯。 
四凤: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萍: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曹禺《雷雨》)
这段对话,语句十分简短,明白易懂。它却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周萍害怕被发现又想与四凤保持关系复杂心情,同时也表现了四凤对这种“偷偷摸摸”的担心、不满和悲哀。通过这些简短的对话,强有力地揭露了周公馆内的混乱和罪恶
             思考与练习四
1.汉语中的常见句式有哪些?英语中常见的句式有哪些?试作比较。
2.句式的选择对增强表达效果有什么重要意义?请举例说明。
3.比较下列句子,思考一下,哪句修辞效果好?为什么?
      ①你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道路,用你的血。      
 (吴晗《哭一多》)
②你已经用你的血替中国人民铺好道路。
①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⑵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②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
①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3)   ②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所以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
4.请分析下列句子,说说那些符合汉民族的言语习惯。
        ①三个人走出学校,大门被掩上了。
        ②三个人走出学校,大门便掩上了。
                                   (巴金《电》)
    5. 现代汉语的句式非常丰富,除课本讲到的五种外,还有哪些?举例并说明它们的特点。(最少举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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