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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汉语修辞史简介

发布时间:2013-01-12  来源:原创  作者:主编:钟敏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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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汉语修辞史简介
修辞学史是修辞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说修辞是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自产生语言之后,就有了修辞。那么,修辞的历史之悠久之漫长,是可以想象的了。然而,只因原始时代还没有产生文字,那时的修辞现象,我们不得而知。最早记录或探讨修辞的论述,散见于先秦诸子及其他著作中,如《尚书》、《诗经》、《周易》等。因此,我们的中国修辞史简介也从先秦开始介绍。
第一节 汉语修辞学史的分期
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借鉴研究修辞学史影响较大的专家的分法,中国修辞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为汉语古代修辞学时期,二为汉语现代修辞学时期。其中又可分为若干小阶段,具体如下:
一、汉语古代修辞学时期(引自《汉语修辞学史》袁晖、宗廷虎)
1、汉语古代修辞学的萌芽期——先秦时期
2、汉语古代修辞学的成长期——两汉时期
3、汉语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4、汉语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期——隋唐五代时期
5、汉语古代修辞学的成熟期——宋金元时期
6、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纷争期——明代
7、汉语古代修辞学的丰收期——清代
二、汉语现代修辞学时期(引自《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宗廷虎)
1、汉语现代修辞学的萌芽期——1905~1918
2、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期——1919~1932
3、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期——1933~1948
4、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期——1949~1965
5、“沉寂”期的修辞学与港台修辞学的发展——1966~1976
7、修辞学开始走向繁荣时期——1977~1988
第二节 汉语修辞学史各阶段概况
    一、汉语古代修辞学时期
(一)汉语古代修辞学的萌芽期——先秦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动,不同观点的论辩和争鸣十分激烈,而言辞的准确,犀利和幽默就成了人们争辩时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在有意或无意中进行着修辞活动。然而,修辞理论的研究,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完整的论著,只是些片言只语,散见于先秦诸子的政治、经济、哲学、逻辑等论著中。尽管如此,这些片言只语却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初步形成了各自的修辞观。
1、儒家文质并重的修辞观。儒家以仁为核心,强调礼,其修辞观的核心是文质并重。当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
孔子的修辞观点散见于《论语》中,他的观点是“辞达”观与“辞巧”观,而二者之间,又偏重于“辞达”。他曾经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就是主张言辞首先要能够达意,另外言辞还要巧妙。孔子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因此,言辞要讲究“巧”。但是“达”也好,“巧”也罢,都必须为宣传他的思想为目的,否则都不足取。与“达”、“巧”相对应的是“质”、“文”统一的观点。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反对“文”、“质”有所偏废,而要求文质兼备,二者结合统一在一起。 
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修辞观点,并有所发展。他的观点主要反映在《孟子》一书中。孟子的修辞观是“达意言志”。他主张言语要朴实:“言无实不详”,(《离娄》)反对“诐辞”(偏颇的言辞),“淫辞”(藻饰的言辞),“邪辞”(不正常的言辞),“遁辞”(躲闪的言辞),并认为可以从中“知言”,即从中了解其人其言的病因所在。他提出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原则,从修辞方面来看,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荀子的修辞观点主要表现在《荀子·正名》篇中。他的修辞观是“制名指实、辞白志义”。他认为言辞必须以维护正名为原则,以维护王道功利为标准。他鄙视过渡的文饰,赞赏“吐而不夺,利而不流”(《正名》篇)的辩说。他还指出口语交际中的“三利”和“三弊”。“三利”即“礼恭”、“辞顺”、“色从”,要把握好这“三利”的时机,适时适度地表达自己的讲话内容,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否则,便会形成交际中的“三弊”:傲、隐、瞽。荀子的“三利”主张,对后代研究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要得体等问题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2、道家疾伪主朴、顺乎自然的修辞观。道家以自然为主宰,其修辞观具有疾伪恶饰,主朴尚本的特色。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
老子的修辞观点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他的修辞观是以天道自然为本,提倡语言文辞的自然本色,做到发如自然,提出“信言”、“美言”的命题。
庄子的修辞观点主要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修辞观是顺乎自然,发于本性。他提出“三言”的修辞法则“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对后代的修辞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3、墨、法二家的修辞观。其代表人物为墨子与韩非
墨子的修辞观点主要集中在《墨子》一书中。袁晖、宗廷虎先生认为,《墨子》是修辞学萌芽期的典型代表,墨子逻辑、修辞的学说是继孔子之后,最杰出的代表。他主张身体力行,所以强调“先质而后文”,反对以文害意。提出“尚用”的原则,提出“或”、“假”、“效”、“辟”、“侔”、“援”和“推”七种推理方法,同时也是修辞手段,在汉语修辞学史上第一次阐述辞格。
韩非的修辞观主要集中在《韩非子》一书中。他重视本质的美,明确提出“文为质饰”的观点,他认为本质美的事物无须装饰,凡以饰论质者其质必然是不美的。他反对饰辞,认为“饰辞”是“邪道”,其实是混淆了劣质伪饰和优质佳饰的界线。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对于修辞学的观点,除了孔子有时强调辞巧之外,大都是反对以辞害意的。
(二)汉语古代修辞学的成长期——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
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开始建立起来。在修辞上,其修辞思想是在先秦修辞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淮南子》(汉初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撰而成)质、情并重,朴素为美的修辞观,这个观点就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兼取儒、法、墨的思想,因此,《淮南子》所反映出的修辞观也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2、董仲舒的修辞观点主要表现在《春秋繁露》中。他的修辞观是“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的质文兼备的修辞观。他的修辞观突出质的重要性和文为质的服务性。
3、杨雄的修辞观点主要表现在《法言》和《太玄经》等著作中。他的修辞观是文质并重观。他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但是,色必须有个限度,不能为色而色。他反对“淫辞”,但不反对必要的藻饰。
两汉时期的修辞学,和先秦诸子一样,只是在华、质和辞、意这两方面立说,而且也都不作过于偏颇和绝对的言论。
(三)汉语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们竞相在辞巧上下功夫,而不惜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这个时期的修辞学的研究也与创作一样繁荣起来,可以说是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时期。其间,最杰出的修辞学家当推刘勰,他的《文心雕龙》不但是古典文艺理论的名著,而且是汉语古代修辞学的力作。它的诞生标志着汉语古代修辞到了初步建立的阶段。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论述修辞较多的,具有特色的还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沈约的《谢灵运传论》,钟嵘的《诗品》等。
刘勰的修辞观点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中,他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辞训之异,宜体于要”的修辞主张。《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文章的本质和生成起源问题;第二部分讨论文体分类及其不同特征和修辞要求;第三部分讨论文思,风格、辞格、声律批评等。《文心雕龙》中的修辞理论已突破了前人那种文论中夹杂修辞的传统,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论述也较详实,因此,《文心雕龙》在汉语修辞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刘勰也被誉为中国修辞学的祖师。
曹丕的修辞观点主要体现在《典论·论文》中。他把文体分为四类(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第一次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文体有各种不同的修辞准则,强调“文以气为主”,突出修辞个性化,并首次论述了作家的语言风格问题,曹丕在修辞方法上重视文采,主张辞胜于理。
陆机的修辞观点主要体现在《文赋》中。他把文体分为十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提出了各类文体的修辞准则。他提出了修辞与谋篇要以禁邪、制放、辞达、理举为要务,而不以冗长取胜的主张,肯定意由物生,辞由意定的辩证关系。并朦胧地认识到音韵声律的丰富多彩与变化纷繁,为后人研究四声音律说打下了基础。
沈约的修辞观点主要体现在《射灵运传论》中。沈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汉语修辞学史上有名的“四声八病”说。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所谓八病,是对四声运用八条原则,若违反了这八条原则,便成了八条毛病。“四声八病”说促进了诗歌创作中追求声律音乐美的发展。
钟嵘的修辞观点主要体现在《诗品》中。在《诗品·序》中,他论述了作家的修辞技巧,主张把诗歌的音、辞、意三者自然和谐地统一起来,反对永明体把诗的音律人为地套上许多清规戒律。
(四)汉语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期——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代南北分裂复归于统一,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继魏晋南北朝古代修辞学初步建立之后,隋唐时期的修辞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唐初修史的风气颇盛,史论修辞随之产生。史论修辞影响较大的当推刘知几的《史通》,由于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诗歌的发展又带来了诗论修辞的独立与发达,诗论修辞影响较大的是日僧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由于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兴起,又有力地促进了散文修辞理论的发展,散文修辞影响较大的人物是韩愈。
刘知几《史通》概括了史书修辞原则;一是崇尚简要,要做到“文约而事丰”;二是推重质朴。他认为史书的语言运用与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应有所不同,提出了崇尚典实质朴,反对华丽浮靡的修辞原则;三是提出运用“今语”,反对“勇效昔言”的主张,他认为写史的目的是为了给今人和后人看的,应该运用今天的语言文字,不应该机械地模拟古语。
日僧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提出了“字句恰同,事义殷合”“文无定势,体有变通”说。他认为正确的修辞法是:“必当词与旨相经,文与声相会。词义不畅,则情旨不宣;文理不清,则声节不亮。”书中特别强调对偶的重要,全面采集汇编了二十九种对偶,具体论述了对偶的规律、例证。其余还论及了映衬、示现、复叠、双关、婉转、借代、对偶、警策、摹状、回文、析字、引用等十二种辞格。
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领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关散文修辞的观点和理论。韩愈提出“因事以陈辞”“辞事相称”“文从字顺各识职碍 ”的原则。他针对当时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了词必已出“陈言务去”的主张。
    (五)汉语古代修辞学的成熟期——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之所以被划分为汉语古代修辞学的成熟期,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论修辞的著作《文则》.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与修辞学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诗话词话的样式谈论修辞,如,《六一诗话》《沧浪诗话》等。同时这个时期,戏曲、小说的修辞理论也出现了萌芽。
马癸   《文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论修辞的著作,他重视对修辞原则、规律和修辞现象的探讨,注重研究方法,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该书在体例上系随笔性质,共分十项六十二条,各条论述的问题互相关联,形成整体。该书大致论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论文体与修辞;二、论消积修辞;三、论语法与修辞;四、论积极修辞——辞格;五、论风格。陈马癸  的主要修辞思想是:贵贴切自然,反对矫揉造作;贵明确,反对晦涩;贵通俗,反对乱用古语。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论修辞的新样式,被认为是最早的诗话著作,其中关于修辞的部分的分量并不多。欧阳修非常重视词语的锤炼,并要求写出的佳句,必须于理相通,指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在散文方面,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散文的平易风格,提倡“平淡典要”,反对时文的华而不实。在诗歌方面,欧阳修通过诗评表现了他赞同风格多样化的观点。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以禅喻诗,评论诗的形体的著作。严羽主张诗要含蓄,要婉曲,“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严羽论诗,列举了五法(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九品(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和三工(起结,字句,字眼)。书中还论及盘中,回文,反复诸体。同时书中还论及了一些其他的辞格,如论对偶,有扇对,隔句对,借对等。
(六)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纷争期——明代
明代是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纷争期,主要是环绕着修辞准则和如何学古两大中心进行论争。主张复古的,先有“前七子”,后有“后七子”,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复古的,先有唐宋派,他们提出“本色”和“真精神”与复古派对抗;后有公安派,竟陵派,他们提出了“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的进化观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胡震亨编写的我国第一本断代的修辞学资料汇编《唐音癸签》。此间,修辞学领域中的文体论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以我国第一批文体研究专书,吴纳的《文章辨体》为标志。
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是我国第一本断代的修辞学资料汇编。此书共十签,计一千零二十七卷,以十干为纪,自《甲签》到《壬签》录唐诗,《癸签》则是谈论唐诗的诗话。该书内容丰富,有不少修辞材料,其中以“法微”与修辞学关系最为密切。“法微”就是修辞手法的奥妙的意思。“法微”共三卷,一为“统论”,收集了历代许多名家诗论;二为“通论各体”,收集了历代论诗体的材料;三包括:用字,用句,俪对,篇法,用韵,用事,则古,砭庇。
吴纳的《文章辨体》是我国第一批研究文体的专书之一。该书所论文体五十七类。吴纳认为:“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要写得好,首先要明体制。文中非常重视各种文体的作法特点,对律诗,对连珠,都有具体的要求。另外该书还重视辨别各种文体之间的细微区别。例如“歌行”和“古诗”的区别,又如“篇”、“辞”、“行”、“引”、“吟”、“曲”、“歌”、“谣”、“叹”、“怨”之间的区别等,都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七)汉语古代修辞学的丰收期——清代
清代的修辞学继承了前代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修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汉语的书面语由文言文渐渐过渡到白话文,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逐步转变为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顾炎武的《日知录》,袁枚的《随园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刘熙载的《艺概》等。
1、顾炎武的《日知录》是以论文为主的修辞著作,他的修辞观点主要有三点:
①以“文须有盖于天下”为基本出发点,主张文章必须重视修辞。
②认为修辞的准则应为“达”,继承孔子所倡导的“辞达”的修辞原则。③反对模拟复古的文风,他认为无论文也好,诗也好,都既不能模拟,
也不能求古,他的这些观点,对后来文风也有重大影响。 
2、袁枚的《随园诗话》是以论诗为主的修辞著作,他的修辞观是“性灵说”,他认为文学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认为诗就是性情,作诗就只求顺其性情表现性情就可以了。他反对复古,反对形式主义的格调论,提倡创新,主张作品要有个性。
3、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以论曲为主的修辞著作,他的修辞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变”和“新”,尤其对戏曲语言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①“贵显浅”和“重机趣”。他认为戏曲语言应深入浅出,意深而词语不深;“重机趣”的意思是指词采中要有传奇的精神风致。
②“戒浮泛”和“忌填塞”。“戒浮泛”就是避免一般化;“忌填塞”就是忌讳在作品中大量引用古事、古人、古书。
③“守词韵”和“遵曲谱”。主张在音律方面严格遵守前人定下的成规。
4、刘熙载的《艺概》是兼论文、诗、词、曲、赋、经文的修辞著作,是刘历年论艺术的汇集。他的修辞准则是“是”和“真”。“是”就是正确,“真”就是真诚。在这个总的原则下,提出了修辞的三个基本准则:
①适当性的原则;
②多样性原则;
③独创性原则。
《艺概》还大篇幅论及各种文体的形式技巧。如叙事法,情景相融法。文中还用“诀”代替修辞格的“格”,提出文章的“眼”问题。文中还大量地使用了表示对立统一关系的术语,如虚——实,冷——热,情——景等。
二、汉语现代修辞学时期
(一)汉语现代修辞学的萌芽期——1905~1918
汉语现代修辞学的萌芽是从清末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的先进学说、办学校,废八股,提倡新学等主张,而新学中就包括修辞学。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既有对日本和西方修辞学说的引进,也有对古代修辞学遗产的继承。
最早引进外国修辞学理论,以“修辞学”命名的专书专卷,当推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卷及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而这时继承古代修辞理论的著作仍占主要潮流。
1、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修辞学著作之一,该书的主要贡献是最早引进外国修辞理论,是最早以“修辞学”命名的专卷,书中主要引进了日本修辞学家岛村抱月《美辞学》《新美辞学》的理论及池田芦洲《文法独案归》中的修辞内容。但是,该书在引进外国修辞理论的同时,也注意吸取我国古代的修辞成说。
该书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
①关于“修词现象”的理论。在这部分,龙氏把词藻分为语彩和想彩两大类,每一类下面再分小类。
②关于文体理论。在这部分,龙氏根据不同的观点,分别把文体分两类,四类及四类五十九种。
③句、段、篇修辞法。
2、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修辞学著作之一,该书主要引进了日本修辞学家武岛次郎的《修辞学》的有关论点。该书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
①最早全面论述修辞学的定义、性质、范围及功用问题。②最早阐释“体制”的理论。
③最早把文体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等四类。
以上两本著作,引进了外国,特别是日本的修辞理论,打破了我国修辞理论闭关自守的状况,为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继承古代修辞理论的著作问世,较有代表性的有《涵劳楼文谈》、《文学研究法》、《青觉斋论文》等。
3、吴曾祺的《涵劳楼文谈》推重孔子关于“辞达”的修辞原则,并使其具体化。吴氏主张既要师法古人,又须自我创新。文中还论述了用语、炼字与修辞方式,他主张“欲知篇必先知句,欲知句必先知字”。他对设喻、含蓄、省文、设问等专题的阐释,都有自己的见解。
4、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的理论,广泛汲取了古人与近人的有关论点,但主要是继承桐城派的学说。姚民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是:
①对“格律、声色”论的进一步阐发,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说。其中“格、律、声、色”主要指文章的格式、风格、结构布局及文辞的音律美、形式美、色彩美等。
②重视文章文格的研究。他认为“文章之体本于阴阳刚柔,其来远矣”。
5、林纾的《青觉斋论文》后改名为《畏庐论文》。该书代表了桐城派末期的修辞观。林氏的主要贡献有两点:①从正反两面谈论谋篇、用语、用字之法。②论述了骚、赋、颂、赞等多种文体的源流,用途及修辞准则,风格特点。 
(二)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期——1919~1932
这一时期的修辞学从“五四”前的萌芽时期逐步进入了建立时期,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问世,表明了现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至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修辞学体系的著作问世,标志着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①加强了修辞理论研究,出现了多种修辞学体系。
②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重视系统研究法,建立修辞学体系。同时,也加强了微观研究,注重总结修辞规律。
1、唐钺的《修辞格》是我国第一本全面探讨修辞格的专著。在这篇论著中,唐氏论述了二十七个辞格。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是:1.把二十七种辞格归入五大类,并由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修辞格系统。并且,在阐述各种辞格时,一般都给它们下一个反映这些辞格内涵及表达特点的定义。2.提出了辞格理论。论及了关于修辞格的定义和作用,关于使用修辞格的原则。并指出“修辞格不可用的过多”“修辞格与本题不甚贴切的不要用他”。
2、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被誉为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陈氏的主要贡献是:
①回答了修辞学的对象、任务、性质、作用等根本理论问题。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修辞学为语言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其性质是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修辞学的作用一是有助于阅读,欣赏和评论,二是有助于运用。
②创立了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的学说。他明确主张“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
③提出了修辞现象发展变化的观点。他认为:“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的,“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
④把美学、心理学理论运用到修辞学上来,提示了修辞理论,修辞格及辞趣的美学,心理学基础。
《修辞学发凡》全书还把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发凡》使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的方法。《修辞学发凡》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体系。
(三)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期——1933~1948
这个阶段,汉语现代修辞学进入初步繁荣和全面发展阶段。外国学术思想广泛传入,国语运动与大众语运动以及文法研究的发展,对修辞学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这时的修辞学课程在部分中学和大学里受到重视,很多修辞学著作是在修辞学教材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如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著修辞学》,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等。
1、陈介白的《修辞学》一书共有导言,总论,第一编,第二编,结论等五部分组成,其中第一编“词藻论”,第二编“文体论”较为重要。《新著修辞学》是在《修辞学》一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和《修辞学》相比,该书在修辞理论的探讨与充实上更进了一步。
这两本书的主要特色是:
①吸收心理学观点阐述修辞理论。用心理学原理研究“思想的性质”与“语趣的表情”,从心理学视角看修辞的目的,剖析辞格与文体论的心理基础。
②重视运用美学原理研究修辞。陈氏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的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术。”(《新著修辞学》第一编第一章)该书从日本岛村抢月《新美辞学》,五十岚力《新文章讲话》,佐佐政一《修辞学讲话》吸收了一些观点。
2、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是一本专项辞格研究的著作。
书的主要内容有:
①关于显比中有比辞与无比辞两种方式的论述;
②关于显比要则的论述;
③关于比与兴的关系,比与非比界限的论述。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
①从语法角度总结显比的句式规律,按照不同的修辞要点将显比归纳出四种句式;
②提出了显比运用的五条要则;
③概括出比与非比的区别,不能单以有无“比辞”来判断。此外,该书还论述了比兴的关系,即“比以类事;兴以超情。比求相有,为增‘明晰’;兴不求有,为辞之‘洽’,或如袭来,俾辞‘有力’”。
3、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在195412月重印时更名为《汉文文言修辞学》,是系统研究古汉语修辞的专著。该书的体系主要包括修辞理论和修辞方法两大部分。
该书有两个特点:
①注重从古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中总结修辞规律。
②注重继承古代修辞研究的传统,并有一定的发展。
该书的主要贡献有三点:
①建立了古汉语修辞学的体系;
②提示修辞规律,提出一些创造性的见解;
③该书的研究体现了唯物辩证的方法,从大量修辞实例中分析,概括出修辞的各种规律。
(四)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期——1949~1965
新中国的建立,为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尤其是19516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中指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更是对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从此我国的修辞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白话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在这一阶段加强了实用性并走向普及。这一时期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苏联修辞学、语体学理论的传入并对汉语修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著作主要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瑰一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
1、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为了响应《人民日报》关于“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而编写的通俗读物。
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①从语用的角度着眼,语法与修辞相结合,构成一个新的体系。全书以“匡谬”为主线来分析阐述,因此例句中所引病句较多。
②全书所用语料都来自白话文,可以说该书揭开了白话修辞学新的一页,开创了白话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为白话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2、张瑰一的《修辞概要》也是为响应号召而作,与吕、朱的《语法修辞讲话》相反,它是以正面论述修辞系统为主的。张瑰一是张志公的笔名。该书被誉为白话修辞学创立的标志。
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①建立了以实用为目的修辞学体系,体系的特点是:既注意语言结构——词、句、段、篇;又注意表达作用,如修辞和风格,并把它们结合起来。
②语言浅显易懂,论述生动通俗,例句也全用白话语料,因此可以作为自学读物。
③结合语法讲修辞。此书体系较为完整,实用性强,被以后的一些修辞通俗读物及初中《汉语》课本修辞部分所采用。
3、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是现代修辞学的又一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贡献为:
①建立了别开生面的修辞学体系。该书的体系由三大环节组成:现代汉语修辞和汉语各因素的关系;辞格系统和寻常词语艺术化问题;语体和修辞的关系。
②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意实际效果的修辞原则。并指出所谓语境,包括社会情境,自然环境及上下文等。
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大学文科进行修辞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五)“沉寂”期的修辞学与港台修辞学的发展——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大陆各个领域的建设,或受到极大的破坏,或停滞不前。大陆的修辞学研究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除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和高校教材外,基本上是处于“沉寂”状态。而这时港台的修辞学研究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大陆出版的修辞著作主要有:由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修辞常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写的《语法修辞》,华中师院编写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北京师大中文系编写的《修辞常识》等。
这一时期论著的特点是:
①一般不署个人的姓名,而标上单位的名称。
②通俗实用,多为修辞知识的介绍。
2、香港的修辞学研究在古代汉语修辞学和实用修辞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古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以谭全基的《<文则>研究》为代表。《<文则>研究》是我国第一本对南宋陈骙所著《文则》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书。实用修辞学的研究以谭全基的《实用语言修辞+六讲》和张屏的《语法修辞实例剖析》为代表。
3、台湾的修辞学研究以在总结二、三十年代修辞学著作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基本修辞理论和学习模仿修辞学名著为主。在总结二、三十年代修辞学著作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基本修辞理论的,以高明发表的一系列修辞研究论文为代表。学习模仿修辞学名著的,以傅隶朴的《修辞学》和徐芹庭的《修辞学发微》为代表。
(六)汉语修辞学开始走向繁荣时期——1977~1988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修辞学开始走向繁荣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的成果呈现了以下特点:
①论文论著大量涌现,数量空前;
②论文论著品种繁多,不拘一格;
③论文论著所涉及的内容广泛;
④研究有深度,有特色。
另外,这一时期,各大学普遍重视修辞教学,许多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外语系及新闻系都开设了现代汉语课讲授修辞知识,除此之外,有的大学还专门开设了修辞学的专题课或选修课,气氛浓郁,研究队伍空前壮大,论文论著也浩若星河。
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①修辞学体系研究的有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宗廷虎的《修辞新论》;
②辞格研究的有谭永祥的《修辞新格》,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
语体,风格研究的有程祥徽的《语言风格初探》;
④古汉语修辞研究的有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修辞篇》;
⑤修辞学史研究的有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等。
1、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用辩证观点来论析修辞手法。王氏认为,辩证法是制约着语言运用的,分析它,认识它,有助于把修辞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该书分为三大部分:
①为修辞学理论;
②是修辞手法部分,论及了二十几个辞格;
③论述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
该书吸收了国外语言学、修辞学研究的新理论,很多论述都饶有新意。
2、宗廷虎的《修辞新论》是汲取语言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修辞学的。在修辞手法方面,宗氏从辩证的对立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众多的成双作对的修辞手法,构成了一个新的修辞手法体系。
全书共五章分为四大部分:
①第一部分“总论”,论述了修辞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②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论述修辞现象的辩证法。
③第三部分论述了语言风格和语体。第四部分简述古今汉语修辞学发展史。
3、谭永祥的《修辞新格》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探讨修辞新格的著作。该书共分析修辞格三十个,其中十五个是过去基本上未被人专列出来的新格。每个辞格,作者都分别总结了它们的特征和功用,并以大量实例说明,所用的例子,不仅采自古今名著中的范例,还有当代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相声甚至漫画的标题和说明,群众的口头语言等。另外,作者在介绍辞格之后,还提出使用该辞格的注意点。
4、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是继唐钺《修辞格》后,又一本全面论述辞格的专著。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论述辞格的地位和范围时,作者认为“辞格”只是‘修辞方式’的一个方面”,该书的主要特色是:1.对辞格系统性的分析,认为辞格是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整体;2.对修辞理论进一步概括;3.史、论结合,在“论”的基础上列专章谈“史”。
5、程祥徽的《语言风格初探》一书重点探讨的一是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二是讨论具体的风格现象。该书的理论部分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1.阐述‘语言风格’的概念。2.讨论现代的‘语言风格’与传统的‘文体风格’的关系。3.划分现代汉语的风格类型。该书根据风格分类的功能原则,将现代汉语风格分为四类:日常交际的言语风格、公文程式的言语风格、科学论证的言语风格、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
6、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是一本全面阐述古汉语知识的专著。全书共分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等五篇。修辞篇共分四章:一、汉语修辞学研究简史;二、词的选择;三、句的选择;四、修辞的方法。该书有三大特点:一是由词、句的选择和修辞手法共同组成一个体系;二是把修辞方法分成四大类,十四小类;三是在古汉语专著中设专章论述“汉语修辞研究简史”。
7、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修辞学史的专著。该书的最大成就就是,建立了第一个中国修辞学史体系。这个体系既有修辞学史理论,又有修辞手法的总结,还有语体风格概括。该书根据中国各个朝代修辞思想发展的特点,把修辞学分为八个时期。该书所用语料丰富,见解独到,在分析每个时期修辞现象时,突出每个阶段发展的特点,脉络清晰,为以后的修辞学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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