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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工作

发布时间:2013-01-03  来源:原创  作者:主编:钟小安 楼淑君 副主编:雷鸣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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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工作
 
 本章知识要点
基本点:
“三省”机构及职官的设置;
“寒门掌机要”现象;
公文文体、公文写作、文书制度;
谱牒文书。
重点:“寒门掌机要”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公文手笔。
难点:“三省”机构的职责。
公元220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自称魏皇帝(魏文帝),意味着东汉王朝的覆灭,也标志着魏晋南北朝的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动荡变革的时代,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中,各个由权臣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尽统一,南方的各个朝代紧承魏晋,秘书部门和秘书机构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转承变易;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维持本民族习俗的社会制度和逐渐汉化的矛盾斗争中继承发展,国家机构的设置有显著的民族特点,秘书工作部门和人员都体现出了不同于南朝政府的特殊之处,尤以北魏前期的秘书工作和北周的复古改制表现最为突出。政治体制的变革,突出地反映在中央秘书机构的变化上,表现为由尚书台演进为中书、门下、尚书的三省分职。
第一节中央秘书机构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的官制由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逐步向“三省六部制”过渡,秘书机构也因此随之变迁。整个魏晋南北朝中央秘书机构的演变,从宋元时期的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引司马光的话可见一斑:“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及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来,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降至南北朝大体皆循此例。”这段提纲挈领式的文字对我们认识这个动乱年代的秘书工作极富启发意义。
一、尚书台与三省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方豪强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军事上也节节胜利,他的统一大业在赤壁之战中遭受严重挫折,但并未影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他是东汉王朝事实上的主宰者。在秘书工作方面,曹操设私府以代替朝廷权力机构,为自己扩充势力,也为曹丕代汉创造了条件。曹操为魏王,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设秘书令以“典尚书奏事,并掌图书秘记之事。”下隶秘书左丞和秘书右丞,负责收发、处理奏章、拟制诏令、传发教谕等,取代朝廷的尚书而成为握有实权的中央秘书。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秘书令取代尚书的职权,使秘书令不但掌管了“图书秘记之事”,还掌管了草拟奏章,发布政令之事。而这后一项职权,是以往任何曾被冠以“秘书”称谓的官员所没有的,因而可以说,曹操所设的秘书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与现代“秘书”一词含义基本相同的古代秘书官职。
曹丕以中书省取代尚书台成为核心秘书机构,而将尚书台改为执行机构,起执行作用。仍以尚书令为主官,左、右仆射为副手,仆射下设25名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等名目,负责处理文书事务,是尚书台中的主要秘书人员。魏晋时期沿袭汉代习惯,对尚书郎的任用非常严格。如果尚书郎出缺,须选5名能处理文案事务的孝廉来进行考试,以其中的第一名补缺。被录取者年龄须在50岁以下,既要文笔流畅,又能谨慎办事,要求相当高。
(一)尚书省
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从汉武帝开始,尚书和尚书台地位日渐重要。到东汉,尚书可以说是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
曹丕废汉建魏,在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上,基本沿袭了东汉的体制。以三公为位高尊荣而并不执掌行政之权的荣誉性职务,而以尚书台作为政府政务中心和辅助皇帝决策的核心秘书机构。随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尚书台担负的政务日益繁重,原属九卿处理的大量事务也转归尚书台,尚书台原有的仆射和不多的曹属机构难以胜任。因此,尚书台的下属机构和人员编制进一步扩充。在尚书令及其副贰尚书仆射之下,分别设立了尚书左、右丞,以及吏部尚书、左民尚书、客曹尚书、五兵尚书、度支尚书等机构和相应的官员,分别处理中央政府日常的行政事务,并辅助皇帝进行决策。这样原属“九卿”少府的尚书台,最终从少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行政机关。
尚书台(南朝梁改称尚书省)从皇宫内廷独立出来,由内廷的机要文书机构变为外廷的行政机构以后,皇帝需要新的秘书班子为其从事收发文书、起草和传达诏令的工作,于是在曹丕废汉建魏后,立即以其府中的幕僚组成新王朝的中央秘书机构,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任命长期为他们父子掌机要的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秘书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因为刘、孙两人资历不相上下,所以除设中书令外,又增设中书监一职,监略高于令,使两人同掌机要,相互监督,便于驾驭,首开亲信幕僚转化为朝廷秘书首脑的先例。
(二)中书省
魏初曹丕建立的官署称作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掌管掌奏,记录朝廷大事,参与政务。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晋书·百官志》曰:“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令改为监”。将朝廷秘书机构的约奏,出令之事,改由中书令掌管,秘书令改名为秘书监,并恢复桓帝时秘书监只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能。中书令和中书监因为时常位居皇帝左右,地在枢机,多受宠信,当时称中书省为凤凰池。南北朝时,中书令、中书监多以有名望的士人充任,能任此职者常视为殊荣。《晋书·荀勖传》中记载:中书监荀勖荣升尚书令,别人祝贺他,他却酸溜溜地表示:“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
由于曹操是汉朝丞相,曹丕称帝后遂不设丞相职,三公是无实权的荣誉性职位,所以,中书省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发展成为实际上的丞相府的可能性。《文献通考》说中书省初设时的基本职责是“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随着形势的发展,它所执掌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至西晋时规模已相当庞大。
(三)门下省
以中书监、中书令和中书舍人为代表的中书省的权力不断膨胀,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西晋时,皇帝将自东汉起就设于内廷的侍中寺改称门下省,以侍中为长官,达到分散中书省行政权力的目的。其职责是在皇帝左右议论大政、出纳帝命、办理交付事项,侍从顾问。宋文帝刘义隆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对东晋权臣乱政的教训认识很深,对中书省专权有所戒备,遂令侍中参与政务,掌上书奏事,并直侍皇帝左右,掌管殿内门下众事,甚至可以过问朝廷中的一些事务,使中书省的权力部分转移到了门下省的手里。清人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职官志》曰:“典枢密,率在中书、门下、侍中、录尚书及仆射而已。”北魏“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则侍中为枢密之任”。
门下省的主官为侍中,共4人,共同执掌政务机要,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朝廷禁令仪制,参与军政大事决策,负责诏令敕令传达,纠察弹劾百官公卿。主要的秘书官员有给事黄门郎、散骑常侍、给事中、散骑侍郎、员外散骑郎等,具体负责门下省的各种行政事务和秘书业务。侍中、给事中,原为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职低而位卑,易于调遣和指挥,但他们经常随侍皇帝左右,大多是受皇帝宠爱并信赖和依靠的心腹之臣。因此他们得以参与国家政务决策,掌管皇帝机密文书,使得门下省成为继中书省之后,与中书省并行的又一秘书机构。
刘宋时,在设门下省、集书省(又名散骑省,掌规谏、评议、驳正等事,隋时并入门下省)的同时,也将尚书台改称尚书省。至此,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三省制初步形成,三公九卿之制逐渐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
二、皇宫秘书机构
三省的分工,门下省属审议机关,尚书省是行政执行机关,中书省是典型的中央政府的秘书机关。三省之间的关系是“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中书出令”主要是说中书省根据皇帝的旨意起草的政令要经过门下省审议,最后由皇帝亲自批准,才能成为国家的法令,然后交尚书省执行。中书省设于宫中,接近皇帝,起草政令对国家大政有重大影响,其长官中书令实际上掌有相当大的实权,但中书省的机构性质则仍然是秘书机构。
    中书省主官初为中书监和中书令两职,除主官中书令和中书监以外,中书省的主要秘书人员还有:
黄门郎——中书省设黄门郎若干人,负责收受、拆封、初阅各方奏章,签名后交给通事郎处理,类似机要秘书。
通事郎——设通事郎为中书监、中书令的副手,具体负责诏令的起草工作,同时负责审读黄门郎转来的奏章,署名后或呈中书监、中书令,或直接呈送皇帝,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西晋时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定员额为4人。
中书舍人——西晋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之后,又设舍人、通事为其助手,后将两职合二为一,称通事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东晋、宋、齐沿置,至梁朝时除去“通事”二字,直称中书舍人。《文献通考》记载:规定每一中书侍郎配中书舍人一名,“专掌诏诰侍从,署政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中书舍人是作为起草诏书的专门官员设置的。
中书舍人为中书省内最主要的秘书官,南朝梁陈时设中书舍人5人,唐代定额为6人,《旧唐书·职官志》有“掌侍进奉,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新唐书·百官志》则曰:“凡百司奏议考课,皆预裁焉”,《职官分纪》记录“天下政务,莫不关决”。可见中书舍人虽然官位不高(正五品上),但专掌诏书拟制,参与机密,实际上是皇帝的高级秘书。
主书、书吏和书助——主书是中书舍人的助手,负责保管文书,以备查询,并抄写诏敕以备存档。主书虽然品秩不高,但职掌很重要,尤其是作为中书舍人的助手而备显荣耀。书吏是最基层的秘书人员,负责文书的抄录与誊写,员额众多。书助是临时性工作人员,遇有重要文书事务,书吏忙不过来,须另择人员,协助书吏抄录、誊写文书,这类人员称书助。
中书省内还设有通事舍人(负责皇宫礼仪)、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等中低级的秘书职务。
门下省的主官为侍中,其职责为出纳帝命,议论朝政,过问朝廷大小事务,其职掌有一部分属于秘书工作,但门下省主要职责是审议,因此总体上看不能算秘书机构,其主官侍中也不是朝廷的主要秘书官。宋文帝刘义隆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对东晋权臣乱政的教训认识很深,对中书省专权有所戒备,遂令侍中参与政务,掌上书奏事,并直侍皇帝左右,掌管殿内门下众事,甚至可以过问朝廷中的一些事务,使中书省的权力部分转移到了门下省的手里。在门下省内的主要秘书官职是给事中,其主要职掌是驳正臣下有违误的章奏;其次是起居郎,他与中书省的起居舍人一起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另有符宝郎掌管皇帝的玉玺。
尚书省设有直属的办事机构——都省,是尚书省的“办公厅”。尚书省下分六部办公,各部设有“都事”一职,负责收发文书等秘书工作,是真正的秘书官。尚书省设立了分掌民政、财政、军政的曹属机构,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行政职能范围,即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及五曹尚书,总揽了中央行政事务管理和执行大权。在五曹尚书之下,负责某一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吏尚书郎扩充到25个:如殿中郎掌奏章表疏;吏部郎负责官员选拔稽核;金部郎掌国库财政支出;度支郎掌国家的军队所需开支的预算分配;农部郎掌屯田及农事等。二十五郎的分设和职能的划分,使得尚书台更注重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和执行,重外而轻内,其原来具有的掌国政参谋,军政决策的秘书工作职能逐渐转为国务管理和执行。
三、地方秘书机构
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官制主要是州、郡、县三级制中均有其自身的秘书机构和岗位,地方官府秘书人员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史、治中从事、主簿、参军、记室令史等秘书工作领导者,另一类是书吏、书佐等秘书工作的具体执行者。
长史——自战国时秦国设长史之后,长史一直设而不废,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职掌,所掌权力也大小不等,但总体上仍是三公、王、州牧和边郡太守等高级官府中类似军事参谋长的总管,是主官的辅佐。从秘书工作角度而言,长史只是以高级官员身份领导秘书工作,而不具体承担秘书事务。
治中从事——治中从事意即居中治事,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在州府中置此职,定员1人。《通典》卷三十二记载其职掌为“主众曹文书”,这是州府中的秘书长。
主簿——主簿之职源于汉,到了魏晋南北朝,州府中的主簿置员1人,其职掌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实际上其权力很大,是州官府中的重要幕僚,是实际上的秘书首脑。主簿在郡、县两级政府中也设此职。其秘书职能也如此。
记室令史——魏晋南北朝时的三公、州、郡府中,都置有记室这样一个秘书机构。这是地方政府中的秘书科。记室由记室令史、记室省事令、阁下记室令、记室督等名称的秘书人员组成,从事地方政府中的秘书工作。
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是晋时设立的一个秘书官职,本不是州郡官职,而是公府官。主要职掌力“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类似于郡府秘书长。
咨议参军——专为官长出谋划策,为其决策提供参谋、咨询的秘书人员。
记室参军——专掌地方官府中文书事务的秘书。     
西曹书佐——西曹书佐是晋时名,即前朝的“功曹书佐”,是治中从事属下的一个秘书岗位,其任务是协助治中从事的工作并“兼录众事”。
部郡国从事——魏晋时,每郡、国各置1人,其主要任务是“主督促文书举非法”,从其职能上看,当也属秘书岗位。
典郡书佐——魏晋时,每部、回各置1人,其主要任务是“主—郡文书”典郡书佐一职,由郡吏补选,任期满一年即更换。
地方政府中,除了上述秘书机构与岗位,还有沿袭旧制兼管秘书工作的郡丞、县丞,还有主记室、功曹史、记事史、五官掾、文学掾等秘书岗位,且大多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据《晋书·职宫志》记载:两晋州府中常置内吏8人,郡府置内吏10人,县衙置内吏12人,这些人大多从事日常事务工作和文书办理工作,也属秘书人员。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秘书机构和秘书岗位不断拓展,职能不断地变化,秘书官员的实权却不断被削弱。这一方面标明魏晋南北朝秘书机构与岗位设置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秘书的身份从官员到职员的缓慢变迁趋势。
第二节秘书任用和“寒门掌机要”
一、曹操招纳人才
曹操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是一个成功者,他爱才敬才、不计私怨、不拘小节,善纳天下之士为己所用。曹操选用秘书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十分注意招贤纳士,曹操选用秘书的基本思想是不问门第、不拘一格、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在曹操的秘书班子中,既有出身名门的士族子弟,如司马氏兄弟、华歆、孔融等人;也有拔于行阵,出身寒门的王粲、郭嘉等人。既有自始至终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之臣,也有曾在敌方营垒后来投奔依附之人。无论对谁,只要其具备某一方面的才能就加以信用,委以重任。陈琳原本是袁绍帐下的记室令史,曹、袁争霸时,陈琳曾作《为袁绍檄豫州》一文,骂曹操是“残贤害善”“败法乱纪”“专制朝政”的汉贼,甚至把曹操祖宗三代都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曹操仍能既往不咎,将陈琳招入府中,让他与阮瑀同掌记室,视为心腹。刘桢才华高绝,个性倔强,在曹丕的一次私宴上,他不肯俯首,平视曹丕夫人甄氏,犯了“不敬”之罪。曹操爱其机智,对答得体,遂不计小过,任为丞相掾属,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事。曹操的这些作为,使众多的人才竟相投奔门下,仅著名的秘书人才就有荀彧、荀攸、崔琰、杨修、贾逵、王凌、繁钦、路粹、王粲、阮瑀、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华歆、王郎、陈群、仲长统、陃原、王必、杜袭、刘放、孙资、梁鹄等人。
曹操打破了东汉以来门阀士族狭隘的选官用人之道,使曹操身边人才云集,不仅有一大批勇猛善战的将领,又有一大批足智多谋的秘书和谋士,为曹操挫败群雄,建立霸业奠定了基础。曹操在实践中善于知人用人,并将他的选官用人之道通过法令予以颁布。他先后发布《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整齐风俗令》等一系列法令,对秘书及官员的任用标准、任用办法予以阐释,为后世选官用人及秘书理论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曹操不仅善于招纳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知人善任。崔琰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曹操就任为别驾从事,专事规谏。崔琰果然善谏、敢谏。一次,曹操拟从冀州征兵30万,崔琰认为曹军刚占有冀州,不宜立即征兵,遂谏道:“主公未为冀州百姓造福,而先征兵扰民,岂非大失民心。”群臣听了如此直言,都相顾失色,曹操却不以为忤,认为他说得有理,当即取消了征兵计划。曹操身边的秘书各施其才,成为得力助手,使他如虎添翼。值得指出的是,曹操信用秘书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度就是如果秘书忠心耿耿为他服务,他可以宠信有加,即使有过分的忤逆之举亦无关紧要。但如果一旦危及到他称王大业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处置。称衡骂曹、许攸居功,他虽然不高兴,但到底不曾杀他们,而孔融、崔琰、杨修之恃才傲物则招来了杀身之祸。曹操心胸开阔、知人善任,其用人之法值得借鉴。
二、诸葛亮与秘书工作
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为蜀汉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千古所称颂。在他的事业中,招纳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诸葛亮在选贤任人方面也有过人之处,他在所著《心书》中曾经系统地提出了对“如何知人”的看法,也就是他选拔人才的七条标准。
一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辨识能力和将来的志向。二是“穷之以辞辩二观其变”,即以尖锐问题对其诘难,考察其辩才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三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些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对方是否有审时度势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把面临的困难告诉他,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事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五是“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在开怀畅饮的场合,看其自制力和醉酒后显示出的本色。六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钱财面前的表现,给其有利可图的机会,看其是否能经得起物质利益的诱惑。七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或与其共同约定某事,以视其是否言而有信。
以上七条标准在选用秘书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鉴。一是要有准确的判断力。二是要有稳妥处理复杂事项的应变能力。三是要有审时度势的预见力和决策力。四是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五是要有较强的自制力。六是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七是要恪守信用。这些标准和能力,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诸葛亮能够发挥秘书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除了要求秘书忠于职守外,还要求秘书能“违覆”“直言”“进人”。
所谓“违覆”,是指当秘书人员在发现文书中主官的批示如有与国家法律与政策相违背的地方时,秘书人员应该将原件送回主官,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重新审核,并陈述理由。秘书官董和任职7年中,勇于违覆,有时同一份文书竟反复十数次向诸葛亮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修改。对此,一向办事认真的诸葛亮十分欣赏,要其他僚属学习董和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诸葛亮鼓励秘书人员“违覆”,对充分发挥秘书的作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官员由于受精力、时间、才识等方面的限制,处理公务时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甚至有重大失误。秘书人员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特定性,善于发现官员的缺陷与遗漏,使官员的失误降至最低限度。
所谓“直言”,就是要求秘书人员对主官能直言不讳,凡发现主官在处理公务、行为言论有不当之处,都要及时指出。诸葛亮本人心胸开阔,待下属诚恳,又一心为国,故身边的秘书人员都敢于进谏,也乐于进谏。诸葛亮自己就曾说过,崔州平能指出他的“得失”,徐庶能给他“启诲”(总结经验教训),董和能“尽言”,胡济能“谏止”。
所谓“进人”,就是要求秘书人员,如主簿、椽史,要主动向主官推荐人才。诸葛亮作为丞相,并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许多人才投奔蜀国,并以其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促使所有秘书人员认真工作。
诸葛亮一生过于谨慎,事无巨细他都力求亲自处理,连“校簿书”、罚二十板这样的琐事也要过问。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使他避免了不少失误,但作为丞相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主簿杨颙就曾向诸葛亮指出过这种作风的缺陷。主要问题是:一是使自己陷于事务性圈子中,减少了想大事的时间和精力;二是代劳秘书人员的事,使秘书们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和依赖感;三是给人造成专断的印象,致政敌以口实。诸葛亮过于费心劳神,以至于早逝,对蜀汉事业是一个深重打击。这是官员处理与秘书人员关系的沉痛教训。
三、“寒门掌机要”
汉末,因天下兴兵,人口流动,百姓离乡背井,漂泊不定,察举制度无法进行下去,于是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汉代以举孝廉、辟除、征召等为入仕途径。至汉末,不少名士常自视清高,隐逸山林,不应征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名声。至魏晋,此风大长,尤以寒士为甚。曹操为求人才,提出“唯才是举,以备录用”的方针,先后发出了《求贤令》等三道命令,强调选拔人才,不问出身贵贱,不计德行操守,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一律收用,并评定其优劣,予以相应官职,擢用了不少庶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这个大胆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汉魏之际已是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的时代,他们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构成包括曹魏在内各政权的统治核心。曹操恢复集权统治的措施在一段时间里对世家大族有所限制,但不能根本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曹操死后,曹丕以魏代汉,需要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压抑豪强的政策逐渐被废弃。曹丕时的尚书令陈群鉴于此,首倡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目的在于为朝廷选拔有用之才。
九品中正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官员职位进行从上上至下下九品区分,并据此规定其任职者所需的人才品级;二是相应地把人才的品级分为九级,以为各种官员职位提供合格的人才。当时,人才品级的具体办法是,由中央政府选派中正官负责。中正官是掌管一个地区评选人品的负责人。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他们皆由在中央或州郡任职的有德有才的本地人担任。中正官通过平时的访问、调查、根据国家颁布的世、状、品三个标准把本地的人才评为上上至下下九个品级,并造册上报给中央的司徒审核,最后由吏部根据中正的品第选士授官。
一般来说,人才的等级与官员职位所需要的品级是一致的。曹魏初期确实能做到不拘贵贱,唯才是举,赢得了时人的好评。但到了魏晋之际,随着王朝的没落、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中正之职多为世家大族把持,品评人物逐渐只看门第,不及才行,完全“计资定品”。九品官人法在重才识之余,又过分重视门第,以门第划分等级,按等级高低授官,其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都由门第显赫的世族充任,形成“虽无世袭之制,实有阶级之分”的局势。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即使再有本事,也只能充任僚属和低级官吏。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非治国贤才者多也,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徇私枉法、吏治败坏的社会现象。于是,南北朝以后,便对这种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
南朝实行的是士族政治。南朝的开国皇帝皆戎马出身,在易代之际需要士族上层人物为之点缀。皇帝对自恃门第清高而骄人的士族高门,既有隔膜又存防范,这就导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旧现象的反复出现。士族高门不屑于有忠君殉国之念,以不影响自己家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官场利益为重。再加之他们高标放达,以躬亲吏事为耻,不愿意讲究治国经世之道,更不屑于统兵打仗,使得他们丧失了乱世之中承担社稷重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皇帝对士族的根本态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实际上倚重。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寒门掌机要” 作为南朝重要的历史现象,便应运而生。出身寒门、受门阀政治压抑之士,愿意借皇帝之力而谋求仕途发展。于是,他们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也需要依靠这些人来做事,于是皇帝便任命寒门之士来担任官品不高、机要性却很强的职务(如:中书舍人、典签),让他们参与各种核心机密,以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特别重用寒门之士理政。如此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官府中,办理具体事务的大都是寒门之士,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寒士手上。这些寒士大都是饱学之士,又从具体事务工作中学到了丰富的社会政治经验和官场周旋能力,精明强干,成为了实际的决策者。寒门之士的崛起,对士族政治形成很大冲击。有作为的皇帝,如宋武帝、齐孝武帝等,希望巩固自己的政权,既深知士族的无能,又十分戒备其做大,故而特别重用寒门之士理政。
第三节文书与档案工作
一、文书工作基本情况
(一)文书种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书,基本沿袭了两汉,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种。
1.下行文
令,直属的上级官府对下级下达的文书。要求篇幅简短、文字凝练,口气坚决。
符,主要用于发送给不相隶属的下级官府的文书,属告知类公文。
帖,官府对吏民颁发的文书。
2.上行文
除沿用秦汉时的章、表、奏、议、疏外,还增加了如下文种:
启,官员对皇帝陈述事情的文书,接近于表奏类。
笺,也称奏笺,相当于表的一种文体。
牒,下级官府呈送上级官府的报告、请示类公文。
3.平行文
移,又称移文、移书。
刺,汉代下属向上级禀报的上行文书。魏晋以后,也用于平行机关来往公文。
书,也称国书,南北朝时期先后二十八个小国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书。
(二)文书形式
东晋初年,优质价廉的纸张大范围地用于公文书写,纸张成为文书书写的主要材料,到东晋桓温帝之后,纸张成为文书书写的唯一材料。当时的纸分为黄纸和白纸,黄纸是一种加染并处理过的可以防虫蛀的纸张,命帝或大臣上奏的公文多用黄纸,其他一般文书用白纸。
纸张的广泛推广,带来了文书工作的大革命,直接引发了书写工具的改革,尤其是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文书制度的变化。
(三)文书制度
1.卷轴制度将写在若干张纸上的一篇公文粘连在一起,成一幅,在一端粘附上一细木棍,作为轴,将文书自左至右卷拢在轴上,成一束,便于阅读、携带、收藏。
2.用印制度纸张用于书写公文后,一改原来封泥盖印为用朱色水印。朱色水印具有简便易行、印迹清晰、经久耐用的特点。实行了新的用印制度后,公文制作速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3.骑缝、押缝制度骑缝:在两张粘连的公文纸的连接处加盖公章;押缝:在两张公文纸的粘连处或公文末尾署名,又称押字、押尾。该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公文的伪造。
4.连署制度也称联署制度,几位官员同时在公文上联合签署姓名,以示对该公文内容共同负责。
5.勾检制度魏晋开始设置专门部门“掌诏书勾检律令等事律令”,即稽核皇帝和中央颁发的下行文。从这一时期始,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部门对公文实施复核制度,增强了公文的准确性。
6.一文一事制度秦汉时的公文往往一文数事,魏时出现一文一事公文,到东晋桓温帝下令公文书写材料为纸张后,一文一事逐渐成为定制。该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公文的时效性与运转速度,因此也一直沿用至今。
(四)公文“大手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成为唯一的文书载体,使作为管理工具的文书的使用范围急剧扩大,频率迅速提高,而且强调了其实用性。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之言“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证明了这点。此后,文章的写作就有了“文”“笔”之分,“文”是指文学作品,“笔”就是公文,此时公文写作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拟写公文成了当时一门独立的专门技能,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公文写作的高手。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称赞曹操的公文具有开门见山、短小精悍、明确具体、语言朴实等特点,非常实用,为“改造文章的祖师”。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专写公文的“大手笔”,有如陈琳、王粲、阮瑀、任昉等人,其中任昉擅长表、奏、书、启等文种,同时代的沈约虽以诗赋著名但写公文不如任昉,时人称为“沈诗任笔”。当时人们称干练而擅长拟写公文者为“手笔”,著名的“手笔”称为“大手笔”。现在我们称特别擅长写文章的人为“大手笔”,就源于此。
二、档案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连绵、社会动荡,公元190年,董卓迁都长安,焚烧都城洛阳,两汉积累起来的大量档案大多被焚毁,给魏晋南北朝的档案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古代流传下来的乐谱亡于此时,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以及此后接连不断的动乱,都给档案工作造成极大破坏,致使档案大量流失。
有远见的政治家从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角度认识档案的重要性,注意对档案的保护、搜集和利用。曹丕代汉建魏、刘备吞并益州时,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接管旧有的档案,并予以妥善保管。西晋将领王浚攻灭吴国时,也曾用心收集吴国的重要档案。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古代档案不致于尽沦战祸。
在重视收集档案的同时,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也非常重视档案的保管,建有专用档案库,设有专门的档案工作机构和档案工作人员。魏、蜀、吴三国都筑有东观,梁朝设有籍库等,作为收贮档案的专用库房。另外宗庙、中书府、尚书府等地方也都收藏档案,三国时期已形成了非常严格、规范的档案保管制度,设置专门的工作机构与工作人员保管档案。曹丕设中书监和中书令取代秘书令后,恢复秘书令掌管皇宫档案秘籍的工作职责。西晋时以秘书令为基础设秘书寺,将其长官提升为九卿之一,在秘书寺内设秘书卿、秘书少卿、秘书丞和主簿等职,
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档案工作班子。
由于频繁战乱,大量档案被烧毁、丢弃,或者因为保管不力而流失,加之政权无休止地更迭,使得档案工作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此时期的档案工作在我国档案发展历史中属于特殊时期。
但在低迷的档案发展工作中,流行于当时的谱牒文书成为此时的重要档案,成为此时期档案工作的独特现象。
谱牒亦称家谱、宗谱、家乘,是记载以父系为主体的家族的族源、繁衍生息的图集。我国的谱牒产生很早,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有专门记载姓氏的,是中国最早的谱牒,被称为“甲骨家谱”。商代设有掌管谱牒的官员,并建立了谱牒档案。战国时史官编写的《世本》是我国第一部谱牒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在政治、社会、婚姻等方面注重门第,强调血缘关系的尊卑,修谱之风十分盛行。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这类档案,因为当时社会实行九品正中制,将人划为九品,据此授官。
谱牒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族谱、家谱,为各大家族编修,详细记录一族、一家的世系。当时朝廷还专门设置谱局,置有郎、令史等人员,命令各地士族上呈族谱、家谱,派知晓古今、善于修缮的文士审核、考订、编修、收存。这种谱牒备有多份副本,可见当时人们对它的重视。
族谱、家谱这类谱牒基本上有约定俗成的谱例。一般有序文、凡例、源流、宗派、里居、行辈、世系、祖训、族规、家法、俚言、祠堂、墓地,还有的设诰敕、像赞、匾额、传文、艺文、后跋等。比较简单的只有序文、行辈和世系。谱牒主要采用记述体式,配以少量图表。     
完整的族谱和家谱,记载了本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仅仅“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还记载和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本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
另一类为个人谱牒,主要记载士族个人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吏部负责选拔官员,在选拔过程中非常注重征询被选任者的家世(祖辈资历、功名、爵位)、行状(对被选拔者的言行表现、道德才干的评语)、品级(根据家世、行状划定的等级)。负责划分士族品级的官员将这些情况书于黄纸上呈报司徒,据此授官,并将此谱牒副本藏于司徒府。这类谱牒相当于现代的人事档案。
思考与练习
1.请你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秘书机构从尚书台演变到三省的历史原因。
2.请你谈谈三省的秘书官职有哪些?各官职的具体职能又有哪一些?
3.“寒门掌机要”是如何产生的?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秘书机构是如何变化的?其历史原因是什么?
4.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书制度变化的原因及其具体内容。
5.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文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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