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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发布时间:2013-01-03  来源:原创  作者:主编:钟小安 楼淑君 副主编:雷鸣  发布者:网络秘书  浏览次数: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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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本章知识要点
基本点:
我国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
我国秘书工作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秘书工作产生的重大事件。
重点: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
难点:秘书工作产生的内容和要求。
秘书学界认为,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距今4500年至4100年的黄帝时期,最迟起端于尧舜时期。《史记》《汉书》中都记载黄帝不仅设立了分管各项事务的“六相”,而且设置了专门的“秘书官”——史官。一般认为,商代已是国家结构较为完整、文化较为发达、生产力较为进步的时代。这足以证明在商代之前,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对商以前历史的推测与分析,我们认为,秘书工作孕育于部落联盟的鼎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发展于先秦以前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第一节秘书工作的发轫
我国秘书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秘书工作产生有两个条件:首要条件是有领导的社会组织的形成,因为秘书工作是为领导服务的辅助性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一个环节。另一个条件是文字的出现。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基本手段是掌管文书,而文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使用的文字材料,它只有在文字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 
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对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形式有简单的介绍。《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揖让之礼。”上古时没有国家,也不会有君主。在劳动生产和生活方面,《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糟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原始人用简陋的劳动工具从事简单的劳动,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其社会组织形态大多为聚居在一起的原始群落,后来又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
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出现了有领导的社会组织。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原始民主制,凡遇重大事务,由氏族全体成员、氏族族长或部落酋长议事会讨论决定,而氏族族长、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均需分别经过其成员推举产生。当时部落首领与一般氏族成员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绝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者。《吕氏春秋》曰“神农身亲耕,妻亲织。”《淮南子·汜论训》认为“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商君书·画策》中也说:“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他们没有特权,也不脱离劳动。
中 国 秘 书 简 史
第一章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在部落联盟形成前,每个部落的规模就已经相当大了,部落领导机构或首领的管理活动绝非通过直接交谈即能实现,必须有人为部落酋长的管理活动提供辅助性服务。因此,从理论上说,部落管理活动中就已经有了秘书工作。
至于“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即使它为真,也只能说明神农之时的管理活动中尚没有公务文书和与之相关的文书工作。土陶、甲骨、竹简木牍刻写工具共同形成了秘书工作的物质手段,为原始秘书工作的产生创造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如前所述,文书工作仅仅是秘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秘书工作的外延远远大于文书工作的外延,秘书工作先于文书工作在历史上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文字的产生为原始秘书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秘书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手段,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秘书工作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始终不能离开文字。关于文字的产生,中国古代就有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传说黄帝时任仓颉为史官,仓颉为了录事记史的方便,对久已存在的各部落的文字进行搜集、整理、取舍,对文字做了重大的改进,创造出了部落联盟通用的文字。传说虽然没有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但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文字已经出现是不容辩驳的事实。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发明了火,并在陶器上刻写简单的记事符号,土陶就成为文字的一种物质载体,人们还用尖锐的石器在竹板、木板和各种比较规则的兽骨上刻写文字。在距今约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土陶文和一些原始的甲骨文。从此之后的几千年间,文字经历了创制、传播、发展,一直到殷商时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甲骨文。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带有文字符号的土陶,而在半坡、临潼等仰韶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刻有文字符号的陶器,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中还发现了字体极其细小的原始社会后期刻有文字的甲骨。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改进,使秘书工作具备了最基本的物质手段。秘书工作虽然有别于物质生产,但是就其工作内容而言,也需要最基本的物质手段。我们从有关传说中黄帝时期秘书工作的记载看,黄帝有史官多人,且有分工,这绝不是最原始的秘书工作,而是经过了一定发展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秘书工作。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说早在原始社会时代,我国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一个基本载体文字已经出现并开始应用于实践。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到了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
近年来,原始文字相继出土,说明当时已有产生公务文书的条件了,这些公务文书内容,已在后人追忆编的《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中有所反映。由上观之,社会既然有了组织和文字存在,就可能有书面公文号令,如《尚书》《史记》记载的“典”“命””谟”等。有了书面文字号令,就有记载、办理号令之人员,由此亦即萌生了秘书工作,当然这种秘书工作还是很原始的、不完整的,充其量在原始社会只能被认为是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发轫阶段。
第二节秘书工作的形成
黄帝之时,我国部落联盟继续向前发展,经历颛顼、帝喾等著名首领,到达尧、舜、禹三大“圣王”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的逐渐扩大,阶级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家为正史”的情形,管理事务日趋繁杂。
一、古代文书的传说
《后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周时,尚有黄帝时期的文书传世。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远古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记载,这些典籍是各类文书档案的汇编。传说中三皇五帝流传下来的典籍主要包括: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等。《周礼·春官》中说,春官下有属臣外史,专门负责保管三皇五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说明周时尚有远古之书传世。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合称坟典,是传说中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三坟”为三皇所作,“五典”为五帝所作。唐人孔颖达注疏《左传》时说:“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大道”与“常道”是关于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八索”是与八卦有关的具有哲学性质的典籍,“九丘”则是有关地理的记载。坟典可视为各类文书档案的汇编。“河图、洛书”,简称河洛。《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书·五行志》云:“河洛出图书。”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中负“河图”而出,有神龟从洛水中负“洛书”而显,二者都是天授神物。历代经学家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很多,看法各异,但对“河洛写天意”的说法则深信不疑,其终极目的仍在于维护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河洛”是部落联盟时期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规章制度之类的文书。
在现今传世的古文献中,《尚书》中《尧典》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主要记载尧舜二帝的事迹。这篇古文献是依据当时的“史”(即史官)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尧、舜时代的某些资料,并经历代“史官”以竹木简册形式流传下来而制成的。《尚书》中还有一篇《皋陶谟》,为皋陶和禹告于舜的言论记录,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会议记录文书。
禹在位时,司法官皋陶曾作“皋陶之刑”,规定犯有“昏”(自己有罪反掠用他人美名)、 “墨”(贪婪而废弃职守)、“贼”(无故杀人)三种罪行的人应处以死刑。这是古籍记载中我国最早的刑法文书。
二、黄帝时期的秘书工作
史料记载,黄帝设置了风后、太常、苍龙、祝融、大封和后土等六相,并设立了史官,黄帝身边的史官有仓颉、沮涌、孔甲等多人。“史官”一职最早起于何时,现在已无法考证,但许多典籍记载自黄帝时代起即有了“史官”一职。《世本注》:“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许慎《说文解字》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臣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陶宗义《书史会要》中说仓颉“广伏裁之文造六书”“仓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皆尊仓颉为文字始祖。到了汉代,司马迁《史记》及班固《汉书·古今人表》都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执掌记录言行。后人则将仓颉说成是左史,按《礼记·玉藻》:“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解释,说明仓颉偏重于记事。《书史会要》又载:沮诵是黄帝的右史,他与仓颉一起创制书契,并“纪纲万事,垂法主制”。《汉书·田蚡列传》载,孔甲是黄帝的史官。《归言集》说他“主书史之流”“执青纂记”。《世本·作篇》宋衷注云:大挠、隶首、宾成“皆黄帝史宫”。 “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后世最早可见之官职名称套用于黄帝时期。
史官所担负的工作大体有如下几项:
(1)组织氏族、部落、部落酋长会议及宗教活动的会务。召集会议,对会议决定的事项进行记录并发布相应的命令是史官的重要任务。除此以外,战前的动员大会、胜利后的庆祝大会以及祈祷鬼神保佑的大规模宗教仪式也需要由百揆、纳言、巫祝等史官进行周密的安排和组织。
(2)撰拟公文和记录、整理史料。这是史官日常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从后世史籍的追忆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在原始社会后期,此项秘书业务已初具形态。
(3)进行社会调查。为了广泛听取臣民的意见,防止政令、军令的失误,尧舜时先后设置了“进善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等,让臣民自由地发表意见,由纳言等史官专门负责从民众中收集意见,汇报给部落首领,以备考查。史官担负的此项任务,是后世秘书工作中社会调查和信访工作的源头。
《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明在尧舜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已知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并设有专门装置(进善旌、敢谏鼓、诽谤木——华表)和人员来受理这一活动,采纳百姓、下级对政事的建议、评论。这是我国信访工作的源头,而处理信访工作又是秘书工作的一大内容。据《尧典》载,尧帝晚年,问四岳(即部落联盟议事会的至要成员)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四岳回答:“否,德忝帝位。”尧又说:“明明扬侧陋。”尧一再问四岳谁能代替他,四岳推荐舜:“有鳏在下,曰虞舜。”于是尧就采纳和听取了四岳的意见,命“重华(舜)协于帝”。三年之后,“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史称此举为“禅让”。
这一时期与秘书工作有关的内容大体上有:
(1)进善旌。很多古籍中都曾提到,尧在位时,曾在庭前竖立一面旗帜,号召部落民众提出对政事的建议与评论。一时之间,立于旗下进善言者甚众。
(2)华表木。关于华表木的起因与形式,古籍中说法多有出入。据唐人崔豹的《古今注》中说,尧帝晚期,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帝与参加部落联盟会议的长老们产生了矛盾,结果长老们的意见占了上风,选择了以孝闻名的舜做了尧帝的接班人。尧帝仍不放心,便采取一些办法试探舜:“乃使之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舜在各种工作中均能恪尽职守,胜任有余,上天也很垂爱他,尧帝放心了。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人的想法不同而感到内疚。于是,他便命大臣程雅(一说是舜)在交叉路口竖立一块大木牌子。程雅问:“设诽谤木何也?”尧帝道:“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华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后世君王学尧帝,均在宫廷外立华表,以示贤明。华表木与进善旌一样,都是首领表达意志的一种工具,或者是处于首领与部众之间的一种媒介。
(3)敢谏之鼓。传说尧帝禅让天子之位给舜之后,舜果然十分贤明,但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天都到进善旌下、华表木前去倾听或阅读部落民众的意见,使自己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保证自己的工作不致失误。但是,由于事务日繁,他无法每天坚持这样做,于是又命人在庭前设置一面“敢谏之鼓”。凡民众要反映情况,建言陈事,只需击几下鼓,舜就马上出来接见他们,听取意见。这大约是后世击鼓鸣冤的由来。
(4)纳言。传说舜在位时,对尧帝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些改进,设立九官以治理天下。这九官是司空(百官之首)禹、后稷(主管农业)弃、司徒(主管宗教)契、士(主管刑法)皋陶、共工(主管工匠)垂、虞(主管山川)益、秩宗(主管礼仪)伯夷、典乐(主管音乐)后夔、纳言龙。关于纳言一职,《尚书·尧典》中说得最为详细:“帝(舜)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解释“纳言”时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上命宣于下,纳下言宣于上。”龙作为纳言官,舜帝要求他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是需要,都必须认真传达他的命令,忠实地汇报民情,不让那些说坏话、做坏事的人胡作非为。可见纳言是典型的上传下达的秘书官职。
(5)典、谟。《尚书》中有《尧典》和《皋陶谟》两篇文章,是尧、舜言行的记载。它们虽然是战国时人所作,但作者当时应有所据,我们可以把典与谟作为文书名称(文种)的萌芽来看待。
由此可知,唐尧、虞舜时代,除了黄帝时出现的史官以外,还产生了新的秘书官职——纳言,并出现了典(部落联盟首领的言行记录)、谟(下属对部落联盟首领陈述事项的言论记录)这样早期的公务文书,同时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的广泛辅助管理制度。
第三节夏朝的秘书工作
公元前2070年建立的夏朝,作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由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机构不断健全,职官制度也逐渐产生并日趋完善起来。夏商周一代,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和官制设置,逐步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制度。
夏朝初期,一切机构组织、典章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秘书工作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它是融合于其他一些机构之中的,例如史官、秩宗等,有一些属于今天秘书工作的范畴。秘书工作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于是,奴隶社会国家的秘书工作便随之产生了,这种奴隶制国家秘书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均有设立,它的主要职能是侍从统治者左右,参与政务、管理事务,起着重要的助手作用。
一、夏朝的国家机构
随着世袭制的出现,世袭的夏王无疑成为了最高统治者。他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统治着日趋庞大的已具有国家特征的夏部落。在社会分工日益扩大、奴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设立新的管理机关以增强部落的统治职能,就成为必要。据传说,夏启建国以后,继承夏禹铸九鼎、分天下为九州的传统,并分官以设治。
夏王以下有六卿分掌各方事务,称“六事之人”,另有牧正、正、车正等为其服务。值得指出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的官职事实上只是部落国家中各种事务的管理者,与后世的官员、领导似有不同,大体上只是一种事务性人员,也就是与秘书近似的人员。他们构成了具有部落特征的国家机构的主体。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夏朝设立了贡赋制。《汉书食货志》中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国所生,远近赋入贡。”《孟子滕文公》说得更具体:“夏后氏五十而贡”。同时,夏朝还修建了城郭沟池,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甚至开始利用原始宗教来建设王朝的意识形态了。因此,夏朝的国家机构大体有了一个雏形。
二、夏朝的文字与文书
夏朝已有了自己的文字,似无可疑。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文,就其形体结构而论,已较大汶口陶文前进了一大步,已经是真正的文字。虽然还不能完全断定这就是夏朝的文字,但从稍后殷商甲骨文的成熟程度来推断,夏有文字应是不错的。
从一些古籍上的记载来分析,夏朝不仅有了文字,还开始利用文字制作文书。唐代张怀瓘《书断》中断言:“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所谓“大道衰”“利害萌”的时代正是夏朝。在这个私有制已经合理化的时代,统治者为了指挥政事、发号施令,文书也就应运而生了。《尚书》中就收有夏朝公文数篇。这实际上是公文的滥觞。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夏朝遗传下来的主要是讨伐敌人的战斗动员令,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他文书形式的存在。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是小国,留传下来的文献太少,所以孔子没办法为其修史,而夏礼他能“言之”,说明孔子是见到了一些描述夏朝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夏朝文献的。《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无疑,这些文献中包括,甚至主要包括官方的文书档案。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夏朝的文书仅仅是收录在《尚书》中有限的几篇,如《甘誓》《胤征》《禹贡》《汤誓》。其中,《禹贡》可能是战国时利用一些古代材料而编造的,已非原文。它以大禹治水为线索,描述大禹平定洪水,并按山水的自然形势,划定九州、规定各州的田赋与贡品的过程。《甘誓》是夏朝开国者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动员令。《史记·夏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胤征》也是一篇战争动员令。启之子仲康在位时,掌管天时历象的官员羲和沉湎于酒乐,荒怠职守,仲康命胤侯领兵讨伐,行前作《胤征》。《汤誓》是商汤伐夏桀时发布的檄文。《史记·殷本纪》说:“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伐昆吾。遂伐桀。”《汤誓》即作于此时,从内容上分析,“誓”作为一种公文名称,已经比较规范。
秋官《周礼》中说:“一曰誓,用之于军旅。”这种用之于军旅的公文,叙述方式与格式基本相同,都是先谴责敌方违逆天道,罪恶深重,己方不得已而秉承天意民心予以剿灭,最后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用命者赏,违命或贪生怕死者严惩。其文辞简约,中心突出,干脆有力,极富气势与鼓动性,基本奠定了此类公文的基本形制。
三、夏朝的秘书人员
夏朝以前出现了“官”的概念。那时的氏族和部落,也有自己的首领,称为“后”“伯”“大人”“火师”“历正”等,这些人都是社会公仆,与建立国家以后的官有本质的不同。这里所说官制的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中官吏的名称,设官制度,职权范围和品秩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夏小正》记载夏朝官制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有一百二十人,其总数几倍于唐虞之时。重要官职有:后稷、司徒、司马、司寇、司空、太史令、秩宗等。其中秩宗和太史令属于秘书官职。太史令是辅佐夏王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其下还有左史、右史、遒人等从官。夏启立国后,设“六卿”(六事之人)分掌国家事务。这“六卿”散居各地,据《周礼》说是每乡一卿,和平年代管理各地方政权事务,一旦发生战争则率领本乡12 000人随夏王出征。在夏王身边,则有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员为其服务。这些官员大都是纯事务性质,与秘书近似,而夏王身边仍以史官为主要辅助人员。
夏朝的史官与传说中的史官一样具有世俗与宗教的二重色彩。范文澜根据城子崖遗址中出土的16块带有钻痕的卜骨推断:“当时可能有一种叫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中国通史: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5.这种“巫”就是史官,或称“巫史”。他一方面通过占卜与祭祀充当神人之际的媒介,另一方面则以文字工作充当夏王的辅佐。据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尚书概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即是“夏朝作史者所追记”,说明夏朝史官有记录历史、传播历史的职责。又据《吕氏春秋》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图法为进谏文书,夏桀荒淫无度,凿池为夜宫,男女杂处,一旬不朝,终古执其图法泣谏,不听,遂出奔商。这一记载说明夏朝史官有制作、收藏和保管国家典志与档案(图法)的职责,并有利用这些典志与档案劝谏帝王的职责。
夏朝史官的职责很宽,但主要是后世的秘书官与谏官的职责。它的出现,开始奠定了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左右史之官,沿袭远古做法,《世本》记录“夏商之时分史左右,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时左右史还负责国家重大活动史实的记载,掌管机要史料;遒人承掌王命之传达发布;秩宗及其所属巫史人员,是国王和鬼神的媒介,主管祭祀神鬼活动事项,行使秘书职权,权力颇大。
秘书工作的核心是秘书工作人员,夏朝中央和地方所设官职中均有秘书工作人员。夏王朝设立的百揆、纳言、巫祝、秩宗、遒人等皆为秘书人员,太史令之职为夏后期设置,是辅佐夏王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直接对夏王负责,传授旨意、策命诸侯卿大夫,总领官职之责,设此官职大致在夏的中后期。
百揆。尧舜时所设,其职责是统领各官属,协助部落联盟首长处理日常事务,可以被认为相当于后来宰相或联盟秘书长的角色。
秩宗。司典宗教礼仪。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大自然未可知的阴影之下生活,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十分频繁重要,秩宗在此项活动中处于一个组织者的地位。
纳言。是部落联盟首长的喉舌,负责传达首长之命,听取群众的反映并如实向首长汇报。龙担任此职时,舜就对其提出明确的要求:“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做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意思是说位居纳言者必须早晚跟随,忠诚老实,代首长发布命令并汇报下面的意见。可见纳言是原始社会重要的秘书官员。
巫祝。这是对原始社会神职人员的统称。在原始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水旱火灾、天气变异都不能理解,更无力控制。崇拜鬼神,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神力是通常的心态。因此巫祝便成为人的祈祷者和神的代言人,并由他们以占卜祭祀活动的各种表象判断吉凶,决定取舍。因为巫祝在公务活动中也担负着传达鬼神旨意的媒介活动,可以被认为担负一定的秘书工作任务。有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部落联盟。
遒人。遒人承掌王命的传达发布,是巡方的史官,由酋、巫转职而为,古代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的使臣。舜禹以来,史宦中有“遒人”,相袭其业,一贯“言志”。《夏书·胤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相关遒人采歌播诗。
第四节商朝的秘书工作
约在公元前1600年,汤灭夏,建立商朝,定都亳。商汤立国后,吸取夏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朝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商是中国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从汤到纣凡十七代三十五王。商朝的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奴隶制国家。商朝的秘书工作有长足的进步。
一、商朝的史官
商朝建立了机构庞大的中央政府,政府中设有各负其责的各种官员,官职名称多达40余种,官位240人,较夏朝增加了一倍。这些官职大约可分为四类:政务官、武官、史官和事务官。其中的史官主要从事秘书工作。
商朝末年出现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太史寮。太史寮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秘书机构。太史寮的长官为太史。其下有分工各异的左史、右史、小史等,各负责一方面的秘书工作。太史寮主要负责对各级史官和政府的政务工作进行协调,掌管商王发布的命令和对各级官吏及封国外服官的册命,组织国家重大的祭祀和庆典活动,并对商王言行、国之大事、天象变异进行记载。这是最早的专门化的国家秘书机构。初创的太史寮结构十分简单,其功能只是原来各类史官分工的简单相加。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秘书机构,其意义与影响是深远的。
商朝史官中除太史外,还有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等名目繁多而又分工明确的史官(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106页)。大致有负责占(贞)卜的史官、负责祭祀的史官、负责制作保管册命的史官和负责记事的史官四大类:
第一类贞卜史官。贞卜史官负责占卜事宜,解释卜兆,刻写卜辞,现存殷商甲骨卜辞多出自他们之手。殷人尊神,凡重大行动均要占卜,请示神灵,负责解释神灵旨意的占卜史官官衔不高,却对商王和其他统治者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类祭祀史官。祭祀史官主要掌管商王朝祭神和祭祖的典礼事务。商王室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规模相当大,要有条不紊地组织好祭祀典礼,必须有统一的组织指挥者,祭祀史官就是负责祭坛的布置、程序的安排、人选的拟定、位次的排列等事务。他们的工作有点类似现代的会务工作。
第三类作册史官。作册史官有尹、乍册等名目,职掌祭祀时奉商王册命以告神灵,商朝后期专门负责制作和保管重要册命(公文),其性质相当于商王的文字秘书和机要秘书。
第四类记事史官。记事史官的主要职掌是记录商王言行和宫廷大事、保管档案典籍、观察天象、记录历法等。
在以上四类史官中,贞卜史官和祭祀史官处理人(统治者)与神灵和先祖之间关系的事务;作册史官和记事史官处理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关系的事务。从工作性质上看,作册史官和记事史官职掌的事务更近似于今天的秘书工作。
商朝史官的社会地位十分显赫,神职史官通过阐释天意来参与国家政治的管理,人事史官则通过掌管“官书”来参与政治生活。由于商朝文化以神为本,统治者对神灵和祖先顶礼膜拜,因此神职史官的地位又高于人事史官。商朝史官不仅能对国家政治施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是当时官办贵族学校的主管者。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其活动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史官,商朝还有下列秘书人员:
宰:或称彖,是王室事务的总管,相当于王室的秘书长,负责王室的生活供应、勤务警卫等一系列工作。武丁即位之后,在没有委任主管政事的辅佐官员之前,曾以彖宰管理国政,可见宰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臣:是商王及王室成员的仆役,负责商王及王室成员的饮食起居,相当于王室的生活秘书。
小臣:是商王的近侍,与商王的关系极为密切,经常追随商王左右,参与祭祀、征伐、田猎等项事务,有时传达王命,有时还受商王委派管理某项专门事务。
服:为商王管理车马的内侍。
此外,还有负责管理猎区犬的兽正,以及管理放牧的牧正,管理粮仓的啬或廪人等。总之都是围绕在商王和王室周围受其驱使,为其服务的类似秘书的官员。
二、商朝文书
我们目前能直接看到的文书出现在商朝,商朝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开始,我们可以确知商朝是“有条理的文书”以及商朝文书运作的基本情形。商朝以契刻甲骨为主要书写方式,但不排除其他书写方式的存在,既有契刻甲骨的方式,也有墨书简牍的方式。甲骨文书、钟鼎文书和简牍文书除了书写方式的不同之外,内容上也各有所侧重。甲骨通鬼神,钟鼎通祖先,而简牍则通现世人事。
(一)甲骨文书
甲骨文书最常见的名称是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清朝光绪年间,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便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有2 500多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朝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朝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
一篇完整的甲骨文书由四部分组成:
叙辞(或称述辞、前辞),首先记叙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
命辞,即向龟、甲陈述要贞问的具体事情;
占辞,即对经过钻、凿、灼之后龟甲上显示出兆痕的预测;
验辞,即根据预测结果记录的应验事实。
(二)钟鼎文书
“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朝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商朝的统治者为了炫耀武力、歌功颂德,使其所谓的功绩和威名代代传扬,通常将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商王及其功臣的成就业绩,以官文书的形式镂于青铜器皿之上,后人称之为钟鼎文或铭文、彝文、金文。据考察,商朝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这些青铜铭文由于制作工艺十分繁杂,体积重量也很庞大。因此文字都很简略,多者几百字,少则数十字。但这些文书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因此十分珍贵。
(三)简牍文书
简牍是奴隶社会秘书工作凭依的物质手段,也是中国远古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简与牍是两种不同的文书形式。
简是用毛竹制成。其方法是:取用合适的毛竹,裁断劈条,经过烘干(称杀青)后称作签。每一竹签上所写字数不等,少则八字,多则三十字,一般在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之间,一篇公文一般需数板竹签,刻字以后的签称之为简。将写好字的简用色丝绳或熟皮带连接起来为“策”(通册),古人则称策为篇。牍是用木板制成的公文书写材料。其制作方法大体是:选取合适的树木,按一定规格裁成段,每段锯成薄厚均匀的木板,经刮削使其平坦光滑,称做版(通板),书刻文字于其上称为牍。牍的尺寸通常为一尺见方,长方形状。牍通常仅限于书写短文,每篇在一百字以内,每版为独立一篇,也常用来绘图、制表。简牍因以竹木为材料,较易成就,但也容易腐烂、破败。因此,考古发现的简牍一般时代较晚。
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简牍文书最早是战国时期的,以秦汉为最多,至今尚无商朝简牍文书的实物发现,但根据当时文书发展状况和《尚书》等一批史籍中关于文书的一些记载来看,商朝应当已经有简牍文书。因为从简牍文书的制作工艺来看,它远比甲骨文和钟鼎文简单,而且用于制作简牍文书的材料,竹板、木板较兽骨、龟甲更为广泛,加工更为便捷。《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用绳子连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公文书卷,说明在商朝已有简牍文书的存在。《墨子·贵义》中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根据墨子的说法,周公读《书》是为了了解商朝的历史、民情和典章制度,以便以仁爱之心制订出安置殷商遗民的措施。同时,周公读《书》更是为了借鉴商朝的经验,吸取商亡的教训,为新生的周朝确定长治久安之策。毫无疑问,周公所读之《书》当是商朝的“典册”。而这些“典册”当是商朝简牍文书的汇编。
三、商朝档案
后世史籍在提到商朝史料的情况时分析,商朝保存下来了一些简牍档案。不少史家提到周武王灭商后,曾拜访过商王室的贵族箕子,并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道理。箕子感其恩义,把《洪范》呈送给武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不少学者认定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是战国时的档案,作者有原始材料作依据。《洪范》是大禹平定洪水之后,受“河图洛书”的启发,向舜帝陈述的“天道”(洪范九畴),箕子据此增益成篇。箕子著《洪范》大致可信。箕子呈送给周武王的《洪范》大致可以视为商朝的简牍档案。商纣王牧野战败,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史籍上记载他命人将美玉珍宝搬来一起焚毁,虽未言及典籍档案,但现在看来,攻入朝歌的周军在得到许多财富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档案。周初,周公读《书》百篇,并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以及周武王受“丹书”之戒,都证明商朝有简牍档案保存下来。
随着甲骨文书的大量出土,使人们了解商朝甲骨档案的状况有了可能。我们已经知道,甲骨文书记录了以商王为中心的各种活动、世系、祭祀谱系、贵族谱系、官制、天象、干支等。毫无疑问,这些直接关系到王朝利益的文书,既记录了历史,又具有查考、参照的价值。因此,当它们被制作并使用之后,商王有必要命人将其收藏起来,以便日后查考利用,从而形成了档案。从甲骨文书的出土、发掘情况来看,商朝已有了比较自觉的档案行为。
第五节西周的秘书工作
商朝的后期,政治十分腐败,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纣王当政,刚愎自用、荒淫无道、横行暴虐,使得朝中众叛亲离,人民怨声载道。同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大量的俘虏和奴隶被惨无人道地用于人殉或人牲,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发动了对商王朝的进攻。在决定两军生死存亡的牧野之战中,已对商纣王的统治恨之入骨的徒卒兵士纷纷倒戈,纣王在内外夹攻下自焚身亡。维持了大约4个世纪之久的商王朝灭亡了。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为了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他把得到的广大土地和俘虏,分给兄弟、亲戚和功劳卓著的臣僚们,封他们为各地诸侯,让他们分区进行管理统治,辅冀王室,达到“以蕃屏周”的政治目的。周朝的分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得到分封最多的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是跟随周王南征北战,立有汗马功劳的功臣。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举五十三人”。
分封的具体办法是:周王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分封给王室子弟或功臣,建立诸侯国。诸侯国的首长称国君。国君将土地连同人口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其首长称大夫。大夫再依次分封给自己的子弟称之为士。周王自称天子,所有受封的诸侯国都要定期向周王进贡,并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调集军队,征发民徭。从名义上来讲全国的土地和人口都归周天子所有,这就是《大盂鼎》铭文中说的“受民受疆土”和《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西周的官职
西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要比商朝复杂和完善。《周礼》提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置官目的而记载了周代王朝的“六官”制度:
(1)“天官冢宰”,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这些官称为“治官”。“治官之属”包括有“大宰卿”1人,“小宰”中大夫2人,“宰夫”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太宰”的职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其六典是: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抚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诰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可见“天官冢宰”不仅是六官之首,而且总揽六典之政。
(2)“地官司徒”,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抚邦国。”这些官称为“教官”。“教官之属”有“大司徒”卿1人,“小司徒”中大夫2人,“乡师”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徒”之职是执掌建邦土地的版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小司徒”之职是执掌建邦的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3)“春官宗伯”,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这些官称为“礼官”。“礼官”之属有“大宗伯”卿1人,“小宗伯”中大夫2人,“肆师”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宗伯”之职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小宗伯”之职是“掌建国之神位”。
(4)“夏官司马”,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这些官称为“政官”。政官之属有“大司马”卿1人,“小司马”中大夫2人,“军司马”下大夫4人,“舆司马”上士8人,“行司马”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马”之职是“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
(5)“秋官司寇”,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禁”,这些官称为“刑官”。“刑官之属”有“大司寇”卿1人,“小司寇”中大夫2人,“士师”下大夫4人,“乡士”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寇”之职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诰四方。”
(6)“冬官司空”:现在看到的《周礼》已散失“司空”篇。
《周礼》六官,排列整齐,制度严密,超过以后汉魏之制,所以不少人怀疑其中或有后人托古改制的成分,因此不能作为西周官制的可靠依据。郭沫若的《周官质疑》《金文丛考》对这个问题均有精到的论述。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没有一些实际施政的基本经验,也难以完全凭空想出一套周密的组织系统。因此,把《周礼》“六官”之制加以简单摘引,作为了解西周官制的参考。
西周的官制因袭于商而有所发展,其管理机构更加庞大。它的官职系统虽然基本保持了内服官和外服官两大系统,但在内服官中产生了类似后世丞相的中枢官师和保。
在西周的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专扬于国”的特权,而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周天子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诸侯的争执,都诉之于周天子。《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献簋》云:“受天子休”,都说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治的组织,《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寮、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百寮”“庶尹”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吏。以天子为首的中央政府,是西周最高权力机关。他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的地方政府。这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为天子的“外服”。侯、男、邦就是地方诸侯。
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极为庞大,官吏的名称极为复杂,《尚书·立政》记载的官名有: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
这些官称,若从其职司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王室外廷政务官——任人、准夫、牧、司徒(土)、司马、司空(工)。
任人,就是“常任”。执掌王廷政务。准夫,就是准人,准为公平之意,执掌司法。牧,就是“常伯”。作三事,与《诗经·雨无正》的“三事大夫”,金文《盠方彝》中的“叁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的职司相当。司徒即司土。从金文记载看,司徒不仅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而且有时还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主军事,还可参加周王册命典礼。司空即司工,管理工事。
二是王室外廷事务官——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大都,是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们采邑的官吏。小伯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在外廷管理政事。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这些官员对宫室内廷的“宫内官”而言,又可称为“府中官”。
三是王室内廷事务官——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
这些官员都是负责宫廷保卫和宫中事务的宫内官。虎贲是武职官,负责保卫周王的安全,缀衣掌管周王的衣冠服饰,其职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尚衣”。趣马掌管王室的车舆马匹。小尹就是总管小臣。左右携仆管理周王日常所用的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王室内廷的各种事务。庶府管理王室内廷物资贮藏仓库。这些都是周王的侍从或近臣。除此以外,在金文中还出现“虎臣”“服”“走马”“小臣”“膳夫”等,这些也都是与周王关系密切的官员,其职司与“宫内官”基本相同。
以上这些官由师、保或宰、太宰总领而隶属于周天子。换句话说,师、保、宰、太宰就是百寮的首领,地位较高。周公的儿子伯禽就曾做过周王的师、保。《令彝》记载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这就是说,叫他管理王朝“三事大夫”和四方诸侯,并统领王廷“百官”。周初,武王继位后,曾任命姜尚为“师”,号称“师尚父”,在灭商及灭商以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师尚父出谋划策的。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为首封”,成为东方齐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那时,由于成王年幼,应付不了周初“天下未集”的复杂局面,所以周公旦曾“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直到7年后,成王长大,周公才还政于成王。在此期间,周公、召公曾奉命东征,平定了管、蔡、武庚等的叛乱,抓获了叛乱的东方五国首领,为巩固西周王室立下了丰功伟绩。此后,在广大的王畿地区:“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此可见,师、保在西周拥有很大的权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可见师、保这类官和商朝的“尹”职能相当,又说“周公为太宰”。宰这种官在商朝就已出现,本为王室内廷的治事官。“太宰”是王室内廷治事官的首领,实际上就是王家的大总管。它的职司与后世的“相”职相同。后世“宰相”这个官称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周王左右设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其职责是统领百官,管理王朝行政事务和四方诸侯。如姜尚曾为武王师,号称“师尚父”,在灭商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成王时周公旦为师,因周成王年幼曾摄政7年,威望播于海内,有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三公之下设立了执掌具体行政事务的官署,称卿事寮,卿事寮包括六大官员,亦称六卿。它们分别是:掌管农业之事的司徒;指挥军队处理军政的司马;负责城池宫室及其他土木建筑的司空(也称司工);掌管刑罚狱政的司寇等官员。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于秘书的史官以及西周天子及王室的服务人员。
西周的地方机构分为国、邑两级制,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邑。各诸侯的官制略同于西周王朝,不过规模小得多。诸侯国内执掌军政大事的官员叫卿或称正卿、政卿,司徒、司马、司空、行人、太史这些官职诸侯国也有。大夫封邑的机构就更为简单,一般由家臣进行管理,大夫的家务总管称之为宰。另外还有一些分掌其他具体事务的家臣如马正、工师、祝宗等。
据史书记载,周代不仅国王设有史官,而且所有官署和各诸侯国皆设有史官,据粗略统计,仅王室和中央各机构的史官就有千人以上。
二、西周的中央秘书机构和秘书工作
周代的国家机构有所发展,中央政府形成以卿为首的政务部门“卿事寮”和以太史为首的事务部门“太史寮”两者并列的局面。卿事寮的长官包括司马,司空,司土(三右),与太史寮的太祝,太卜,太史(三左)合成“六大”,负责各种政治和行政事务。
卿事寮掌王国之政事,其长官称“卿事”,又作“卿士”或“卿史”。卿士有左、右之分。官职有司徒,又称司土,主要负责管理王室土地和农业生产,有时也参与军队管理;司空又称司工,主要负责王室的工程事务,如道路桥梁宫室建设,有时也承担刑罚事务;司马,最高军事官员,负责军队管理和军事谋划。以上三司,是卿事寮的主体。此外,还有管刑罚民事以及宫禁的官吏,以及直接率领军队的将领师与虎臣等。
太史寮是为王室服务的秘书处,其长官太史是周天子的秘书长。太史主要职掌是侍从天子左右以备咨询,并直接参与政事、记载重要政事活动、起草文告。《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文、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上古时代“太”与“大”通,而多写作“大”。周代的六卿,经常在周王左右,协助周王处理国家政务,所以青铜器铭文里简称为“三左三右”。“三左”,即大史、大祝、大卜;“三右”,即大宰、大宗、大士。“三左”的大史,掌管起草文书,是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实,保管国家典籍,同时也负责天文、历法和祭祀。其他五卿也都掌管与其职务有关的文书与档案。“三左”的大史之下又设有左史、右史。《礼记·玉藻》中记载左史、右史的职务:“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就是说天子每天的行动由左史记载,言语由右史记载。这就是西周王朝中央的秘书机构。  
西周史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人事史官地位明显提高。西周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礼的作用大于神鬼,“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好坏,而不在鬼神的威灵”范文澜.中国通史: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8.。《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样,整个社会就由尊神文化时期转变为尊礼文化时期,占卜祭神活动减少,神职史官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对统治者的影响减弱,其地位明显下降。而人事史官则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在地位上,都明显地超过了神职史官。据《周礼·天官·宰夫》:“……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草文书也。”这实际上将占卜、祭神一类事务排除出史官的职责范围,明确了秘书人员以文书档案工作为主要职责,从而对我国秘书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
其二,史官分工趋向精细明确。西周时期,由于已经出现了太史寮这样成型的秘书机构,同一机构中的不同层次和名目的史官分工也就越来越细了。根据《周礼·春官》记载,仅太史寮中就有“五史”,其职掌分别是:“太史掌邦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使乎四方。”可见其分工非常明确。在周天子的王宫内,还配置了专门记录国王言行的左、右史,专门保管天子印信的典瑞和掌节,以及专门为王后掌管礼仪和文书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秘书女史等。史官的明确分工符合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是秘书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秘书工作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西周的官职较之夏商有了较大的增加,并有了进一步分工,所谓六太、五官、六府之官,其中不少就是专掌或兼掌秘书工作的人员。如六太之太史,是商王的助手,如同后朝之宰相或丞相,总理庶政和秘书机务;太史负责起草商王命令,发布文告;太宗专管宗庙祭祀具体事宜;太祝主持礼仪会务;太卜掌管占卜;太上承办敬神事务。
太史负责建邦之法典、管理文书档案、图书,操持周王室机要。每年春耕、除草、秋收的关键时节,太史都提前把节令通知主管农事之官员。国家的重要活动,如祭祀、战争、太子即位等,太史都要参加,祝辞、誓辞、王命等都由太史起草并宣读。天子遇有重要国事都向太史请教。西周初年的太史尹伕,与周公、召公、太公并称四圣,可见太史地位崇高。
太史的职位是世代相袭的,太史的同僚和属吏很多,主要有:
太宗:又称上宗、宗伯、太祝、宗祝,掌王族的祭祀活动。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在周初曾任中央政府的太祝,即太宗。
太卜:掌管占卜吉凶。西周时期神权统治比商朝弱化,国家事务多由王及三公决定,但一些大事如武王病危、营建洛邑等还须通过占卜向神请示,太卜即司其职。
司商:掌授受氏姓。西周贵族才有姓氏,氏是姓的分支,表示一个独立的小宗,有以封地为氏,有以官职为氏,在宗法和分封制度之下,姓氏的封授事关重大,因此须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国语·周语》上说:“司商协民姓”。
内史:亦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等,是掌管策命卿大夫的官员。西周王室的册命制度是封授和选官的重要方式。西周实行宗法分制封和世袭制,册命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作册内史的地位很高,以后甚至受封中大夫,位在太史之上。
小史:是太史的副手,如太史不在之时,可以代行太史之职,主要掌管邦国之志和贵族的家谱。
御史:亦称中史、中御史、柱下史,据说常立于朝堂殿柱之下,接收四方邦国之文书并负有保管档案、典籍的责任,是较低级的秘书官员。
眚史:掌管检察军士过失,属于巫一类。周厉王用了卫巫监视诽谤他的人,其作用与眚史相同。
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志主要是王畿之外诸侯国内部的世系家谱,这是西周王室册命制度的重要依据,决定由谁来受封,由谁承袭何种官职或何方土地,相当于今天的人事档案。外史还兼有整理、改进、推行文字的责任。
太史寮的官员各有不同的等级和分工,就其整体功能而言,主要是协助周王和中央政府处理日常政务,它所发挥的参谋咨询、上传下达、综合协调、起草文告、协理大典礼仪等方面的职能,说明它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中央秘书机构。
西周的中央秘书官员,除太史寮之属吏外,还有如下官职:
大行人:掌管天子与诸侯之间相觐、聘问等事务的官员,根据所负责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受王命出使的称为行人,也称“行理”或“行李”;在边境迎候宾客的人叫候人;掌管关隘的叫“关人”;负责语言翻译的叫“舌人”。
相:这是在有关的礼仪场合临时设置的秘书官员,辅佐天子掌管礼仪,因此虽属临时设置,地位亦很重要。《诗·周颂》:“相维群公”。朱熹注:“相,助祭也。”《逸周书王令解》:“相者,太史鱼大行人皆朝服有繁”,注:“鱼,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赞相宾客礼仪也。”
司会:负责各诸侯国及王畿人口、土地等各种统计数据、资料及各类书契。
司盟:掌周朝天子与各诸侯间的会晤、盟约等事项。
此外还有司书、职金、象胥等分别负责某一方面秘书事务的官员。
三、王室秘书机构及人员
围绕在周天子左右,还有直接为周天子及王室服务的王室秘书机构,其主要设置及人员如下:
宰:是王室的事务总管,也是周天子重要的内侍之臣,根据王或王后的命令处理王室内部的事务,管理王室内部的近侍、杂役、宿卫等各类秘书人员,有的也受周王委托处理某些具体的政治事务。周初周公旦曾兼管王室事务而称为冢宰或太宰。
膳夫:掌管王室的膳食,因为膳夫经常与王在一起,因此有时直接派遣膳夫出宫传达天子命令。
左史、右史:陪侍在王的左右,专掌记录天子言行。西周时,记录天子的言行已有一定的规则,称为“书法”。史所记的资料秘藏于王宫之内,供后代史官作为撰写史书的依据。
内小臣:是周天子的私人秘书,专管周天子及王后的私令,办理周天子交待的大量私人事务。
承:侍立于天子之侧,为天子提示遗忘之事,回答天子提问的秘书官员。
女史:系有文化知识的女性,主要负责有关王后礼仪的典籍收藏,根据王后的命令承办部分事务,并掌管文件的书写、呈阅和收发。这是中国女性参与秘书工作的最早记载,女史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秘书。
师氏:或单称师,掌教王子武艺并负责王宫的警卫,有时受天子指派领兵出征或守戍边关。
太仆:主管周天子平时所乘之车,经常陪同天子出行,也经常代天子传达命令,接受臣下的奏请。
寺人:又称苍伯,即宦者,掌管后宫的事务。
此外,还有御、门尹、趣马、九御、火师、水师、大酉等生活秘书,主要是为天子或王室服务的人员。
四、地方政府的秘书机构
西周王朝实行国野制,国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野则是分封给诸侯的广大领土。西周的地方政府,主要是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和诸侯国内由大夫统辖的邑。西周地方政府的组织,曾有“五服”“五等”的说法。所谓“五服”,就是依据诸侯封地的远近,分封为甸,侯,宾,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国。《荀子·正论篇》说:“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诸侯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以周王室为蓝本而有所损减。诸侯国的秘书机构为太史,但太史没有如周天子的太史那样有官署、有僚属,他只是一个负责秘书工作的官员,其下也可能有协助其办事的掾吏。但诸侯国内除太史之外,没有御史、内史之设。诸侯国的天象历法、文化教育、历史记录、公文撰拟、参谋顾问都由太史完成。此外,诸侯国的国君也有类似周王室的私人秘书系统,围绕在国君周围,代国君宣布诏令,为国君的政务活动和生活服务。
以大夫为长官的邑的秘书工作一般由大夫的家臣担任,由于邑的封地和人口较少,对外要直接受到国君的控制,较少独立性,其主要的职能是组织公田的耕种,向诸侯国国君上解贡品,征发兵士,行政管理事务较为简单。因为被称为宰的家臣往往既是邑内政务的管理者,又兼有政府秘书长和大夫私室总管的角色,其下有一些称之为马正、工师、祝宗的小官员协助其工作。
五、西周的秘书工作制度
(一)正副本制度
文书的正副本制度创始于西周。那时王命文书及各种专用文书都设有正、副本,有些重要的文书甚至有几份副本。这在《周礼·春官·内史》《周礼·秋官·大司寇》《礼记·内则》等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周礼·春官·内史》记载:王命文书宣读颁行之后,正本交于受命者,副本则由内史收藏于王室,以各查考。《周礼·秋宫·大司寇》也记载:“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意思是说,凡是天子与诸侯订立盟约时,大司寇要到场察看起草盟书,并把盟书交给天府登记收藏。大史、内史、司会和六官都收下盟书的副本并保存起来。
(二)代王宣命制度
代王宣命制度,就是由内臣、文官代替天子传达旨意。这在《尚书》《周礼》《仪礼》以及金文中都有记载。《尚书·洛浩》中记载:“王命作册逸视册,惟告周公其后。”意思是说,成王命令作册官名逸宣读册文,报告文王、武王,周公将继续住在洛邑。《周礼·天官·内竖》中记载:内竖的职责是掌理传达周王下达于内宫或卿大夫关于小事的命令。
(三)调查、报告制度
西周建国前的古公亶父、季历、姬昌、文王时期,就注重“采风观政”的社会调查,到了武王、戊王,鉴于商朝灭亡的教训,对采风观政、了解民情、竿握民心、甚为重视,认为是治国之要。《尚书》《周礼》《礼湖》等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尚书·无逸》中记载了周公还政成王后,怕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不注重社会调查,以商朝兴盛与灭亡等史实,告诫成王:做官不可贪图享乐,要了解耕种收获之艰难,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周礼·地官·乡师》中记载:乡师每年四季巡行国都及城外六乡四郊,救济万民的艰难困苦,以周王的名义施给人民恩惠。每年年终,考核六乡的治绩,呈报给周王和家宰,有功的赏之,有过的则废之。
(四)用印制度
用印制度也起始于西周。不过那时不称印,而称为玺,用上玺作为凭证的称为玺节。玺节在西周已作为权力的标志,作为货物通行的凭证。《周礼·地官·司市》中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乡”。意思是说,凡货物运输,要用玺节作为出入通行的凭证。《周礼·地官·掌节》中记载:“贷贿用玺节”。意思是说:货物通行用玺节。汉代蔡邕在《独断》中释空道:“玺者印也”。东汉郑玄在《周札注释》中说:“玺节也,今之印章也。”
(五)秘书选拔制度
西周的秘书选拔制度,主要有国学培养、家族世袭和考察举荐。这些制度散见于一些文献典籍中。
“国学培养”是通过学校教育选拔。西周的学校教育有“国学”“乡学”两种。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称国学,国学分大学、小学。周王的大学称“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泮宫”。“国学培养”,当然不是指专门培养秘书人才的,而是包括秘书人才在内的吏治人才的培养,学习时间为9年。
“家族世袭”,这种制度是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内容就是世世相传,嫡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庶子分封为小宗。也就是说其父原来是史官,其长子就可以继承父位继续做史官。
“考察举荐”,就是通过实地观察和治绩考察发现人才,推举选拔。因为这种制度比“世袭”有生命力,西周统治者就设立专门机构,由其官吏巡视各地考察,分辨查明那些有才能而可以任国事的人,考察乡里的治绩,呈报上级审核选拔。
这五种秘书工作制度,对后世的文书管理、代王宣命、社会调查、报告情况、人才培养与选择,起到良好而深远的影响,为秘书工作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思考与练习
1.古代的“秘书”一词有哪几种含义?
2.简述古籍记载的黄帝时史官的职责。
3.为何说夏朝的“誓”是一种古代公文文体?
4.为何说我国秘书工作形成于殷商?
5.简述西周太史寮的“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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