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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工作

发布时间:2013-01-03  来源:原创  作者:主编:钟小安 楼淑君 副主编:雷鸣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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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工作
 
本章知识要点
基本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机构;
史官的职业道德;
社会调查制度。
重点:史官职业道德的意义。
难点:社会调查制度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启示。
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是个昏庸的国王,他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东周平王),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公元前771年,西北的犬戎族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部被犬戎掠走,西周灭亡。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第一节秘书机构与工作
东周初期,王室与各诸侯国的秘书机构与人员基本上仍沿袭西周体制,也就是以史官为秘书队伍的主体。随着王室与诸侯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以及诸侯国普遍实行变革,东周秘书机构与人员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史官秘书职能的削弱和地位的下降
以史官为秘书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传统。在夏商周三代,各级史官执掌王朝的机要,代拟公文和诏令,追随国王以备参谋顾问,其秘书职能远大于史官本身记事记言、典藏史籍的本职。这是文化极不发达的时代,国家政治需要对秘书人员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史官充任秘书的时代,史官位尊权重,万众仰望。有些史官如商王朝神权政治下的贞卜史官、西周王室的太史、作册内史等都是国之重臣。这种局面随着西周的灭亡和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局面的出现而终结了。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神职史官,因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失去原有的神秘与光环,从史官队伍中分化出去,成为一般的主掌祭祀和宗庙事务的小官。太史、内史等一系列担负秘书工作职能的人事史官,因为在宗法分封制下世代相袭,观念陈旧,死守礼乐之制,已很难给新兴地主阶级出身的国君和以他为首的代表新阶层、新贵族利益的政府出良谋、划善策,自身的世袭地位也受到挑战和冲击。同时,一大批学有专长、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志向远大的士正在寻找机会,为国君的霸业献计献策。因此史官渐渐地被国君疏离,他原来担负的秘书工作职能由国君直接任用的秘书官员所取代。史官仅仅负责与治史有关的书记、言行记录,史料收集和整理。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甚至是缓慢的。史官的秘书职能也是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中逐渐被剥夺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良史,如春秋末年卫国的史官鱼秋(子鱼),晋国的太史董狐,齐国的齐太史和南史代都是因为其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秉笔直书而成为名垂青史的史官。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周,史官是各朝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其社会地位一直很高。这一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东周王室和列国仍设有太史、小史、御史、女史等史官,地方政府也设有令史、丞史、佐史等。史官的数量依然比较多,但史官地位却急剧降低,其中多数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掌管政府秘书机要了。例如太史一职,在西周是“太史寮”主官,位高权重,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其职权削弱到仅掌记录、管理史料和天文历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秘书官仍叫史官,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干脆另设秘书官职,例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原来在太史寮中地位较低的御史的地位则有所上升。
杨树森教授认为史官社会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王室衰微。东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大大削弱,天下出现了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杀君三十二,亡国五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王室和诸侯连自身地位也得不到保障,以管理文书档案为主要职掌的史官,其社会地位下降也就成为必然了。
二是私学兴起,文化普及。史官之所以能长期身居高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秘书职务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准,而在西周之前,由于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只有为数很少的贵族子弟可以在国家办的贵族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人的数量极少,史官的地位得以保持。到了春秋后期,孔子率先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贵贱,他的学生达三千人;此后的墨子、孟子、淳于髡等人,弟子都在千人以上。私学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文化人数量激增,于是秘书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人大量补充进秘书队伍,充当国君的顾问、谋士,史官对于国君的重要意义也就减弱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文化思潮极为活跃,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西周王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由于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既不能维护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又不利于诸侯各国谋求中央集权和争雄称霸的政治要求,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以君主制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各诸侯国纷起变法,谋求富国强兵,以吞并小国壮大势力,称王称霸。与这种全新的政治格局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秘书工作伴随着变法图强和兼并争战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一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的大量兴办,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专门的知识阶层——士,他们日益成为秘书工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他们充当诸侯君主身边的办文辅政的参谋助手。各国为了变法图强都采取各种办法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使士在国家政治和军事、外交斗争中的参谋作用得以尽情的发挥,在各国政治舞台活跃着一大批知识渊博,胸怀大志,眼光远大的客卿和文士。“士”出身的秘书官吏的出谋献策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古代政务秘书工作的参谋职能,并留下了极为丰富、极为珍贵的参谋经验和思想财富,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是采用了新的文书载体,大量使用了竹木制作简牍文书,重要文书还采用了缣帛为载体。竹木书简的普遍应用和缣帛等轻便的书写材料的产生又使秘书工作所凭依的物质手段得到很大改进。它标志着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书写载体的进步。
三是政务活动记录已形成制度,不仅要记录君主言行,而且对一切政务要事都要记录在册,并要抄录副本多份,存档保存。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真相,“书法不隐”已成传统,成为被后人传颂的秘书忠诚守职的职业美德。
四是文书种类有所发展,出现了契券文书、外交上的盟会文书、诸侯国领土的图文等。
五是在文件保密上形成了封泥制度,保密措施更为严格。
六是由于文化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的推动,与秘书工作相关的文书档案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拓宽了文书档案利用的范围,除了作为施政的工具、凭证和依据外,还作为传授知识的教材和编写典籍、史册的材料。这一时期的秘书性工作,在我国古代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从总体的趋势来看,秘书部门作为权力机构和统治手段的辅助性工具的地位得到加强,秘书在国家军事、政治、外交和各项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同。在秘书机构的设置方面,传统史官典掌机要、出谋划策的尊崇地位日益衰落。其职能逐渐趋向于与其名目相适应的记言、记行、整理史料、保管典籍的纯史官职掌。新的秘书机构,如尚书、掌书、主书等在不同的国家被设置。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身为政务官员的宰相实际上也承担了部分秘书工作。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秘书工作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自战国时代起,虽然各朝设有史官,但除秦汉两代的御史大夫外,其余史官(如汉代司马迁担任的“太史令”)成了以保管档案为主要职掌的职务, 已不是主要秘书官职,他们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就很微弱了。
二、新的秘书官职的产生
史官秘书职能的削弱和地位的下降,并不说明秘书及秘书工作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作用的衰减,相反在春秋战国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秘书工作在政治统治和对外战争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史官的秘书职能削弱之后,新的秘书机构和官职在各国设立起来。
左徒:楚国设立,是楚王朝廷中最重要的官职之一。从其所担负的职能来看,类似于国王的秘书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以此来看,左徒负有为国王筹划军国之事,代楚王起草重要诏令,协助楚王接待诸侯国来的重要宾客,处理日常公文等职责,无疑是一个政府秘书长的角色。伟大诗人屈原年轻时曾以辞章出众,多谋善断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因而担任此职。
令正:鲁国设立,鲁国国君身边负责制作重要文书的秘书官员。
掌书:齐国设立,掌是掌管之意,掌书即掌管国家文书的官员。
尚书:秦国设立,尚为执掌之意,是掌管秦国国君及政府文书的官员。
文书:魏国设立,主管文书的官员。
在设立新的秘书官职的同时,原来史官中较低级的官员被国君提拔起来。充任了高级秘书。在西周时期太史寮中最低级的御史(柱下史)此时可以随侍国君身边,记录国君言行及国家发生的大事,负责部分文书的起草,并跟随国君出访,参加盟会等,地位较之其他史官为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蔺相如作为赵国御史随赵王与秦国国君在渑池相会时临变不惊、不辱使命的故事。春秋战国时的御史不仅有秘书的职能而且负有监督百官的责任。《史记》卷126《滑稽列传》有所谓“赐酒大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所以齐国大臣淳于髡因御史在场而不敢放量饮酒,可见御史权力之大。
西周王室在宫中设立的宦者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一部分宦者被国君委以政事,出则代宣王命,入则咨询顾问。秦国的赵高就是一个宦官,被任用为中车府令,管国君车马,后又兼符玺令,掌管国君的大印,在诸官中地位迅速提高,最后位居宰相之上,威逼李斯假诏诛杀公子扶苏而立胡亥为帝,自己则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这也是宦官参与政事的开始。
三、文书档案工作概况
(一)书写材料的改变
这一时期在书写材料方面占主导地位是竹木简牍。以竹木为材料的简牍,因其材料普遍,制作简单,刻写容易且便于整理保管而受到青睐和广泛使用。秘书工作人员经常用竹木简牍进行公文写作,国君向国内颁布的法令和诏诰以及大臣用来表达意见、反映情况的奏章大都用竹木简牍来书写,在湖北云梦出土的大量竹简,就是这一时期简牍流行的物质证明。
在竹木文书之外,缣帛开始被应用于公文写作。缣帛为丝织品,具有绵软轻便、易于书写的特点,是上好的文书写作材料,此时已开始应用于文书的写作。但是,由于缣帛十分珍贵,制造工艺复杂,价格昂贵,因此只是偶尔为之,还不能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甲骨文仍作为公文书写材料而占据一席之地,但已失去了原来的广泛性和重要性。金文文书由于耗时费力,制作工程复杂而逐渐地被废弃,各国虽然也铸鼎,但重要的已不再是记载文书而是用于礼仪。
(二)公文文体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衰落到一个小国诸侯的地位,名义上虽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国土狭小,人口减少,土地被诸侯国和受封贵族大量夺占。西周初年那种朝觐和贡纳制度完全废弃,周王偶尔得到一点贡品也只是处于诸侯的恩赐或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因此,西周时大量使用的公文种类如命(册命)随着分封制的废除而告终结。与此同时,各诸侯国间相互征战,时而结盟,时而为敌的状态司空见惯,用于战争的公文,用于订立协议的盟约等新的公文文体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公文种类有:
檄文:帝王、诸侯在讨伐敌方之前表明理由、痛斥敌国舞士气的公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因为土地人口或其他原因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每战之前,进攻一方都要拟制檄文,表明自己顺应民心,替天行道,以博取邻国友邦的理解和民众的支持。《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曾做《为文檄告楚相》,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檄文。檄文不仅要送达敌国一方,而且还要在沿途和国内大肆张贴,古语中有“传檄而定”之说,因此,檄文对于战争的进行有很大的影响。
令:与命相似,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出现的公文,是一种指挥性的行政公文体裁。令可以由王发布,也可以由重臣或军事统帅发布,用于颁布法令及指挥军队。如商鞅的《魏国变法之令》,李悝的《习射令》,吴王夫差的《礼越王令》等。
载书:载书即协议,又称盟书,是记载盟约的文书。《左传·襄公九年》云:“同盟于戏……晋士庄子为载书。” 春秋战国时的载书类似西周时的盟约,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诸侯国国君为首的地主阶级为了壮大力量,联合起来向旧贵族夺权而订立的协议,如《侯马盟书》即是春秋末年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简子为盟主,与晋阳赵氏订立的盟书,相约赵氏集团联合起来,讨伐旧贵族荀寅、范去射等人。
书:臣僚之间表达意见、阐述政见、商讨国事的公文。书体的应用比较广泛,有国君对臣下而作的,如燕王喜的《遗乐闲书》,齐泯王的《遗楚王书》;也有臣下对国君上奏之书,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乐毅的《报燕王书》,黄歇的《上书说秦昭王》,范雎的《献书昭王》等。书后来也成为私人信件的一种,如司马迁曾有《报任安书》等。
移书:各诸侯国之间、官员之间平行的公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和中央政府中官僚制的实行,以及社会国家管理事务的增加,需要经常互通情况,沟通了解,移书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公文文体,如《吴越春秋》中载有吴王夫差之左校司马王孙骆《移记公孙圣》一文。
计书:郡县官员向国君报告下一年度民户、赋税的项目、数量的公文。这种公文刻写在木牍之上,一式两份。国君将木券刻为二份,自己与郡县主官各执一份,年终用以勘验完成情况并以此考核官吏的政绩。
揭贴:将自己的政见和对国事的看法书写并张贴出来进行公开讨论的一种文体,类似以后的大小字报。
(三)档案的编纂、整理和利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了自己的档案管理机构,但是由于战乱不止,兵燹连年,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在战争中大量的档案被焚烧或流失。战胜国在瓜分灭亡之国的财产时,已将档案的接受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将灭亡之国的档案转移到国内,这样就使得档案在大量流散的同时有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为档案的整理研究和汇编创造了有利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又是各种学术和政治思想大交锋的历史时期,各个学派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都需要从已有的档案资料中寻找有利于加强自己观点的材料和论据。另外,各国的统治者为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也需从已有的历史档案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推行新的政令条令,这就使档案的研究和整理成为必要。
孔子是研究和整理档案的大家。他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民间的档案材料。为此,他也曾到西周王室访问过做西周王室守藏史的老子。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收集得鲁、周、宋、祀等国的大量档案。在收集档案典籍的基础上,孔子和他的弟子怀着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无限向往和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局面的无比痛心,对这些档案进行了修订和汇编。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最后删定了六经——《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这些典籍成为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为我们研究上古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六经中的《尚书》就是上古社会公文档案的汇编,是秘书工作中文件法规汇编的开山之作。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书工作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文书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书的普遍使用,必然导致文书工作制度的形成。
(一)拟文
《论语宪问》云:“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所描述的是郑国在颁布“命”这一文种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改、润色四个环节才能最后定稿,而且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大体形成了拟文的制度。这一制度不仅郑国有,其他诸侯国也有。鲁襄公就曾设有专门负责修正文告辞句的官员。拟文制度的形成,使文书的文字大有改进,文书的文字更精炼、语言更准确、逻辑性更强、更富有表现力。结合孔子“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一类的说法,说明春秋战国时人们对文书写作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认识。
(二)用印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大夫季武子攻取了卞邑,襄公派公冶去了解情况,公冶出发了,却未带任何可以代表国君的凭信,于是“玺书,追而与之”。这件事说明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使用玺印,而且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而到了战国时代,玺印已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春秋战国时代的玺印大致有双重功能。其一,直接以印表明身份。战国时甚至有专门用来调动军队的印信符。虎符以铜铸成,一分为二,国君存其一,另一半授予统兵出征的将领。国君如有命令,须派使臣携带自己所执的半边虎符传令,将领以另一半验之,如吻合无误,命令方能生效。公元前247年,秦攻赵,赵求救于魏,魏王惧秦而不敢出兵。信陵君在魏王宠姬如姬帮助下,从魏王卧室中窃出半边虎符,赶往边境大将晋鄙军中,假传王命,并击杀晋鄙,方调动十万大军击败秦军,解了邯郸之围。其二,以玺印加盖文书封泥或封存机密物件。
(三)密封
《淮南子》云:“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埴是可以陶器的粘泥,“玺之抑埴”即在“封泥”上铃印。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了公文的密封制度。密封的方式是将成篇的简牍卷起,在“检”的结绳处糊上粘泥,在粘泥上加盖玺印,显示印文,称“封泥”或“泥封”。
(四)传递
  《孟子·公孙丑上》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强调各级官员必须具备统一的政治信仰、德行操守,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比不停地颁布命令迅速得多,有效得多。这句话从侧面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的驿传已较为发达。“置”在这里指供行人休息及替换车马之用的驿站,与“邮”同义。“置邮”亦称“邮置”或“置传”,也就是用车马传递文书讯息,即驿递。《周礼·秋官》云:“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说明西周时已有专门负责传递文书的机构与人员,而且要求不管多么困难,都必须送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文书更频繁,战争不断的形势要求更快地传递文书,故而,进一步发展文书传递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史官的职业道德
春秋战国时诸侯在用人上也完全破除了西周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和贵族制。各国不拘一格,招贤纳士,一些才智出众,多谋善策之士受到各诸侯国国王的重用。如商鞅因献策推行变法而受到秦国的重用;苏秦曾以游说而成为合纵长,佩六国之相印;齐桓公接纳了管仲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一系列主张,并任用管仲为相,按他的方略治理国家,因而取得霸主的地位。成为朝为布衣、夕拜卿相的典型。士担任秘书工作主要的作用在于参谋顾问,辅助政治决策,而不像其他秘书人员以掌管文书,服侍国君,出宣王命为主。当然,他们也起草诏令、法规,但这不是主要的职能。如魏文侯以士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术为师,以李悝为相,因贤人以礼而得誉于诸侯,招致了大批的士人前来效力,最终使魏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一、私人秘书的出现和士阶层的崛起
从黄帝时代到西周,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高,能胜任秘书工作的“文化人”数量有限,不具备产生私人秘书的条件。私人秘书的出现是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才出现的。现在从典籍中有据可查的私人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这就是一些卿大夫自己任免的“家臣”。家臣并不都是秘书,但有别于奴仆,其中文化水平高者不仅为主人掌管家政,而且常为主子出谋献策,带有秘书性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为齐国高昭子家臣,孔子的弟子中也有多人当过季氏家臣。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代,因社会变革对智慧、知识的需求,士的社会角色由武士转为文人。《韩诗外传》载:“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操笔弄墨的和鼓唇摇舌的都属文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各国国君和高官的顾问、谋士、幕僚,亦即高级秘书。战国时期活跃于各国政治外交舞台的商鞅、张仪、苏秦、韩非、李斯等,都曾经以士的身份展示自己的才能,然后被国君委以重任。
与此同时,当时上层贵族也盛行“养士”之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亦即齐国之孟尝君、赵国之平原君、楚国之春申君、魏国之信陵君,以及后来秦国的吕不韦等,纳士都达数千之众,称之食客、门客或舍人。他们流品繁杂,乃至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但仍以有文化的游说之士为主。这些门客为主人参谋策划、起草信函、承办机密事项、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属主人的私人秘书。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赵武灵王在改革军事,实行胡服骑射之前,曾遭到贵族和大臣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对此也犹豫不决。他征求士人楼烦和肥义的意见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肥义看到他犹豫不决时便说:“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舍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愚者倒成事智者睹末形,则王何疑焉。”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武灵王推行改革,终于使赵王下定决心改革兵制,实行了胡服骑射。
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君专设谏官、言官以指陈朝政得失、明察官员优劣、匡正时弊、出谋划策。充任这些谏官、言官的大都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治事能力的士人。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思想背景,使得士在政治上的参谋言谏作用空前发挥。
借事而讽喻进谏是春秋战国时士人常用的一种办法。战国齐威王当政时,常作长夜之饮,不理政事,国势日衰。淳于髡便以隐语劝谏威王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齐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齐威王罢长夜之饮,亲自召见淳于髡,向他求教治国之策 并任用他主持礼宾之事。邹忌也是齐国之士,他知道齐威王爱好音乐,便鼓琴而见威王。以音乐的节奏、弦律之和谐而指陈治国家而弭人民的道理,使齐威王很受启发。于是三个月后任他为相,推行改革刷新政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于是卑身厚币以招贤士,问计于郭隗,郭隗向他讲述了一个以千金买千里马尸骨的故事,建议燕昭王切实起用几个人才,以表明求贤若渴的心迹。燕昭王依计而行,终于取得了成功。
紧随主官或君主,参与机事,排忧解难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发挥作用的又一种方式。蔺相如是赵国宦官令缪贤的门客,经缪贤的推荐被赵惠王所用。他不仅代赵王出使秦国谈判,秦国以五城换赵国和氏璧之事,以机智和勇敢挫败秦王阴谋,保住了和氏璧,而且当秦王与赵王相会于渑池时,他疾言厉色挺身而出,不惜血溅秦王,而迫使秦王亦为赵王击缶,保全了赵王的面子。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受命前往薛城收债时,看到百姓困苦,怨声颇多,毅然将所有债券一火焚尽,免去了所有薛城百姓之债,因而受到孟尝君的责难。但当孟尝君遭排挤而无处容身时,薛城百姓欢迎并接纳了他。冯谖还施展策略使孟尝君官复原职。
直接参与政务,指陈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受命总理国政,主持国家大计,这是春秋战国士人发挥参谋作用的又一重要途径。战国时期,秦国一度曾实行开放式的不拘一格招纳贤才的人才政策,因而使许多才智超群的士人得归,在政治改革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就是这些士人的代表。张仪曾以自己事强而攻众弱的连横之谋游说于魏楚两国,不得重用后投之于秦,任秦之大良造。秦王采纳他的连横之谋,远交近攻,最终瓦解了齐楚联盟,打败了齐国。当秦王改变延揽各国士子为己之用,欲驱逐他国士人之时,李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列举了客卿为秦国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简述了秦国坚持招徕客卿,不拘国别身份而重用人才的政策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就,指出了驱逐客卿将给秦国带来的危害。他这一篇雄文使秦王政深受启发,最终收回成命,继续奉行大量重用士人客卿的政策,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当然,士担任秘书工作也很不稳定,一方面,士在一国所献方略得不到认同,或受不到重用,则很快离去,改投他国。如秦穆公时的由余是晋国人,先事西戎后投秦国,商鞅也因在魏国不受重用而投奔秦国。苏秦在成名之前,曾投往几个国家都未被任用,最终在赵国施展了他的抱负。有些秘书一旦其见解、主张被国君接受,不久即拜相封侯,成为实际的执政者,如范雎向秦王献远交近攻之策,不久,即被任命为宰相,负责朝中大政。
士无论服务于国君,还是服务于一般贵族,他们与主人都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士择明主而从,主则唯才是用,人身的相对自由为士施展才华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以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秘书人才群星璀璨的景观。这种现象随着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帝国而成为不复再现的历史。
二、载入史册的秘书典范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春秋战国时的秘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忧国忧民
中原各诸侯国在大“中国”观念上渐趋统一,各国之间的争斗充其量只能算是内战,周围并无强大的外患威胁,故忧国忧民之情尚不强烈。相反,“楚才晋用”“晋才秦用”“朝秦暮楚”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在南方的大国楚国却出现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忧国忧民的典范,这就是屈原。虽然楚国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屈原时代也早已有交融渗透的迹象,楚国也常有人到其他诸侯国任职。然而,楚文化毕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的文化形态,它有足够的条件产生一位伟大的、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秘书。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贵族家庭,与楚王同姓。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学问广博,善文章辞令,又熟悉各国的情况,所以20多岁时就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成为王宫秘书工作的首脑。屈原年轻而登重位,使本来已有的理想主义更加浓郁,很想干一番事业,但时常招致旧贵族的怨恨。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有一次,屈原奉怀王之命起草一份重要文告,刚拟成草稿,旧贵族、上官大夫靳尚就抢着要看。屈原说:这是草稿,未经大王审阅,不能公开。一口回绝了靳尚的无理要求。靳尚恼羞成怒,便在怀王面前挑拨说:大王太宠信屈原了,一直让他草拟文告,可是,每一次公布法令之后,屈原就到处夸耀说这是他写的,还说除他之外,无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告!昏聩多疑的怀王轻信谗言,逐渐疏远了屈原,罢免了他的左徒之职,让他担任管理贵族事务的三闾大夫,并最终将他流放。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但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屈原历尽磨难,于悲愤交加之中,最后满怀忧国忧民之情自沉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二)正直敢谏
春秋战国时正直敢谏的传统仍有过之而无不及,具有这一特点的秘书不计其数,在史籍中有名有姓的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春秋末年卫国史官史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史鱼,又名鳅,字子鱼。他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卫灵公在位。卫灵公任用佞臣弥子瑕,而疏远贤臣蘧伯玉。史鱼屡次劝谏灵公去佞任贤,灵公均置之不理。史鱼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此事,感到自己未能尽到做史官的责任,于是嘱咐儿子说:“我生不能劝国君肃正朝纲,死后也就没有资格按照礼的规矩下葬,不能在正室里治丧,就将我的遗体放在窗户下面吧!”他死后,他儿子依言而行。卫灵公前来吊丧,见此情景,大为诧异,少不得要询问原因,史鱼之子就将父亲临终前的话告诉了灵公。灵公听了,为史鱼的忠贞敢谏所感动,幡然醒悟,便罢免了弥子瑕,重新起用蘧伯玉。对这件事,孔子赞叹不已,称誉史鱼无偏无党,品格如箭杆一样笔直。孔子以“礼”的标准来评判史鱼的行为,这种标准在已逐步实行“法治”的春秋战国之际已是落后的观念了。但这并不妨碍孔子以其独特的政治立场来弘扬史官的忠直人格,并以此来支撑他的“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政治理想。
(三)多智善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智慧的时代。成千上万脑袋里盛满了智慧的谋士,来去匆匆,到处兜售他们的计谋与学问。在这个庞大的队伍里,秘书的身影也备受瞩目。早在西周后期,史伯等人就为后来者昭示了一个智者所应该做的事情。老子(任过保管王室档案的守藏史,据说还担任过负责传递文书的柱下史)无疑是春秋战国时代智者的化身,但他似乎只对智慧本身感兴趣,而对运用智慧搏击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浪潮则很漠然。不过,像老子这样超然物外的智者并不太多,大多数人都难以拒绝能大展才华的现实政治舞台的诱惑。就连孔子也不例外。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仍不灰心,无非是要找到一个能逞其才的用武之地。事实上,有心于现实政治的智者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像孔子这样不走运,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关键在于你的智慧能否让处在剧烈兼并战争状态下的诸侯在短期内收到效益。
史伯是宣幽二王时的太史,极富谋略。周宣王曾封自己的弟弟姬友为郑侯。宣王死后,幽王继位,任命叔父姬友为司徒。姬友看到幽王昏庸荒唐,使得本已日簿西山的周王朝更加江河日下,担心自己会为之“陪葬”,便向史伯请教。史伯与姬友深有同感,对天下大势则更为了然于胸。他为姬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建议他在济水、洛水、黄河和颖水之间建立基地,将财产、部众迁至此地,并厚贿当地的东虢、郐两个小国,必能站稳脚跟,不仅能免受西周灭亡的牵累,还能有大的作为。姬友依计而行,果然成为实力雄厚的郑桓公。其子武公则进一步灭了东虢和郐,雄踞四水,使郑成为春秋初年最强盛的诸侯国。史伯的行为无疑是审时度势的结果,但它使史官传统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在史官传统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四)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 
董狐和齐太史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淫威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秉笔直书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诸多大国,其秘书工作的情况大体能够反映此时整个秘书工作的基本面貌。
第三节社会调查制度
我国自古就有调查的好传统,相传部落联盟时期,尧在四通八达的地方,设进善旌(即幡),谁有好主意,都可以站在旌下发表。尧又根据舜的建议,命舜在土阶前树立一根木柱,让百姓在上面书写意见,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称为诽谤之木,由于此木是舜受命而立的,舜又名重华,所以又称华表。封建制度确立后,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帝王到各地巡视,调查民情的记载更加多。这些巡视对帝王了解社会、了解民情以更好地统治国家、稳固江山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社会调查制度兴起的原因
社会调查的出现,最早在西周,这种制度与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密切联系,当时主要是从观政和观俗两方面进行。
    观政的原因是周初统治者吸取商朝之教训,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商为鉴。《尚书·大诰》说:“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民心向背可以决定天命之去向,一旦失德,天命即转向他人。西周确定了轻鬼神、重人治的治国方略。重视人治,就需要掌握民情,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情,安抚民心,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善待人民,致力于改善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观俗主要是周王朝实行“尊礼尚施”的宗法礼制,《周礼》上说的“治国八则”之一即是“礼俗以驭其民”。了解各地民俗,有针对性地实施治理方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其政不易其宜”,亦即用礼制教导人们敬让亲和,根据不同的习俗施行相应的政令,使人民安居乐业。唯其如此,才能达到“礼俗以驭其民”的目的。
    西周统治者虽然祭祀神灵和祖宗,但更加重视人治。《礼记·表记》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西周以前,统治者的神权意识都非常强烈,多笃信鬼神。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进步,人们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逐日增多,科学知识也日渐丰富,神权统治削弱,官员的宗教色彩淡化,统治者重人治而轻鬼神,他们勤于政务,谨慎于民事,如此重视人治的统治者,必然要求了解、掌握民间动态。
二、古代主要调查制度——采风制度
社会调查真正形成制度的要属西周的采风制度。在西周立国之初,即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社会调查制度——采风制度。所谓“采风”即帝王派专人负责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
周王室设有不同层次的“采诗之官”,全国主管调查工作的是太师。调查是定期的,经常性的。周天子每五年要从镐京出发东巡,视察各诸侯国,所到之处都要太师把所采集的民歌拿给他看。各诸侯国内都设有专门收集民歌的官吏称“行人”,行人每年春秋两季出去收集民歌,沿途摇着木铎,让老百姓知道采诗的官吏来了,于是他们把诗歌献出来。行人收集到的诗歌再送到乐官“太师”那里,谱成曲子,唱给周天子听。
何休注《公羊传》里记载民间的采风人员,因礼治制度规定的身份等级,不能将采风之所得直接面交天子,必须由“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即从乡野上到城邑,由城邑上报至国都,再汇报于天子。太师是周王室主官调查工作的,行人采集之民歌俗语因而也有的献给太师。而职位高的官员可以直接将调查情况向天子陈述,如“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采风作为周朝行政管理工作一大创举,采风调查的范围几乎遍及周王朝整个统治区域。《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一带,涉及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采风范围相当广阔。《诗经》中所收民歌,年代从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和东周,从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五百多年,不仅盛行于整个西周,也为东周沿袭。
    《诗经》采集的民情包括各方面的内容。有反映人民对连年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和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田园荒芜的惨景,如《何草不黄》《击鼓》《伯兮》《东山》等篇;有反映人们对统治者的仇恨,如《节南山》《正月》等;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雨无正》《巧言》《召》等篇;有反映劳动人民生计艰难,贵族对他们剥削、压迫和他们的愤怒,如《七月》《硕鼠》《黄鸟》等篇;也有反映人民对家庭生活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如《氓》《十亩地》《野有蔓草》等篇。《诗经》主要内容,是一部西周社会调查材料的汇编。采风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是对社会现状的综合调查。
三、社会调查的意义和影响
西周开始创立的采风制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有效举措。采风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一个创举,采风的主要责任官“行人”就是古代的调查员,采风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调查材料。采风制度通过形象思维来反映民意,并用形象思维分析方法以了解民意;今天的民意调查是通过逻辑思维,主要是借助于判断“是”或“否”、“赞成”或“反对”来反映民意,明智的统治者可以从这些第一手资料里“知天下”,觉察到潜伏着的危机,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我国秘书工作者有着注重社会调查、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以供领导者决策参考的优良传统。古代观风俗、知得失的调查之法可以看作今天秘书工作中调查研究工作的起始。
西周采风制度影响深远,采风之制不仅为东周所继承,如《墨子·公孟篇》所说:出现了“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盛况,而且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后代统治者也经常由秘书人员随行,巡查地方民情。虽然早期的采风、采诗等社会调查,不能与今天秘书工作中有目的、有对象、有专题的社会考察和调研相提并论。但是由政府组织,由太师、史官、行人等秘书人员从事具体工作的调查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将民间诗歌、风俗采集起来以供欣赏的简单文化艺术活动,而是从采风中了解四方诸侯及广大领土上的民情风俗,在具体的歌谣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恶,人心的背向,百姓的好恶,从而反映出官吏的清浊和政绩的优劣。
第四节诸侯国的秘书工作
一、秦国
秦的祖先非子在周孝王时是掌养马的小官,因养马有功而分得秦邑成为周的附庸。其后代一直到平王东迁以后,才因领兵救驾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立国之初地狭而位卑,是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一个小国。至秦穆公时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西乞术等才士和将领。但与中原隔地千里,成为西戎之霸。与几个大国相比,政治制度、生产水平都很落后。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逐步使秦国强盛起来,与其他六国并称为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后,宰相制度在秦国确立下来。担任相或相国职务的大都是异国客卿。武官主要有国尉、将军等设置。
秦国中央秘书人员主要有御史,负责君王的言行和国之大事。秦王与赵王渑池相会时就有御史陪同左右。另有尚书之设,主要负责政府的文书往来,代表君主起草文件,发布诏令,较多地担负了中央政府的秘书工作。在秦国的相府中还首次设置了长史一职,它是全国最高政务机关中的事务主官,有一定的实权。李斯在投奔秦国的初期就曾担任此职。他抓住有利时机出谋献策。谋划军政大计,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各诸侯国的军事征服、外交离间的策略,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为以后平步青云荣任宰相奠定了基础。
秦王室的秘书人员有主管宗庙祭祀仪的奉常。其下属官员有太乐、太祀、太医、太史、太卜以及博士,兼具秦王参谋和生活服务班子的作用。典客有丞一人,是礼仪官员,掌诸侯及各部族首领的来访接待及朝觐礼仪。卫尉是掌宫门屯兵及警卫的官员。此外,王室中还有中常侍、给事中等侍从官员以及为王后和太子服务的太傅、少侍等宫官,实际上也是王室的秘书人员。
二、齐国
齐国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国,在西周初年和春秋时期是中原地区的大国,又是战国时期率先推行改革并称霸诸侯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和秘书工作对其他各国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齐国于齐桓公和齐威王时曾分别任用管仲和邹忌为相,两次实行规模较大的改革。改革之后,齐国旧贵族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新兴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占领了政治舞台。齐国较早地创建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政体和官僚体制。齐国的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称为相,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与他曾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推行改革。在宰相之下,设大司田掌农业,大司马掌军事,大司理掌刑罚,大行掌外事,大谏掌谏议,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央行政统治体系。
宰相既是齐国最高的政务官员,同时也担任着大量的秘书工作任务,对重要国政提出处理意见,制定并起草推行改革和进行统治管理的法规法令,协调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为国王提供参谋和顾问。在宰相之外,齐国设立掌书一职,专门负责国君及朝廷中重要文书的起草,传达诏令并保管文书档案,是比较纯粹的秘书官员。在宫廷中还设有辅弼国君和太子的太傅以及通古今典史以备顾问的博士,都是国王左右的秘书官员。
齐国的地方政权已设立了县。县的官员称为县令或大夫,由中央政府委派,各地方城区和近郊设乡,郊外设属。县令之下已有司马等官员协助县令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在齐国的地方政权组织中也有秘书人员的存在。
三、晋、韩、赵、魏
晋国是周成王之弟的封国,也是春秋时期较大的封国之一。晋国在晋文公执政时曾称霸诸侯,连周天子也参加晋主持的会盟。晋国设相为百官之首,其官制设置和地方秘书机构大多与中原其他国家相似。晋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组织比较发达。军队最多时设有六军,军队的管理除设司马、将军之外,还在军中常设了类似秘书性质的武官和军大夫,掌管军事行政。如舆师管理徒卒名册,另有司空掌军事后勤。这些官员都是军事首长的参谋辅助人员,担负着军队内的秘书工作。
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国的政治制度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三国的首脑都改大夫为侯,后又称王。宰相制度开始确立起来,掌兵的将军从宰相职务中分离出来,大量的士人被吸收到官员队伍中来,开始担任各级官吏和秘书职务。魏国设立了主书一职,专门负责政府的文书工作。
韩、赵、魏在其国内的地方设立郡县两级政府机构。郡设郡守、太守,为一郡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命。郡守之下设郡尉和御史,分别掌管地方的军事、监察事务。同时协助郡守处理政务,担当着一定的秘书工作。县的长官称令,也称大夫,属官有令史,其职责为协助县令掌文书,调查案件或受委托办理某些专项事务,是地方的秘书官员。令史之下,还有县丞、县尉、县司马等都是佐史一类文职秘书官职。
四、楚国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的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都偏处南方之地,与西周王室及中原各国交往甚少。因此,它不但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在职官分设上,也自成体系。
楚国行政的最高长官是令尹,在楚王之下,执掌全国军政大权,入则治民,出则为将,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战国时期著名的春申君黄歇就曾典掌此职。除令尹之外,楚国在中央政府设司马主管军事,带兵打仗,设司败(也称廷理)主管刑罚狱讼,设关吏主管市场交易及各地关卡。在地方政权方面,楚国最早设县。早在春秋初年,楚国就将灭掉的边远小国改为县,县设县尹或县令以治其事,荀子就曾经担任过兰陵县令之职。县上还设有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楚国中央政府的秘书长称左徒。左徒从其来源看来应沿于司徒之职,在司徒之下设左右司徒为其助,楚人以左为上,因此左司徒的地位逐渐上升而成为重要的职官。左徒的职能是随侍楚王左右,对国家大政方针及重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楚王裁决。与楚王共同商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重要机务,代楚王起草诏令及其他文件,显然,左徒具有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春申君黄歇在出任令尹之前曾任左徒。诗人屈原也曾任楚怀王的左徒,在任职期间就许多重大朝政问题向楚王献计献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楚国王室宫廷秘书类官员主要有师(大师)、三闾大夫、左史、司宫等官员。师是负责对太子进行教育的职官,三闾大夫是掌管王族中子弟教育的职官。屈原就因辞章出色、才学渊博而任过此职。左史是史官,负责记录楚王言行和国中宫中之大事;司宫为管理后宫事务之官员,往往由宦官担任。与历代的宫廷事务官员一样,楚国王室的这些宫廷事务官都是以楚王为中心并为楚王和王室提供服务的秘书人员。
思考与练习
1.简述士充实秘书队伍的历史背景。
2.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地位明显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3.社会调查情况的上报方式主要有哪些?
4.概述春秋战国时士的素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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